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荣

一、问题缘起、历史回顾

光阴荏苒，转瞬间中外关系史学会已届不惑之年。尽管笔者自己已随之度过了近半生，唯回想学会创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恍若隔日。1981年5月，笔者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讲师身份，有幸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出席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暨学术讨论会。然和与会的韩儒林、傅衣凌、孙毓棠、朱杰勤、姚楠、韩振华诸多前辈相比，实为忝陪末席，在集体合照中站在最后一排。不过，重温旧像，发现幸存者寥寥，仅谢方、蔡鸿生、沈福伟等十数位学长耳，不禁令人唏嘘。当今，学会正策划研究回顾，笔者以老迈之躯，也想再尽绵薄之力。

在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主要来自传统的中西交通史和南海交通史研究领域，即所谓“西域南海史地研究”范畴。笔者之与会也和此有关。本来，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笔者主要讲授世界近代史，然在“文革”后期因感中外隔绝、不易找到原始资料，故想改变研究路向。可是完全转入中国史又觉起步过迟、心有不甘，于是考虑转入母校老师所教导的南海交通史。这在当时属于被批判的“钻冷门”之举，其实只是想在夹缝中求生存，或谓之寻找突破口、通过结合点、攻克薄弱环节。于是着手编辑古代南海地名，并自定从较生疏的大量古籍入手。当时何曾想到会进入中外关系的艰难探索。

笔者想，許多后生学友同仁也会有类似或互有异同的经历。从学会参加者来看，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成批转移：自1981年起，许多会议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召开，如厦门、宁波、北戴河、扬州、深圳、杭州、澳门、上海、珠海、三亚、蓬莱、泉州、海口、广州、南澳、大连、青岛，突出了海外交通史的主题;1997年东兴会议起，大批汉学研究者投入，增加了一大批生力军，2014年甚至向巴黎延伸;2000年兰州会议召开，正统的丝绸陆路研究专题再提上议程，乌鲁木齐、喀什、阿拉尔、榆林、新和、西安、银川、西宁、敦煌诸会有声有色;2001年昆明会议的“炒三丝”，令陆路、海上、西南三条丝绸之路均受重视，随后又有蒙自、广汉等会，茶马古道亦受注意;2005年起的延吉、沈阳会议，以及2017、2019年的黑河会议，视线转至东北乃至边疆问题;由2013年石家庄会议开始，紧跟着又有郑州、北京等会，连中原地区乃至首都也都尽入本会议论地域的箇中了，号称“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可谓实至名归。如此这般的40年，精彩纷呈、毕现，其经验教训实在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二、成绩辉煌、问题尚多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缩写CSHCFR）源于1979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倡议，正式创立于1981年5月15日厦门大学召开的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旨在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高本学科的专业水平。40年来，学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此，万明会长已在其《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一文有所概括（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笔谈》，《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此处想从学会规模的壮大方面，再不厌其烦地予以补充：在成立大会上参加代表仅58人，到了21世纪初会员已号称“八百壮士”，若据网上的会员名录则已破千有余，他们都是大学讲师或硕、博士候选人以上的学者;学会的理事会已选过九届，理事长或会长先后有孙毓棠、韩振华、夏应元、耿昇、丘进、万明等;学会现设有中外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中日关系史诸专业委员会;自1981年5月至2020年底，在海内外共召开了55次学术研讨会;学会自1984年起至今已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30多辑、“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学会自1981年12月至2010年12月出版有学会通讯第1—25期，后因电子媒介兴起，在2011年5月成立30周年之际建立本会专属网站，由2014年10月起创建本会的微信网群，至今已有370人以上参加。

由上述可见，学会不仅发展规模渐次扩大，而且学术讨论的范畴由传统的“中西交通”即“西域南海研究”转至东、西、南、北四至的“中外关系”，真正凝聚了全国的相关学者。但毋庸讳言，无论是学会的运作或中外关系专题的研究，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首先，为何研究者渐多、渐新、渐散，产生“成批迁徙”的现象？盖“中外关系”研究方向太大、太杂、太泛，而学会议题、目标本身不明确，多会泛泛而开，以致会员兴趣渐渐索然。例如，最初的西域南海交通研究者，后来纷纷更加关注中亚、东南亚或海外交通等专门学会。

其次，最主要的是有些研究的著述水平不高，如论文大而空，注重宏观的大架构，缺乏微观的细分析，与海外比较未能孜孜搜证，流于空泛。研究者或急于求成、敷衍了事，或跟随政治目标而频繁转移方向，不重视毕生专注某专题的研究。有个别人先后由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台湾统一，再转为“一带一路”的追求。有些则表现了“文革”的遗留征候。

