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强

摘   要： “甘南民变”从起义到壮大再到失败，仅历时八个月。观其失败原因，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原因。内因，包括革命理论模糊、参与人员成分复杂、军事战略的错误、缺乏优秀的领导者。外因，是国民党军队残酷无情的镇压。通过全面客观的分析，力求对“民变”有更深层的了解。

关键词： 甘南民变   失败原因   统一领导   残酷镇压

1943年初，在甘肃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牧民起义，烽火遍及甘南二十几个县，有汉、回、藏、东乡等多个少数民族参与，人数一度达到十万之多。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在甘肃的黑暗统治，影响深远而巨大，史称“甘南民变”。

起义首先在临洮边家湾爆发，随后蔓延到邻近多个县，各族群众纷纷响应，但起义爆发之后，又在短短七、八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失败了，其中原因令人深思，值得研究和探讨。纵观事件始末，造成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

马福善于1943年1月18日在边家湾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首先提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王仲甲部喊出“抗粮、保命、反贪污政府”的口号，肋巴佛部也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这些口号的提出，对于在初期发动群众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缺乏后续的革命动力。

从这些口号可以看出，他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最关键的一点是“免粮免款”，仅仅停留在生存保障层面，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这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历来农民起义的狭隘性和盲目性，并未提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口号，没有改变社会制度、推翻现有政权的愿望，起义也不是以推翻反动政府为最终目的。

因为没有认清反动政权的腐朽本质，就没有彻底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决心，因为不了解比现有社会更先进、更优越的共产主义社会，缺乏共产主义思想和觉悟，缺乏先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论的指导，没有清晰的革命目标和方向，所以活动具有明显的盲目性特征，在低端诉求方面稍稍得到承诺，就会丧失继续斗争的勇气。起义后期，革命活动受挫，有些参与民变的百姓就向乡镇府签署“具结”，也就是写保证书不再参加活动，同时交付一定的罚金，不再被追究参与暴动的罪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的不坚定性和盲目性。

二、没有制定正确合理的战略方向

这次起兵的目的并不是响应共产党，起义队伍一直以来制定的战略目标，就是向岷县和武都方向进军，以“建立甘南或甘川根据地”为目的，甚至同当时中国各省割据军阀一样，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①。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唯一可以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但这支起义队伍并没有积极联络延安，没有寻求延安的军事支持，虽然有过靠拢延安的意向，但没有实际有效的行动。

各支队伍一路向武都进发，一直把汇合张英杰作为总的战略思想。张英杰拥有一支军阀武装，依靠张英杰的观念始终贯穿起义的始终，反而忽视最初起兵的地方，没有巩固群众基础较好的康乐临洮地区，没有在这些地方建立根据地，而是一直试图攻打武都县城，希望以此为据点，实现建立“甘川根据地”的愿望。

在没有取得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不知道迅速调整战略方向，还在此地盘桓，等国民党军完成部署，重兵围剿之下，战斗接连失败，被迫一路回撤，最后在举事之地的朱家山与国民党军决战，奈何力量悬殊，义军被打散，起义自此走向失败。

投奔延安，寻求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而不是企图在国民党的统治区，硬生生开创出一块“甘川根据地”。

三、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领导体系

起义之前，虽然各方首领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议，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但并不充分，也无周密的计划。

1943年1月18日，马福善在边家湾首先起义，直到1月25日王仲甲才起兵响应，肋巴佛更是在3月25日起义，迟了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马福善在1月16日、17日连续两天袭击国民党征兵部队，其实已经等于给国民党报了信，18日起兵也很仓促。其他还有十余支队伍，在一月底到二月底间于各地起义响应，这些队伍的领导者大多参与了前期串联，但起义时间完全不一致，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统一有效的领导体系。

这次起义不但事先没有组建稳定的领导集体，而且在起义之后也没有组建稳定的领导集体。3月10日，漫洼会师，这是民变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师，大家选举毛克让为司令②（58）;3月下旬，刘鸣起义，而后以义军首领自居，用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告西北各族各界同胞书》②（63）;在马坡会议上，大家推举王仲甲为总司令②（67）;5月20日的武都草川崖会师，是民变最后一次大会师，义军力量达到顶峰，人数有十万之众，刘鸣为了自己做总司令，别有用心地提出重新选举总司令，并故意推举了张英杰，以此逼迫王仲甲，王仲甲为顾全大局，情愿将司令一职让给刘鸣，却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王仲甲无奈之下将司令一职让给了张英杰，刘鸣目的未能达到，迟迟不参加次日举行的誓师大会，并将队伍拉走，随后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国民革命軍西北民族联合抗日救国军宣言》②（76）。

