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适先后编辑或创办过多种深具影响力、引领时代风潮的刊物，并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但关于他与《申报·文史周刊》的研究付之阙如。借助这份刊物，胡适联系了大批学者，建构起一个关系密切、理念趋同和立场接近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营造了开放的讨论空间，形塑出自由讨论、平等对话的公共论坛。无疑，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出版文化和学术观念，也是拓展和深化胡适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胡适;《申报·文史周刊》;学术共同体;公共论坛

[作者简介]廖太燕（1981-），男，文学博士，江西行政学院文化与科技教研部副教授（南昌 330000）。

除了拥有作家、学者等身份，胡适还是深具影响力的编辑家，如有学者所言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编辑、主编或创办过《竞业旬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新月》《独立评论》等，“他对编辑事业介入之深、涉及之广、持续之久，在著名学者中，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徐希军：《胡适编辑思想与实践》，《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殊为可惜的是，过往研究在梳理胡适的编辑行为或论述其编辑思想时均未提及《申报·文史周刊》，对其加以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出版文化和学术形态，辨析胡适在该时期的编辑活动、论文撰述和学术思考等，颇具研究价值。

一、缘起：从《大公报·文史周刊》到《申报·文史周刊》

1946年9月，出于与北方的人文学者加强联络的目的，上海《大公报》负责人邀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时任胡适秘书的邓广铭成了执行编辑，据其回忆在打理刊物时出现了几次处理失当，如第15期将胡适研究曹魏秘密机构——校事府的论文《曹操创立的“校事”制》放在首篇，胡适与卢慎之讨论《水经注》校勘问题的信函为次篇，引得沪上进步学者集矢攻击，认为胡适主编的刊物把自作当头条刊出，分明是要为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寻找历史根据，有意充当政治帮凶。该刊还刊过有损左派学者声誉或招致其不满的文章，如《评翦伯赞的〈杜甫研究〉》直称此篇名为“研究”的文章存在一些硬伤;一篇评价郭沫若《十批判书》的文章对郭氏多有不敬之处。左派文化界人士认为是胡适有意为之，对《大公报》造成了巨大压力，致使《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11月停办。[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1947年12月创刊的《申报·文史周刊》正好衔接上了。

从1947年12月6日至1948年6月26日，《申报·文史周刊》持续了七个月，共计刊出29期。它首期登载了简短的“发刊词”：

我们所谓“文”，是广义的。自语言文字的诠释，以至于古今文籍和中外文学作品的研究，全都包括在内。只有纯文艺的作品和译品，我们不打算登载。我们所谓“史”，也是广义的。凡对于一件史事的叙述和考释，一部史书的介绍和批评，以至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任何一個问题的探讨，全部包括在内。这个刊物既是日报的一种副刊，我们当然要顾及一般读者的兴趣，因此，我们这里所登的文章，要力求其通俗简短，深入浅出。太专门的考据文字，太艰深的文言文，以及四千字以上的长篇大论，我们全不打算登载。我们不标榜任何史观。我们只愿意把各人治学的一点一滴的成绩，或大或小的问题，用明白流畅的文字写出，以求各地同道们的指正。[《发刊小引》，《申报》1947年12月6日，第8版。]

刊物主张刊发文史研究和批评类短制，目的在于用明白流畅的文字展示学人对人文领域的具体学术问题的思考，或关于某个议题论证、解决过程的心得体会。它被安排在《申报》第八版，偶尔出现在第七版或第九版，刊头“文史”二字由主编胡适题签，通讯处为北平松公府国立北京大学，并注明“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

查阅相关资料，未见胡适直接谈及《申报·文史周刊》的记录，但仍可以追索出一些信息，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7年9月12日”条记录胡文《记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明钞本水经注》源自该年9月5日他与徐森玉到常熟访友见到明抄本《水经注》所作的笔记，回北平后写成题记，年谱编写者点明该文摘自《胡适手稿》四集，[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991-1992页。]此文刊在周刊第2期（1947年12月13日）。“1948年3月4夜”条记录他在修改《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岁》，“此文不知作于何时，至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在纽约改定，到了四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台北县南港再改定”，年谱编写者点明该文摘自《胡适手稿》六集“补遗”，[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22页。]而周刊第14期（1948年3月13日）刊过《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代》。又如《胡适书信集》收录胡适1947年11月16日《致俞平伯》函一封，它以《谈“绝句”的一封信》为名刊在周刊第1期（1947年12月6日）。再如胡适日记记录他自天津图书馆借得四十卷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兼用赵东潜刻本、戴东原校本、沈绎旃校本等校勘薛福成《全氏七校水经注》刻本，不久写成《全谢山戴东原改定水经各水次第的对照表》等文，其中有三篇刊在《申报·文史周刊》上。

