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与外界的交往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笔者是学非洲史的，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从入门到稍有积累。1因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缘故，开始关注中外关系史。如果从海外留学开始收集资料算起，30余年的经验告诉笔者，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史料为重中之重。

在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载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料。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时期（公元前1070—前945）的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异物，经分析是蚕丝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可以认定这是中国的产品。2埃及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取得通过陆路和海路运到古罗马帝国的印度商品，其中就有大量中国丝绸。丝绸优美典雅的质地使人爱不释手，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商品之一。中国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不仅使印度和阿拉伯商人沾光，也使得当时的安息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为控制这条商道而竭尽全力。3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穿的丝衣据说就是用中国的丝织成。4克勒斯奥兹和赫德逊详述了中国丝绸如何丰富了罗马人的生活，提高了罗马妇人的品位，却最后成了罗马帝国经济枯竭的重要原因之一。5在短命的帕尔米拉帝国（240—270）的对外贸易中，丝绸是重要的商品。当地考古发掘的大量中国丝制品中有很多材料、质地、颜色和工艺都非常出色。这些丝绸可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进口商品，也可能是要继续西行的货物。6这些发现说明早期中国特产已运至埃及。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考古研究所1971年和1991年在陕西泾阳县兴隆乡高家堡进行了有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00年）墓葬的6次考古发掘。最有意思的是在二号墓和四号墓的两件簋底下保留着草制品的痕迹。该草制品由极纤细的草篾构成，绵薄如丝絮，有的部分篾条叠压紧密，纹理纵横有致。草篾排列规整，如细草席而无编织交错之象。经轻工部造纸研究所高工王菊华女士鉴定，其原料为草本叶脉植物。草篾宽约0.1～0.2厘米，规则地排列为上下两层，一层横排，另一层竖排，未有纺织痕迹。王菊华认为，标本的结构形态和制作方式，类似古埃及的“纸草纸”。主持此项考古研究的戴应新先生认为，古埃及的纸草纸是公元前3000—前1000年流行于当地的重要制品，后在地中海一带不断利用，颇似中国的丝制品。他认为，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的造纸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1当时埃及纸草纸的传播地区很可能已经从地中海西岸延伸到了华夏大地。

1930年曾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北部的居延都尉与南部的肩水都尉所属地段发现汉代简牍，在随后的发掘活动中，共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劳贞一先生对这些汉简进行了适当整理，张春树和杨希枚两位进行了研究。在涉及60人的记录中，肤色明确标有“黑色”“黑”的共有46例，若加上亲属，黑肤人达50余人。在这些个人记录中，尚有妻子儿女“皆黑色”。居延汉简上出现的这些有关肤色的记录，引发了一场有关汉代是否存在黑肤人的学术争论。2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州共发掘出1000余座汉墓，共发现152个土人俑，其中有些看似黑人。对这些黑人的族源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有学者依据深目高鼻的体型特征认为来自西亚和东非。3 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汉简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应该不断会有新的结论。

笔者曾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觅得由著名考古学家雷蒙·达特（Raymond Dart）4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他192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文中提到在南非的岩画中发现戴斗笠的人像，而斗笠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常用雨具。雷蒙·达特将此人戴的帽子用英文标记为“中国帽”（Chinese hat），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影响。5另一篇是他发表在1939年《南部非洲科学杂志》上的文章。雷蒙·达特一直专注于当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另一种物证。当时，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位于南部非洲的罗得西亚（其北部是现在的赞比亚，南部是津巴布韦）。代表团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访问内陆。在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恩达兰格瓦（Ndarangwa），墙壁和碗上流行以“田”字作为装饰。这一现象引起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注意。当地官员问他为什么会如此关注，这位成员回答：它看上去很像我的姓氏。他的回答令当地陪同者十分诧异。回到中国驻南非领事馆后，这位成员将自己的姓名（田中修）和籍贯（山西稷山）的中英文留下来作为凭证。这一史实引起了雷蒙·达特的注意，他认为这一装饰物有可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6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文史料时不能是“拿来主义”，要格外谨慎，中外文献的互译须认真辨别。笔者在研究中遇到过几种情况：或是因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或是因语言不谙而导致翻译错误，或是作者本身存在偏见致使翻译不确。第一种情况以肯尼亚的塔夸（Takwa）考古为例。为了确定外来者创建沿海城市的年代（这种选址本身就受到“文明外来论”预设观点的影响），进口陶器曾被作为确定年代的最好证据。按照进口陶器确定的年代为16—17世纪，但这个遗址中也同时出土了11—13世纪的中国青瓷和伊斯兰单色画（Chinese celadons and Islamic monochromes）。然而，对非洲文明带有殖民偏见的研究者武断地认为，“在来自设拉子等地的外来者到来之前，这个地区根本不存在定居点”。在实际考古发掘过程中，这里发现的500万块当地制造的陶器碎片与500块进口陶器片说明：塔夸遗留至今的物质文明应该属于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不幸的是，为了迎合这一定居点在某一特定人群迁入之前不存在的预设结论，以碳-14年代测定的中国和伊斯兰输入品的数据被考古学家做结论时忽略。1