对于此次总司令选举，王仲甲实属两难，他既疑张英杰为人反复，又厌刘鸣妄自尊大，还要考虑团结各方队伍，更想乘机拉拢张英杰，面对突如其来的总司令之职，张“直受弗辞，刘鸣大失所望，泱泱不悦”③（26）。张英杰虽然阴差阳错地做了总司令，却“徒拥虚名，部众多不奉命”③（28）。刘鸣还曾故意谎报战情，戏弄于他。张英杰是职业军人，手里有一支正规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做了总司令，也没见他显示出了不得的军事才能。

各支队伍起义时间不同，来源地也不同，本来就各有首领，几次大会师，虽说大家都希望整合力量，共同对敌，但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无法消除分歧，几次会议选举了不同的人担任总司令。草川崖大会师时，原本王仲甲的队伍人数最多，王仲甲本人同马福善、肋巴佛等人的关系非常好，一路南下，经历多次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这之前王仲甲本来就是总司令，会议最后却重新选举张英杰为总司令，使各路义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猜忌和隔阂，严重损害了领导层的团结，较大程度上造成了力量的分化和削弱。

正是因为没有统一有效的领导集体，各支队伍时聚时散，常常各自为战又相互提防，始终没有形成强大有力、指挥统一的作战力量，这是起义失败的最主要的内部原因。

四、没有割舍与民间帮会组织的关系

清朝中后期，青红帮组织在洮渭流域兴起，破产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失意的官僚地主、流浪士兵纷纷加入帮会，共同谋求生活出路。

甘南民变的幕后领导机构就是西北民主政团，成立之初军事上的目标就是“以临洮为活动基地，以洮河流域为活动中心区域，以本团为核心，利用民间旧有组织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暴动”②（37）。这个“民间旧有组织”指的是帮会组织。“这次民变的发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旧的民间帮会组织”②（39）。甘南民变的帮会性质很浓，帮会在民变中的表现非常突出，是民变的组织基础，所以国民党政府对此很意外，“至若回民与帮会分子携手，稽之亘古尤属创见”②（39）。

民变中主要领导者都有帮会身份或帮会背景：

王仲甲、王德一、孙新民本身都是帮会首领;史鼎新、刘鸣和刘余生兄弟与帮会交往密切;张英杰，哥老会成员;任谦，渭源官堡“后续中华山”山主;马福善父子与临洮红帮头子马殿选关系密切，1943年1月16、17两日，截取国民党军队枪支马匹都是马殿选送的情报，马殿选在起义失败后曾大力营救被捕的王德一等人。其他各地起义队伍首领都有帮会背景，如皋兰安华雄;临洮杨华如、毛克让、潘彩兰;渭源祁三、司锡铂;武山郭化如、杨友柏、毛德功等。

当地帮会发展历史较久，在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大量的人员基础，直接发动和利用帮会固有组织，减少了发动起义的前期准备，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员，并且由于帮会组织的特性，成员比较齐心和具有相当之勇气，这是优势所在。但是民间帮会毕竟不同于政党，帮会是利益团体，它没有政治追求，固有的狭隘性和短浅目光决定了不会走得太远，帮会组织和成员有独特的行事风格与特点，往往意气用事，不太接受革命纪律的约束。

周恩来也看出起义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在听取任谦关于甘南民变情况汇报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边区的经验，帮会组织不能利用。”④（247）另据刘余生回忆，1945年8月，他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在谈到起义队伍中有帮会组织和成员时，毛主席说“帮会不可靠”⑤（96），两位老革命家都指出帮会的不可靠性，可见利用民间帮会是造成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五、没有认清小军阀和小官员的反动本质

起义队伍不纯洁，除了大量的帮会成员外，还混入了动机不纯的小军阀和反动官员。

张英杰，甘肃和政人，原鲁大昌部骑兵连长，后来脱离鲁大昌，投靠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手里掌握着一个骑兵营，奉命驻防武都，本质就是一个反动小军阀，他与刘鸣等联合举事，是有个人目的的，且目的还不小，“张英杰野心很大，企圖以武都为据点，割据称雄”②（70）。

张英杰有自己的小算盘，想借起义军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他绝不会为了革命牺牲自己，所以当起义有所失利，就开始寻求投降机会，反动嘴脸暴露无遗。在起义要失败时，投降之心更是急切，还不忘给自己谋取官职，希望任骑兵团长，要求以“清乡”为晋阶礼，随后被五十九师师长盛文任命为“清乡”总指挥。不久之后被捕下狱，并被处死，否则按其本性，为保住性命及个人前途，保不定会向昔日的战友们举起屠刀，虽然后来还是被杀了，那只是国民党自己的考量，并不能证明他有一心一意的真正革命的动机，在后来许多研究文献及党的有关民变的会议或者决议中，都没有对其做出过肯定的结论。