其实“文革”贻害还表现在“十年不招生”造成的人才短缺及其副作用，包括个别研究者的妄自尊大。笔者早前为庆贺学会另一创会会员、北京大学陈炎教授九十华诞，曾写过《弘扬尊师重道的精神》，谈及此问题，这里愿意重引其中一段和大家共勉：“犹记‘文革甫终之际，同仁论及学界未来，最担心的乃十年不招生、恐后继无人。不过，此实多余之虑，因为很快就有一批青壮年，填补了学士、硕士、博士的空档，担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这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佼佼者，可谓山沟里面的秀才。他们一面从事艰辛的劳动，一面捧着词典苦读外文、古文，终于解决了学林接班的大问题，实在难能可贵、贡献良多，印证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后起之秀实可畏的真理。可是，由此也派生了新的问题：学问文章固然薪传有继，尊师重道学风又能否长承？毋庸置疑，在新起的年轻学者中，大多数均能道德、文章并重，成为文化界的栋梁之材。然而亦有少部分人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出现目空一切、文章浮躁的不良倾向。原来学界如同武林一般：无师自通易骄傲，半路出家忌狂妄。有些人自幼失学，当年在披星戴月、战天斗地之余，端靠自己勤奋努力，终于自修成才、出人头地。正由于他们起初并无师承关系，完全是自己练就独门功夫，因而容易自我欣赏、目无旁人，看不起所谓的‘正统门派。此外，凡自创门派的怪杰，多有一般人不易招架的怪招。他们与人较量，常不顾章法、规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记闷棍把有数十年修为的老家伙，打得落花流水，简直阴沟里翻船——栽了。自修成才者固然有过人聪明之处，唯其学识基础往往不广博或不系统，逻辑思维容易片面及走极端，又缺乏名师指点，不了解必要的学术规范;如能虚心好学、扬长避短，长此以往必渐入佳境，前途未可限量。然有少数人长期仗恃小聪明，到处卖弄，结果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并给学术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试观许多年老学者厚积薄发、大智若愚，他们与人过招讲求实证及规范，即使一时被批评指责，终将依靠正统功夫取胜。他们的门徒一般也轻易骄傲不起来，盖有乃师在此，岂容撒野！”1

“文革”影响对学术研究的贻害全国皆然，而于中外关系史学尤不可忽视。下面将结合学科未来的探讨，再作申论。

三、扎实研究、注重人才

1.学科定位及系统建设

目前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定位问题。愚见过去学会虽无明文规定，但大致还是清楚的，即以“中国古代对外交流”（远古至清末）为本，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及交通来往。这与“世界各国关系史”“中国现代外交史”“中西交通史”“海外汉学史”“中国边疆史”及国别史、专门史相区别，但又积极与之配合。因学者多出身各种专业，就算是中国史或断代史、世界史或国别史、专业史或物类史，都有向“中外关系”领域跨界努力的问题，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共同完成学科的建设及繁荣。

2.基础研究宜加倍注意

鉴于中外关系史涵盖中外古今，研究难度较大，可先不忙提倡学科系统建设。对此可以倡议、讨论，但应专注各专业的基础研究。凡事有问题则有人，有人则出成果，成果扎实自然大功告成。因此可设立诸种专题，有目的引导中国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学者纳入本学科范畴，并予以学术乃至物质上的帮助。应造成文献、考古、科技人才三結合，彼此交叉、会聚、共商，克服断层、冷门、缺口等现象。除两汉开通西域、盛唐交通海外、郑和下西洋，如一陆一海丝绸之路史，丝瓷茶的外销，中国古代沉船研究，中国陆疆海疆防御等，可考虑设立或增加若干专门分会外，其他也应提倡从自己专业出发，务求对准学科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多出成果。

3.史论结合及资料搜辑

为克服“文革”祸害，应大力倡导史论结合，反对假、大、空的学风。一切结论应源自史料研究之后，而非先定框框才找材料印证自己的思维。由于相关领域学者都有自身的专业性，一旦投身中外关系史领域，就须利用共同所需的史料，或弥补自身之不足。例如中国史学人要了解外国情况，外国史学者须研究中国全局或断代的资料，丝瓷茶等专门研究者应知中国断代或世界国别情况。其中，中外古籍中有关地理风情、交通往来等资料，则应有系统地加以汇集，为学人提供方便。过去学界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今后仍应大力加强。

4.“天朝”民粹论皆可休矣

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应特别防止世界各国的一些理论偏见。中国古代以自己为“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自应破除，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或近代以来的崇洋媚外也要摒弃。在中国内部，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纠正地方民族主义。当前，民粹主义（populism，或译平民主义、纯粹平民主义、极端平民主义）观点泛滥，对此尤应加以警惕。

5.文史融合的人才培养

正因为是中外关系史研究，既要了解中国古籍，具备某些专门知识，尤须掌握外语的工具，如需认真研究及印证外国史料（梵文、马来文史著等）。因此，融合历史、外文或其他专门知识的人才培养就成为当务之急。但因为此等人才来之不易，在大学本科阶段很难养成，故在大学本科阶段未必或也难以设置“中外关系史”专业。可在中国史专业副修外文，在外语或世界史专业副修中国史或各种专门史。等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再由各专业人才直接修读“中外关系史”。

综合上面拙见，只有学术作风端正，基础研究扎实，专业人才养成，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系统建设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到日程。吾人应为此而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