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广袤富饶的土地，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经济压榨，再加上多次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批东北民众举家入关南迁，并逐渐沦为了难民。这些流亡民众中既包括原东北地区官员及其家属，军官、士兵及其家属，教师和学生，还包括为逃离战祸和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的普通民众。东北流亡民众入关之后先在天津和北平落脚，而后开始沿陇海铁路往陕西方向，或经由平汉线南下，部分有能力的流亡民众则南迁至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此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些流亡民众又进一步向四川、重庆、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迁徙。东北流亡民众在南迁过程中颠沛流离，除部分有亲属可以投靠外，大多民众饥寒交迫，处境十分困难。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东北流亡民众;东北难民

流亡民众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现象，流亡民众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部地区烧杀抢掠，给东北人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灾难。很多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纷纷南下入关，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逐渐在关内形成了东北流亡民众群体。探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东北流亡民众问题，有助于提升中华民主的凝聚力，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团结奋进、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

一、东北流亡民众产生的原因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的残暴统治。1932年2月，溥仪在长春宣布东北独立，并于3月宣布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借助伪满洲国这一“白手套”开始了对东北的残暴统治。为防止民众反抗，日本在东北农村地区推行“保甲”和“连坐”制度，甚至为了方便统治强迫将偏远的村落集中设立集团部落，强制东北民众远离乡土，到制定的区域生活。对于一些与抗日武装有联系的村落，日本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很多无辜的老幼妇孺惨遭杀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面对土地肥沃、物产丰茂、资源丰富的东部土地，大肆鼓吹移民东北，并积极制定相应的移民计划和方案。1932年1月，日本政府批准实施《满蒙移植事业计划书》，开始实施首批以在乡军人为主体的移民计划，并交由日本关东军具体执行。该计划的移民主体为在乡军人，而具体负责执行的则为日本关东军，实行耕战合一的政策，具有浓烈的武力移民色彩。截至1936年7月，日本共向我国东部移民7300余人。为给本国移民腾挪土地，日本对东北地区富饶的土地区域实行“清乡”和“归屯并户”政策，武力驱逐原有村民搬迁，制造“无人地带”，而后日本人再以“无人认领的土地”为由强行占领。仅以哈尔比地区为例，日本人在哈尔滨地区焚毁50多个村庄、房屋6000余间，致使15000余人流离失所，约5000余人被迫搬进集团部落，其余大部人口向关内逃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日本共迫使超过60%的东北农民放弃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共掠夺东北耕地4亿多亩，造成超过500万的中国农民被迫放弃家园和土地，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

日本大肆破坏东北的民族工商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宣布对东北地区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家统制”政策，规定铁路、银行、航空、邮政、矿山、邮政等重要经济命脉只能由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经营。在这一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日本人陆续抢占了东北地区的主要经济命脉，并利用专营特权压榨东北经济，肆意采用“垄断”、“价格战”等方式打压中国商户，使得东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遭受沉重的打击。仍以哈尔滨市为例，1933年哈尔滨市有7600多家民族资本商店，而至1936年，哈尔滨市的民族资本商店减少为4700多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哈尔滨的日本商店则由1933年的347家猛增到1936年的800余家。由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压榨和经济掠夺让东北商户使用处于重压之下，迫使他们和一些原本由河北、山东等地入关经商的商户被迫返回关内并逐渐沦为流亡民众。

自然灾害频发。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外，我国东北地区的民众还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31年1月，大连地区发生地震;同年6月，嫩江流域发生洪水，齐齐哈尔市房屋浸水严重，数千房屋倒塌;7月，辽宁大部地区遭受冰雹灾害，农作物损毁严重;8月丹东地区连日暴雨，导致安东、临江等地被淹，辽宁全省约有20余县遭受洪灾。1932年夏季，东北地区松花江流域连降暴雨，黑龙江、吉林沿江地区均被洪水淹没，村庄被毁，粮食绝收。此次洪涝灾害造成两省数万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在东北实行的残酷殖民统治已经让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大量走投无路的东北民众无奈举家搬迁入关，成为流氓民众，其中很多最终沦为了流亡民众。

二、东北流亡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

东北流亡民众的组成。“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战乱、压迫、自然灾害等原因逃亡到关内的东北流亡民众总数超过50万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首先是原东北地区官员及其家属。东北地区沦陷后，东北很多政府机关沿锦州、葫芦岛向平津地区撤退，原东北地区官员及其家属也随之入关。其次是东北军军官、士兵及其家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很多东北军驻扎在平津地区，很多东北军军官、士兵及其家属大随军安置，生活于平津地区。“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人又大都随军继续内迁。再次为东北地区的教师和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很多教师和学生不甘于做亡国奴，为日伪政权服务，于是入关内迁。最后为躲避战祸，寻求生机的普通民众。为了逃离战祸，也为了远离日本的残暴统治，大批东北普通民众拖家带口向关内迁徙。