第二种情况是外国学者在研究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中文典籍时因理解有误而导致翻译错误。例如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描绘的拨拔力国“其妇人洁白端正”，中文意思指肤色为白，面容姣好。夏德作为有名的汉学家，对中文的理解仍然有误。他将“洁白端正”翻译为“clean， white and upright”（干净、肤白和诚实）。2后来，夏德和柔克义两位汉学家又将“洁白端正”翻译为“clear-skinned and well-behaved”（皮肤干净和行为端正）。3这显然与中文原意不符。戴闻达对“洁白端正”的理解更有意思：“我认为其意是‘洁（大概是指沒有花柳病）和‘贞节，这两种品质均将提高其市场价格。”4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对戴闻达这样一位资深汉学家来说就更不可理解。关于拨拔力国的位置，一般学者都认为即今日索马里之柏培拉，张星烺认为这一观点可与宋代《诸藩志》所记载的“弼琶罗”互相印证。5英国学者弗里曼·格伦维尔独持异议，他认为段成式《酉阳杂俎》所描述的拨拔力人“格外准确地描绘了马萨伊部落的生活习惯和服饰”。6格伦维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与夏德等人的翻译直接有关。格伦维尔不谙汉语，他只能依照夏德等人的翻译。正是在这种误译的引导下，他将拨拔力人推测为马萨伊人。7

中国台湾学者陈信雄先生的大作《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对唐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有所贡献。然而，他在引用杜葆仁先生发表在《文物》1979年第6期上的文章时多处出错。首先是名字错误，“杜葆仁”变成了“林葆仁”。其次是文章标题出错，《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谈起》变成了《从西安非洲黑人俑谈起》。再次是裴娘子卒年出错。原文“裴氏小娘子小字太，卒于大中四年（850年）……”，在陈信雄的文章中变成了“西安出土大中十四年（860A.D.）裴小娘子墓……”。8他还引用弗里曼·格伦维尔论及坦噶尼喀历史的著作中有关马萨伊人的情况，认为与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关拨拔力人的描述相似。9笔者在《非洲华侨华人史》写作过程中未找到格伦维尔的原著，故引用了陈信雄先生大作中的有关译文。后来，笔者找到格伦维尔的原著后加以核对，发现译文不全，而且有错，故在《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中又用了自己的译文。10

更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对中国的偏见导致其对中非关系史资料的翻译不确。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和食物种类因地而异，外地人在新到一地后，在适应当地食物时会出现腹泻的情况，我们习惯称之为“换肠（胃）”或“水土不服”，即对当地食物有一段适应过程。美国学者怀亚特在《前现代中国的黑人》中通过朱彧《萍州可谈》的例子来研究中国的黑人。他的观点是要证明中国普遍存在贩卖黑奴现象。1 他指责中国存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换肠”的翻译和解释。他引用朱彧《萍州可谈》中提到一些习惯吃生食的家奴被买到主家后，让其吃熟食而腹泻的个案。朱彧写到他们平时吃生的东西，“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张星烺将“换肠”译成“renewing their entrails”。2 汉学家夏德和柔克义的经典译本将“换肠”译成“changing the bowls”，3 荷兰汉学家冯客沿用 “changing the bowls”的译法。4 怀亚特却别有用意地将“换肠”中的“换”用“converting”代替“changing”，译成“converting the bowls”，以符合他将“换肠”这一传统做法作为中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据。这种翻译和解释实在牵强，其研究的偏见或政治化倾向过于明显。5

从中非关系的角度看，除英法文之外，曾在人类历史上称霸的诸帝国应该保留了各种史料。古埃及文明延续数千年，后产生断裂，两千余年间历经波斯（公元前525—前332）、希腊—罗马（公元前332—前30—641）、阿拉伯帝国（639—1517）和奥斯曼帝国（1517—1914）的统治，这在文化融合和人种混血等方面对埃及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中国与亚里山大城的交往历史悠久。这些帝国的文字记载留下的有关中外关系史资料值得挖掘。有学者认为，东非中世纪的历史由中国瓷器写成。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摩洛哥人伊德里斯（al-Idris，1100—1154）对地理学做过诸多贡献。1154年，他在信奉基督教的西西里国王罗杰的宫廷写出了著名的《地理志》。根据他的记载，东非早期曾出口铁到印度;作为奴隶进入印度的非洲人后来地位显赫;中国人曾居住在桑给巴尔并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活动。这些中国人在中国或印度出现动乱时会将贸易活动转到桑给巴尔或附近岛屿。“这个岛屿（桑给巴尔岛）有许多连接在一起的建筑，岛上许多村庄也养牛。他们栽种稻谷。这里的人商业活动频繁，每年进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说，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情事和暴乱，中国人就会将主要商务活动迁移到桑给巴尔及附近岛屿。中国人对与岛上居民开展贸易关系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桑给巴尔岛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 6 笔者相信，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阿拉伯帝国应存有诸多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合理运用还需中国学者的努力。