二、学术共同体的建构：《申报·文史周刊》作者群分析

通常，从作者的构成能够分辨一个刊物的风格、选文标准和出版机制等，《申报·文史周刊》的作者包括胡适、季羡林、唐兰、阎金锷、王重民、周一良、游国恩、裴文中、毛子水、邓广铭、周祖谟、劳干、向达、王毓铨、陈梦家、王利器、刑公畹、漆侠、夏鼐、向长清、唐长孺、常任侠、徐规、丁则良、陈垣、徐光摩、汪篯、叶玉华、容肇祖、吴晓铃、夏承焘、隋树森、汪世清、金克木、彭泽益、冉昭德、程会昌（程千帆）、姚敬存、张政烺等近30人，既有成名已久的卓然大家，也有处于学术研究上升期的学界中坚，还有刚刚展露头角的学术新秀，其中胡适刊文9篇（另编后记3篇，信函几种），唐兰9篇，周祖谟7篇，邓广铭6篇，季羡林6篇，向达5次（同一主题连载），王重民4篇，漆侠3篇（4次），周一良2篇（一篇连载3次，信函1种），陈垣2篇，王利器2篇，唐长孺2篇，毛子水2次，阎金锷2次，金克木2次，裴文中2次，其他均为1篇或1次。

上述这些作者与主编胡适多有私谊，除了陈垣等少数前辈或同辈朋友，其他几乎都是亲承謦欬、服其治学之法的后辈学人，如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等。季羡林在《大公报·文史周刊》刊出《木师和画师的故事》，在《申报·文史周刊》刊出《语言学与历史学》《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等六种，他早期学术成果基本是在胡适主持的刊物发表的。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深情回忆了在人生路上遇见的六位有教导或知遇之情的恩师，陈寅恪将他推荐给胡适、傅斯年和汤用彤，让尚在学界籍籍无名的他得以入职北大，“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55-56页。]季氏的归国日记就记述了他与胡适在学术和生活上的频繁交接。

邓广铭与胡适尤近，他撰有多篇文章谈及此种渊源。1930年，准备投考北大的邓广铭旁听了胡适的哲学课程，并在就读辅仁大学期间放弃学业再考入北大。他选择胡适作为毕业论文导师，胡氏对其研究论文极赏识，逢人满口说邓生，将他留在北大文研所，尽心指导他从事辛弃疾研究。抗战胜利后，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邀邓广铭回北大任教，并协助办理校长事务。胡适到任后，邓氏仍在帮忙，负责接见来访的陌生客人或答复慕名而来的信件，他在《大公报·文史周刊》刊出《论范仲淹的师承——辨宋元学案所谓“高平所出”》等五篇论文，在《申报·文史周刊》刊出《汉武帝的“王霸并用”的治术》等六篇文章，出现更为频密。

周一良在《大公报·文史周刊》刊出《跋敦煌写本“海中有神龟”》，在《申报·文史周刊》刊出《谈佛典翻译文学》（分三次刊完），《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1945年，归国博士周一良到燕京大学任副教授，其实傅斯年已向胡适推荐他至北大任教授，不久他转到清华，经朱自清、陈寅恪首肯开设“佛教翻译文学”课程，据他回忆：“自回国到解放前后，我的时间精力仍放在研究方面，主要写了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方面的一些论文，与胡适、向达、王重民诸先生时有商榷。对于胡先生，当然仍很尊敬。我父亲听说他研究《水经》，叫我把他自己所藏一册抄本送给他，供他鉴定。”[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4页。]《胡适书信集》录有写于1948年的《致周一良》（残稿）：“今早读你的《翻译佛经中的两个虚字》，很感觉兴趣，我很赞成你的方法，对于你的结论‘曼‘续的解释，我也大致赞成。”[胡适：《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75页。]

对照这几位学者的学术生涯，《申报·文史周刊》的重要性就顯现出来了，这些论文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季羡林在比较专著和论文时尤重后者：“专著诚然很好，但也有它的局限。一写专著，必求全面，结构框架，一一推敲。为了装点门面，中间必然掺上一些搔不着痒处的东西。论文则不然，可以就一个小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直抒胸臆，不用搀水。从世界学术史上和中国学术史上来看，论文的作用都不能低估。”[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后记》，《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序跋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如此，在自己主持的学术园地里，胡适凭其爱才之心、惜才之举，为年轻学人的成长起到了有力的烘托和助推作用，即便“发刊词”原本规定不发表4000字以上的论文，却连载了几位青年学人的长篇论述，让他们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充分详尽的表达。

《申报·文史周刊》所刊文章基本为学术性的考辨之作，而能取材广博、包容万有，它本质上是同人刊物，与《大公报·文史周刊》相比更纯粹，如讥讽翦伯赞的杜呈祥再未登场，类似批判郭沫若的论文再未刊载，建构了一个关系更为密切、理念更为趋同和立场更为接近的学术共同体。

