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

最近两年笔者给北外的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上“中外关系史”的讲座课，除了讲述一些中外关系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史实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认识到所谓的历史，并非仅是一种有关某一国家、地区的静态知识，而且是从一个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的动态知识。

“世界史”（world history）这一概念存在的前提是世界同属一体的想法。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某些可选择的方面而言，它都是关于人类内在联系的历史。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些所有人共有的东西。世界史当然不是一部编年史或者关于所有地区和民族的资料汇编，它涉及一些特殊的、关乎整体人类的问题史，涉及用独特的观点去研究和阐述在某些方面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他指出：“一旦文化冲突的前进在一些交通枢纽地带产生，文明社会就容易发生持续的变革：获取新的技能，增加财富和权力，侵扰四邻。……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建构世界历史的概念，不同文明就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角，它们接受或是抵制来自远方的新的生活方式，但不论接受还是抵制都会改变原有社会的一些惯例，因为对这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或是威胁性的新奇事物的成功抵制，需要在内部实施变革，变革的程度或许不亚于照搬新奇事物。”1

其后的历史学家更提出了以“互动”来替代以往“主导—传播模式”，亦即以西方为尺度来衡量全世界，并且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

一、器物的交流

下面笔者从器物史的方面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一种所谓的纯粹意义上的“国别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为西洋乐器的“小提琴”（Violin）。如果你熟悉欧洲音乐史的话，就会知道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出现了第一把现代意义上的小提琴。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故居中，就展示着这位音乐天才小时候使用过小提琴。人们当然觉得“小提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乐器。但小提琴由琴身和弓构成，琴身作为单独的弹拨乐器早在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中国从秦代开始也流传着一种圆形的、带有长柄的乐器——琵琶，欧洲的竖琴（Harp）也属于此类乐器。根据音乐考古学家的发现，小提琴的弓是8世纪的时候由在于田的音乐家发明的。12世纪的时候，弓被葡萄牙的旅行者带到了欧洲。这样才促成了后来小提琴在意大利的“发明”。这样看来，作为欧洲乐器的小提琴也并不那么纯粹。

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1958—）在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时候举过有关“香波”的例子，笔者觉得也是很具有说服力的。18世纪的时候，在南亚次大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们发现当地有身份的印度人是不跟他们来往的，因为英国人不习惯每天洗头、洗澡，高级种姓的印度人认为英国人身上太臭。后来这些英国商人发现当地婆罗门贵族每天都用一种被称作?????（shampoo）的植物精华洗头，因此他们身上始终有一股香气。当东印度公司的这些英国人用shampoo洗掉了自己身上的臭味之后，他们很快被印度人接受。这一来自印度的“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不但被英国人采纳，之后逐渐被认为是西方的习惯（如果我们今天在德文网站上找shampoo一词的话，找到的大都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头上擦有shampoo泡沫的照片）。這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用shampoo洗头既象征着基督教的圣洁，也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些源自殖民地的习俗，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声称要输出的“文明”的内容之一。1可见，包括西方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表面上我们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实际上其来源很有可能是非欧洲的传统。

二、物种的交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物种迁移的例子。物种的繁衍和迁移，如果由其本身来进行的话，会非常缓慢，并受到时间和空间跨度的限制。人类的跨地域活动会大大加快这一迁移的速度，尽管这一“人为干预”活动也给迁入国家和地区带来疾病以及其他从未有过的隐患，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迁移也会有利于物种的演化，推动生物物种杂交，从而增加生物的生存机会。而有关外来物种迁移的研究则会打破以往民族国家的界限，从而将研究对象置入一个全球相互关联的情景下加以考察。笔者根据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最近出版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中的三个表格，合成表1，大家可以看到至今我们每天遇到的这些食用、药用、观赏植物的真正“出身”：2

今天看来，表1这些物种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生姜”变成了中药，“鱼香茄子”变成了川菜中具有代表性的名菜，甚至连棉花都是在宋元时代才传入中国的。

三、“纠缠的历史”与现代世界史

世界史理应是一种所谓的“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y）。其实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对于破除主流方法论中的民族主义局限性至关重要，简化的民族历史和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对于这样一种研究完全不适用。在一个永久性的交互过程中，所讨论的对象和对它的看法是相互构成的。一方面的发展可能是另一方面发展的结果。1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 1945—2015）确定了一个多中心世界体系，例如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和文化结构相似的出现中，中国和伊斯兰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1 因此，以往的认识，即知识的迁移仅仅是从欧洲流向非欧洲地区，不断遭到挑战。

其实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产生今天意义上的世界史观念，它源于有关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讨论，包括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出版了极富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在书中他从西方的传统出发，认为现代世界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无论如何，世界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层面，如合理化、世俗化、科学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等。还有经济史方面，诸如在英国和中国的工业化及其可能的原因和取得的各种突破方面。

施穆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 1923—2010）所提出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观念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其自身的文化条件和目标决定了发展的速度。何谓“多元现代性”？ 艾森斯塔特写道：“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關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2 多元现代性的多元世界构建了人们活动和创造有效历史事件的框架，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观察者们更容易理解。可见，“现代性”并非孤立地发展，它是在与所在文化、传统的不断互动中得以实现的。

四、结论

其实中国学者吴于廑（1913—1993）也曾提出对世界史的整体关照，他认为，世界史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所进行的系统阐述。3 其实今天看来，所谓的世界史，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超越了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关系史。

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1949—2012）在界定“新世界史”时指出：“它（指世界史——引者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察世界各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考察某一时段所有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或者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4 在谈及世界史具体考察的领域时，本特利指出：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5 很明显，本特利所谓的世界史，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史。反过来讲，多年来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关系史的内容，也正是世界史的内容。

如果说18世纪的普世史得益于启蒙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19世纪的世界史则建立在哲学和以不同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更加注重所谓的历史规律。到了20世纪，世界史则沿着有关现代化讨论的路径得以迅速发展。而21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必然是建立在全球化的经验之上，更加注重各民族之间关联性的历史。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由各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目前研究世界史的新趋势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对文明的分析以及全球化史。今天的世界史，其实是世界关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