近现代史的资料主要是靠官方档案和旅人笔记。官方档案由于近代历史的特殊，相当多的记载只能保留在殖民宗主国的档案中。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英国国家档案馆（Kew Garden）、加纳国家档案馆（Accra）查资料，但对其他档案馆情况知之甚少。查阅殖民政府档案应注意两点：一是其立场必然会影响其资料，观点上不能全盘照收。二是其关注点多在政治和经济，其资料必有偏颇。近代以来，通过文字保留下来的外国人游记虽然重要，但须注意分辨真假。《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有《三洲游记》。作者详尽描绘了东非地区内陆的政情民风，对非洲国王的相貌特征及兵马情况描写颇为细腻，对当地村庄、双方争斗、教堂巫术等各方面多有叙述。国内对这段“史料”多有引用。然而，张治博士在阅读中发现此篇文献中有多处疑点，经过考证，认为此书“实为斯坦利著作的改写，其中保留了大略真实的地理风俗特征，使之一度成为中国人最早到达非洲腹地的证据。今可知其为伪作，即使更为翻译作品，其价值也不及《黑蛮风土记》《李文司敦斐洲游记》之属”。 1 从另一个方面看， 此作品反映的时代特征颇有意义。《三洲游记》反映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参与报刊笔务的中国文人一方面热衷于西学的传入，另一方面又愿意保持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特点，故而使这一时期的报刊文章或翻译作品呈现出文学性与新闻性以及虚实共存的两个维度。对中非关系而言，《三洲游记》虽是伪作，其翻译、刊登和引发的兴趣不仅说明中国对世界（非洲）的关注，也增加了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所在國华人社团的档案以及华人的报刊资料也是研究近现代和当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一言以蔽之，史料实为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中外关系史研究对澄清一些片面认识也多有裨益。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总体上没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基本是小农看世界，自私，趋利，排外而又自卑”。就中外关系史的演变及研究成果而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关系有密有疏，经贸来往有升有降，文化交流有起有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与佛教的传入，唐代景教沿丝绸之路的传播入境，宋代瓷器远输非洲，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盛行，或官府所使，或民间所为，无一不表现出中国对外交流持续之史实。笔者想用几部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来说明这一点。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1924）仅8万字，其影响力远超诸多历史著作。他解释“西域”及“西域人”，“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甚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 看来，陈垣先生的所谓“华化”者，乃文化之影响、吸收、接受或认同。该书作为“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既得国内史学大家好评，亦享有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之赞誉，被译成英文（1966）在洛杉矶出版，1989年又在德国再版。桑原先生在评价此书时表示，其最重要之处在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方面。此前中国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2 中国学者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之受重视，以此为先。吴玉贵先生所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998）意在理清漠北草原突厥游牧政权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农牧政权间交往的历史脉络，“以加深对中华文明多样性的认识”。他翻译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原版1963年，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该著作提到大唐盛世时的外国人和外来居民、商船与海路、商队与陆路、进贡与胡风及文学作品中的舶来品，特别是170余种外来之物，“所有这些，都为盛唐文化的美酒增添了新的风味，而它们自身也混合在了这美酒之中，成了供酒君子品尝的佳酿中的一剂甘醇的配料”。3 上述这些著作反映的均为中外文化交流之内容，均成中外关系史之名著，书中所述中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深度不正是一种世界主义吗？由此看来，中外关系史对厘清一些模糊观点、正确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颇有裨益。

最后就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方面提四点建议，涉及史料、人才、视野和内容。第一，史料为重中之重。没有史料，研究成了无本之木。史料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极其重要，应该加强挖掘史料来源和组织翻译史料。由于史料来源多元，史料的挖掘宜中外并重，官民并重。冯承钧、张星烺、陈翰笙、朱杰勤、耿升诸位先生在翻译推介外国史籍方面贡献卓著。这一工作应该继续坚持。翻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著名研究专著的翻译，二是原始史料的翻译。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西域是重点，涉及被忽略的历史上主要帝国的相关古代外文资料（如埃及语、波斯语、突厥语、阿拉伯语、盖兹语等），犹如多座尚待发掘和辨识的富矿。第二，无人才无研究，应加强人才培养。目前逐渐出现一批乐于坐冷板凳的青年学者，及时发现好苗子，培养兼备语言、史学素养和多学科知识的青年人才是加强学科建设的根本。唯有如此，中国对外关系史才能逐渐改变现有状况。第三，中外关系史研究应分别具有中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中外交往的历史往往与当时全球局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局势的稳定程度紧密相连。当时世界局势的主导力量及发展趋势是什么？中国的周边环境如何？中国的国内局面是否有利于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达到何种程度？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以及发展对外关系的态度如何？这些均与中外关系史密切相关。第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除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外，移民是重要因素。移民、混血和文化交流现象是人类社会自然演进过程的产物，民族多元社会既是历史产物，也必将长期存在;因移民产生的文化交流催生多元文明。然而，主流社会对移民群体的歧视将长期存在。在中外关系史中，移民中存在的多重身份，特别是主体认同和客体认同的现象，将直接影响移民社群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人类呼唤一个平等、和谐和理想的多元社会，这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所在。

“浅倾西国葡萄酒，小嚼南州豆蔻花。”中外文化交流将随着物质交流而日盛。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外关系史研究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