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冰峰

摘   要： 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新的教育改革计划，要求扩大教学内容，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强调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以培育“完美的绅士”。人文主义者的宣传极大地改变了贵族对教育的态度，促使许多贵族子弟进入学校和大学学习。印刷业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的传统教育方式，为政府统一教材提供了可能，但书籍种类的增加突破了教会对书籍的垄断，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客观上加大了教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思想控制的难度。都铎王朝初期的这些教育新变化为英国宗教改革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 英国 人文主义   贵族教育   印刷术

都铎王朝初期（本文主要指1485年—1530年）是英国王权加强的重要时期，也是英国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英国教育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霍斯特·沃特森（Foster Watson）指出：欧洲中世纪时代的整个教育从根本上说都具有教会性质[1]（13）。都铎王朝建立后，以教会为主导的传统教育局面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为英国宗教改革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从“骑士”到“完美绅士”：贵族教育的转向

受等级特权制度和征战生涯的影响，中世纪的多数贵族乡绅沉溺于粗俗的骑士风度和蛮勇好斗，认为凭武功谋略就可治国安邦[2]（191）。中世纪的英国贵族鄙视知识的学习，认为学习知识是低等人的事情。托马斯·莫尔曾在《乌托邦》中批判贵族的傲慢。1509年，爱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注意到英格兰贵族和绅士在基督教王国中，受教育程度是最差的[3]（68）。很多骑士目不识丁，甚至不会签名。中世纪某些骑士文件的下方，甚至出现了以下署名：“骑士（某名）因系骑士之子而不识字，签名者为牧师（某某）。”[4]（50）传统贵族子弟的教育主要在家里进行，主要学习骑马、射击、摔跤、音乐、舞蹈和诗歌，学习目的在于提高战争技能，以备在战争中立功，为国王效劳。

都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红白玫瑰战争（1455年—1485年）以来的混乱局面，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以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为宗旨的中世纪骑士教育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十五世纪在英国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英国贵族教育的改革。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在牛津和剑桥毕业后前往意大利游学。他们将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的著作和古典著作带回英国，促进了英国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伊利主教威廉·格里（William Grey）不仅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习，还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445年）。他在罗马任王室特使十年，回国时带回大量的书籍，并捐给了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学院[3]（48）。受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的邀请，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来到剑桥大学皇后学院，讲授神学和希腊语，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实用知识成为踏入政界的重要条件。在托马斯·莫尔设想的乌托邦里，赢得别人尊重凭借的是“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能”[5]（66）。乌托邦人非常重视学问与知识，认为“掌握知识是全体居民必须要做的，官員则应有更高的文化造诣。乌托邦人选出的外交使节、教士、首席飞拉哈，乃至总督，都是在一批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的人当中经过层层考察而选定的”[5]（65）。人文主义者认为通过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骑士，知识面过窄，既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又无法适应将来参与国家管理的需要。他们主张通过拓宽贵族教育的范围培育“完美绅士”。人文主义者提出学习内容除应包括各种礼仪外，还应学习哲学、历史、法律、现代语言、数学、天文学等实用知识。1531年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编写的《统治者》成为立志进入政界人士的必读书目[3]（82）。他提出贵族子弟的教育应在7岁前开始，在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后，学习修辞学、逻辑学、历史学。修辞学主要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为未来从政服务。提倡贵族要学习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以培养贵族的美德和高雅的举止。还非常强调骑马、狩猎、击剑、舞蹈等方面的体育锻炼[6]（63-66）。

人文主义者除强调扩大教育内容外，还特别强调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1518年为其捐赠的圣保罗学校制定的章程中，要求教师应向学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拉丁散文和诗歌，“以取代那些无知的蠢人带来的粗俗、谬误和掺了假的拉丁语”[7]（236-237）。