刘鸣，“曾任豫鄂皖边区红军部队营连长等职，后离军归里，一贯自高自大，以知识分子自居，鄙视王仲甲、肖焕章等的粗野无文”③（24），起义之后一直以“总司令”自居，原来的身份是临洮县紫松乡乡长，草川崖大会师时，因为没有被推选为总司令，心生不满，私自带领部下独自离去，造成之后战斗的失败，本质也是反动官员。起义失败后选择投降，并向五十九师师长盛文提出投降条件，“刘鸣要求：1.以少将司令阶级录用;2.在清乡后保送陆大受训”③（26）。盛文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任命他为“清乡”司令，刘鸣为了立功，在临洮一小学内设立了司令部，开始召集旧部及劝降其他义军首领的工作。杨友柏先生在《鏖战陇右》一书中也提到，刘鸣“通过临洮绅士李寿田向何世英递投降书”⑥（114），在后来的众多研究文献中对于刘鸣大都用了“投降”一词，党和政府在后来的有关决议中也未有肯定的评价。

张英杰和刘鸣，一个是手里有兵有枪想要割据一方的名义上的“总司令”，一个是曾经参加过红军又退出红军队伍自封的“总司令”，就这两位起义队伍的首领，永远把自身前途和利益放在首位，革命一有失利，立即选择投降，这种毫无坚定意志的人又怎么会全心全意领导大家搞革命呢？

六、没有充分估计国民党镇压起义军的决心

这次起义失败，除了上述队伍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外，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引诱分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政府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尚且要全力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为了全力攻打延安，是不会容忍其他地方再有不安定因素出现的。

为了剿灭义军，国民党政府调动第三军、第三十六军共六个师的正规军两万多人，马步芳的三个骑兵团、三个保安团，以及近万人的地方部队，甚至出动兰州空军进行侦查和轰炸，蒋介石更是下令“宁可错杀千人，不可走脱一个”，并要求在“六月底以前肃清”③（26）。

反动政府一边残酷无情的武力镇压，一边又派出宣抚团，通过小恩小惠及虚假许诺，收买、诱捕、分化参与民变人员。在反动政府这种文武并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之下，许多战士受不住诱惑，加之恋乡情结，不愿走远，纷纷脱离了队伍。

国民党政府调动的都是参加过国共战争的正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反观起义军，除了个别领导者有军队经历，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很落后，补给主要靠作战所得，大大小小数十支队伍经常各自行动，没有统一稳定的领导集体，也没有具备军事才干且能够服众的指挥者。

对付这样一支用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农牧民队伍，蒋介石除了调动大规模正规部队外，还出动飞机进行轰炸，甚至不惜放缓对延安的军事围剿，足以见其镇压之决心。

虽说义军战士英勇顽强、不惧生死，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军无法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抗衡。前期同地方保安团作战尚有优势，等后期敌军正规部队完成调动和部署后，义军劣势凸显，战斗开始失利，在回撤中被逐一打散。所以说，国民党的重兵围剿镇压和残酷的清乡活动，是甘南民变失败最主要的外部原因。

七、结语

我们不能否认“甘南民变”在甘肃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能泯灭其在发展陇右地下党组织及在解放甘南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此次起义没有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做理论指导，没有积极向延安靠拢的战略意识，没有寻求延安的军事支持，没有形成统一有效和稳定的领导集体，联络和利用了当地的帮会分子，同时因为混入张英杰、刘鸣等少数投机者，影响了起义队伍的革命性和纯洁性。尤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起义队伍的残酷镇压，造成这次民变走向失败。

注释：

①周总理的魅力[N].人民日報，1991-1-8.

②景生明.甘南民变史略[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③张文霞.洮河流域农民暴动史料初稿[M].1957.

④康乐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⑤麻琨，吴刚.血花集：上卷[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

⑥杨友柏.鏖战陇右[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参考文献：

[1]景生明﹒甘南民变史略[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2]牙含章﹒陇右地下斗争[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3]张文霞﹒洮河流域农民暴动史料初稿（抄本）[M].1957.

[4]张文霞﹒洮河流域农民革命记述（稿本）[M].1954.

[5]康乐县志编纂委员会﹒康乐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5.

[6]麻琨，吴刚﹒血花集[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

[7]杨友柏﹒鏖战陇右[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8]任仲龙﹒甘南农民起义[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