东北流亡民众的迁徙路线。从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东北流亡民众主要经由山海关向华北、西北及南方省份迁移。根据《东北四省调查报告底稿》数据，北平地区共有东北流亡民众20万人，天津地区10万人，重庆地区3.5万人，成都地区1.5万人，上海地区1万人，迪化、昆明、贵州、兰州、陕西等地约5000人，此外，还有约10万人散布在中国其他各地。在华北地区沦陷之前，平津地区是东北流亡民众的首选内迁之地，而在华北地区沦陷后，分布在平津地区的流亡民众开始沿陇海鐵路往陕西方向，或经由平汉线南下，部分有能力的流亡民众则南迁至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此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东北流亡民众进一步向四川、重庆、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迁徙。东北流亡民众的内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内区域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关内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随着东北流亡民众数量的激增，流亡民众造成的社会稳定和城市管理问题愈发严重。

东北流亡民众整体生活境况。东北流亡民众入关内迁后，除一些家境殷实，或在关内有亲朋好友可以投靠的外，大多流亡民众扶老携幼，生活无着，处境十分可怜。据《大公报》记载，时值秋冬季节东北流亡民众饥寒交迫：家已破，难以归家;身无技，难以谋生，妇孺老幼均有，情形十分凄惨。《大公报》同时记载，在日本军阀入侵东北后，东北地区秩序遭到破坏，东北各业人民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躲避灾祸，东北民众纷纷逃入关内，但苦于没有谋生的渠道，情形十分可怜。特别是在天寒地冻之时，流亡民众缺衣少粮，且没有栖息之地，十分的悲惨。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也曾提到东北流亡民众的悲惨状况，称其“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流离转徙、惨不忍言”。由此可见，当时东北流亡民众的情形是十分悲惨的，主要是缺少住的场所，食物和衣物也极为短缺。

天津和北平地区东北流亡民众情况。天津市是东北流亡民众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天津市流亡民众的情况也是整体东北流亡民众情况的一个缩影。随着东北流亡民众的涌入，天津市政府不得已在1931年9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东北流亡民众的安置事宜。9月24日，赴天津市的东北流亡民众总数突破两万人，普通客车的车顶都坐满了东北流亡民众。为此，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加开敞车、铁闩车用于运送流亡民众。从1931年9月至11月间，天津市政府和民间商人积极捐款捐物，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东北流亡民众的温饱问题。此外，天津市还在曹家大楼设置流亡民众收容所收容救济东北流亡民众，由于东北流亡民众数量过多，不得不对部分滞留天津的东北流亡民众免费遣送回籍，由此很多东北流亡民众不得不再次启程，再次开始流亡之路。当天津市政府宣告对东北流亡民众的救济活动宣告结束后，仍有很多东北流亡民众依然滞留在天津。

北平也是东北流亡民众主要的流亡地，根据《大公报》的记载，截至1931年9月26日，北平已涌入东北流亡民众达两万余人，不得已，北平市政府在辖区设立了八个临时收容所，用于收容东北流亡民众。据史料记载，这八所收容所分别为冯庸大学收容所，主要用于收容冯庸大学学生;东北大学收容所主要用于收容东北大学逃难的学生，主要困难是生活物资匮乏，学生的生活极为困难;辽宁其他各校学生收容所，主要用于收容沈阳市其他各高校学生，最多时达800余人;辽宁东北军官收容所位于大森里和先农坛，主要用于收容东北军官及其家属，因人数众多且主要由副司令筹备饮食，同样是食不果腹;讲武堂收容所位于大森里，主要用于收容东北讲武堂学生;宪兵收容所位于帅府园，主要用于收容东北难逃的宪兵;商民和流亡民众收容所散布在北平城各处，主要用于收容小商贩和贫民，由市政府筹款，每日仅能保证窝窝头、小米粥等吃食，且居住环境较差，收容所內病患较多，且久久得不到医治，现场惨不忍睹。

三、结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广袤的土地，对我国国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生活。很多民众为寻求有尊严的生活不得不入关南迁，从此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研究东北流亡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能够更好的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也更能够不断激发当代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国际敌对势力依然存在，需要全体国民不断奋进，努力维护和发展好当下的和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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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富崴（1974.9-），女，满族，辽宁沈阳人，中级职称，研究方向：博物馆学与陈列设计、东北地方史。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辽宁  沈阳  11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