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都非常强调古典著作的学习，特别强调希腊文的研习。伊拉斯谟认为“凭借对《圣经》初始语言的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理源头的道理;这是达到真理的最佳途径”。他将这种原生性的、纯净的、不经许多手传递的东西比喻成亲手从树上摘下的苹果，具有强大的魅力[8]（114）。伊拉斯谟鼓励学者通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学习“新知识”，使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9]（11）。莫尔认为希腊文是基督教的根基，不学习希腊文，神学家们就剥夺了自己真正理解圣经和教父文集的可能性[3]（65）。

托马斯·莫尔和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批评经院式神学的枯燥无味与死板僵化，鼓励通过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研读原版圣经，探寻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培养更加虔诚的绅士。尽管他们出于宗教目的而强调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但这种求真的精神有利于打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活跃师生的思想。伊拉斯谟在剑桥大学虽然只待了几年时间，但他的最主要贡献在于通过人文主义新知识营造学术气氛[10]（109）。1516年，伊拉斯谟发表了《新工具》，1519年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他大胆地对经文进行了解释，对古代和中世纪传统的经院哲学思想奠定的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1]（11）。事实上，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探求基督教原始教义的这种求真精神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精神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当马丁·路德的著作传入英国时，很快就受到一些剑桥大学学者们的关注，他们经常聚集在“白马旅店”，一起研讨路德的著作。

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教育理想是“把一个孩子塑造成毫无分别地遣用自己所有的身心功能，不仅如此，还必须将每一种功能都培养到能力的极致。他必须熟悉文明的一切成就”[12]（93）。人文主义者所构想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教育计划显然过于宏大而不切实际，一些傲慢的贵族未能及时认识到新教育计划的重要性，以致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枢密大臣佩姆布鲁克伯爵甚至不会在公文上签字[2]（191）。但是，人文主义者的教育计划及实践为中世纪的贵族教育注入了活力，突破了骑士教育的狭隘性，广大乡绅、骑士、约曼农和商人纷纷将儿子送入大学[13]（142）。随着越来越多的乡绅子弟进入各级教育机构，以致休·拉蒂默（Hugh Latimer）抱怨，贫穷子弟的学习机会越来越少[3]（85）。

二、规范化与多样化：印刷业的兴起对英国教育的影响

在印刷术传入之前，欧洲主要有纸草书和羊皮卷两种传播知识的工具。八世纪中叶后，羊皮卷逐渐取代了纸草书[14]（58）。修道院是中世纪的书籍出版中心，中世纪修道院有专门的抄写室，修士通常将文字抄写在山羊皮、绵羊皮和牛皮上。书籍的制作和装订是一个长期而重要的过程。当书制作完成后，为防止被盗，按惯例还要写上咒语[7]（85）。例如“无论何人以何种诡计或任何手段于此地窃取本书，他的灵魂将受惩罚的报应而遭难，他的名字就会从生命簿上抹掉，不再记入升天之列”[7]（94-95）。可见，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极为珍贵。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入德国，再由德国传入欧洲其他各国。瑞士巴塞尔于1464年出现了首家出版社，1465年印刷术传入意大利。英国出版业的开创者是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他将从欧洲学来的印刷术带回英国，并于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创办了英国首家印刷所。1476年—1491年，他出版了96种书籍，他的成功很快吸引了其他商人创办出版社[15]（94）。到十五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印刷业的出现，手写书大多被抛弃[16]（118）。书籍的数量激增，在采用活字印刷术后的50年里，印刷的图书相当于欧洲过去几千年所有图书的总量[18]（92）。印刷品具有生产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的双重效益[16]（169）。印刷术的出现不仅使书的制作速度加快，还大大降低了书的价格。尽管在1400年时，书的价格与黑死病爆发前相比便宜了很多，但对普通百姓而言，买书仍是一种奢望。据估计，随着印刷业的出现，书的价格下降了50%—90%[15]（90）。到1520年，工匠的日工资就可以买到一本伊拉斯谟的书[18]（125）。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由于缺少书和书写材料，无论是中等教育机构的文法学校还是大学，主要教学方式都是老师口头讲授，对书本字句进行逐句解释，学生记笔记并背诵教学内容。为了帮助学生背诵，许多著作采用诗的形式写成。印刷书籍的出版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巨大变革，传统的口头教授法遭到淘汰[19]（52）。老师的讲评更细致，听写的作用慢慢降低[20]（547）。书的广泛使用还有利于加快教学进程，拓展教学内容。因此，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

在廉价书出现之前，各地区和学校使用的教材极不统一，如圣保罗学校使用科利特和威廉·李利（William Lily）編撰的拉丁文法书。尽管埃里乌斯·多纳图斯的《小艺》、普里西安的《大艺》和德伊别墅的亚历山大的《教义》都是当时较流行的教材，但文法教师通常会根据教学的需要，对原著进行修订，出版自己的手稿[21]（99）。在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间，由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文法教师编撰的一系列新的文法书，虽然在结构上模仿多纳图斯的语法，但编撰者为了使学生容易掌握，降低了文法书的难度[3]（106）。由于各地使用的教材不一，教学内容差异较大，学生在更换老师后，往往难以适应新的教学内容，以致遭到同学们的嘲笑。针对这种现象，1529年坎特伯雷大会要求在坎特伯雷教区统一教学内容，并组建一个委员会，负责编撰统一的教材[3]（107）。不过，这一愿望在当时并未实现。随着王权的加强和宗教改革的推进，亨利八世于1542年确立以李利编撰的拉丁文法书为英国统一的文法教材。这样，在印刷技术的支持下，在王权的极力推动下，英国文法学校最终统一了教材。教材的统一既体现了王权的强大，又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

孔多塞指出：“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都有能力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传播了接受教育的愿望和手段。”[22]（101）书本价格的降低和书籍种类的增多，大大拓宽了人们的阅读范围。约翰·雷顿（John Letton）继卡克斯顿之后在伦敦创办了第二家印刷厂，出版了许多法律方面的书籍和论文[1]（95-96）。在1476年至1500年间，英格兰至少印刷了360部书籍，大大提高了公众的阅读兴趣，促进了私人藏书楼的建立[18]（125）。卡克斯顿的得力助手温肯·德·沃尔德（Wynkyn de Worde）在1491年—1534年出版著作800多种，成为出版著作最多的出版商，其中50%是宗教类的著作，40%是学校的课本，10%是歌谣、爱情小说、故事书和各种小册子。后来，他还出版了大量仅有24页—30页的小册子，售价只有1便士或2便士[15]（96）。因此，出版社成为传播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有力工具[19]（52）。

总之，在人文主义者和印刷术的推动下，都铎王朝初期英国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并为过渡时期英国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贵族改变了对教育的傲慢态度，许多贵族子弟纷纷走进学校和大学，提高了文化教育水平和参政执政的能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探究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有利于突破经院哲学的禁锢。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和书籍的大量出版，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传统的教学方式，还为政府统一教材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但是，书籍种类的增加突破了教会对书籍的垄断，拓宽了知识分子的阅读范围，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从而在客观上加大了教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思想控制的难度。都铎王朝初期的这些教育新变化为英国宗教改革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Foster Watson. the English Grammar Schools to 166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2]阎照祥.英国贵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Kenneth Charlton. Educa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4]曹孚，編.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5]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胡凤飞，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6]刘贵华.人文主义与近代早期英国大学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克伯雷.外国教育史料[M].任宝祥，任钏印，主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8]赫伊津哈.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M].何道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

[9]刘亮.剑桥大学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10]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400-16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06.

[11]Allan G Chester. Hugh Latimer[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4.

[12]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Ken Powell & Chris Cook.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7.

[14]程德林.西欧中世纪后期的知识传播[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2.

[15]Michael V C Alexander. The Growth of English Education 1348-1648[M].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M].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8]钱乘旦，许吉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Joan Simon. The Reformation and English Education[J]. Past & Present， 1957（11）：52.

[20]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J].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1]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M].谢惠芳，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22]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大学与政府的互动研究”（18YBA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