三、考述兼达与公共论坛的形塑：《申报·文史周刊》的学术理念和刊布模式

整体而言，《申报·文史周刊》具有两大特色。

第一，从为学范式看，它刊出的90余种文章或重考证，采取极传统的研究方式，如笺证、试释和辩伪;或偏论述，但不脱对史实、史料的辨析，这种考述兼融的“新汉学”风格正是胡适学术理念的一贯体现。如季羡林的《语言学与历史学》开宗明义指出语言学、历史学分属不同学科，却能互相帮助，历史学有助于语言学已成共识，语言学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甚至某些历史问题只能从语言上解决则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比如关于印度欧罗巴民族原居地和迁移情形的探讨，比较语言学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从某些民族语言的共性可以剖析印欧民族的迁移分化，他认为分布在欧亚大陆的白种人在纪元前几千年本是一家，或许出于宗教冲突、政治分立等原因而分道扬镳，在不同的区块繁衍，建立不同的政体;通过民族所使用的字、词、文法，对动物、植物的命名等可以分析它们生存的地理环境或迁移的路线、区域。季羡林总结，许多学科都能作为史学的辅助科学，而语言学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历史已然证明语言学的结论多是非常可靠的，希望语言学者不要局限于本领域，须向外走出一步。[季羡林：《语言学与历史学》，《申报》1947年12月6日，第8版。]

邓广铭讨论在庆历新政至熙宁变法之间，大批士大夫倾向改革，苏轼上过“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的大计，主张推行“大有矫拂于世俗”的改革以“均户口、较赋税、教职守”，并作了制御西夏、契丹的具体赞画。苏轼见王安石推行各种措施后招致纷扰乃全盘翻转了前议，故朱熹批评他前后“分明有两截底议论”。作者指出持这种态度的不止苏轼，尚有程颢、吕公著等，但朱熹为尊者讳，不免偏袒;众人反对新法在于王安石违背了变法初衷是一种诬词，相反王氏始终如一，他遭到各种阻力恰恰是未能实现变法的初意;程、吕从参与变法到与王氏关系变坏，不过畏于“人情之汹汹”，富弼、司马光等均是如此。[邓广铭：《北宋旧党人士的“两截底议论”——兼考司马光首倡募役法》，《申报》1948年2月14日，第8版。]作者通过史料细读，分析了熙宁变法前后的社会背景、官场风气和文化心态等。

胡适《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岁》、陈垣《杨贵妃入道之年》、夏鼐《汉武帝征和年号考》、王利器《太史公书体裁探原》、常任侠《骰子起源考》、汪篯《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一》等皆堪称理据丰沛的考证杰作。这批论文所涉广阔、内容丰富，囊括古代政体、阶层、官制、赋税、兵制、刑法、婚姻、教育、学术和宗教等。它们承袭乾嘉考据法，借助以深厚的考索功力掌握的丰赡史料，依照本证法、对证法、反证法、假设求证法、对勘法等手段订正文献或考证史实，在逻辑演绎和归纳综合的基础上得出独见。它们不仅在资料上有所创获，也超越了现象罗列和资料排比，透过表象探讨问题，实现了义理与考据的融通，充分体现出“治史旨在求真”的治学理念。

第二，从编刊模式看，《申报·文史周刊》营造了开放的讨论空间，一如胡适主编《努力周报》时所为：“读者能够爽直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编者也认真予以答复，这不但可以见出胡适的心胸，而且还表明，作为一个编者，胡适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参与报刊的言论，共同构建自由讨论、平等对话的公共论坛。”[刘敏慧：《论胡适的编辑实践与思想理路》，《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关键标志就是批量争鸣论文的刊载，在对谈、比较中阐明各自的学术观点，如杨树达的《诗对杨王休解》认为郑康成将“休”解释为“美”不切，应当为“赐予”，“对杨王休”即“答杨王赐”，而唐兰觉得结论下得太仓促，每个字词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训诂家的毛病就是认为它是固定的、死板的，从而提出不同的观点。[唐兰：《论彝铭中的“休”字》，《申报》1948年2月14日，第8版。]唐兰的自作也遭到质疑，他连载于周刊第一、二期的《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回顾了唐宋以来关于石鼓文的讨论，从文字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角度加以辨析，并根据青铜器对“朕”字的使用，秦公钟，《沮楚文》《史记》和《吕氏春秋》等典籍推断石鼓文为秦灵公三年之作。童书业迅即在《中央日报·文物周刊》刊文，认为石鼓文是秦文公时期作品，驳斥了唐兰提供的主要证据，指认其未弄清先辈的文法，陷入孤证和默证的误区。[童书业：《评唐兰先生〈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中央日报》1948年1月7日，第7版。]此后二人唇枪舌剑，互有辩驳：1948年3月6日、5月1日，唐兰先后在《文史周刊》第13期、21期刊出两篇答童书业之文，童书业则在4月《文物周刊》第77期、6月第85期刊出再质、三质唐兰之文。最终唐兰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文史周刊》编者，指出双方思想和方法不一，即讨论的前提或出发点有差别，无法一同解决问题，他认为童书业所用的方法倒转矛盾，经过几次讨论，“再答复也不过是这些话，吃了信口开河，总离不了我那套老方法。多说废话，徒然占了您宝贵的篇幅。真实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证明的，现在，既然思路不同，方法各异，再讨论下去，只有‘后息者为胜，不会有一点结论的。我虽怕人误解了我的本意，却也很怕我误解了别人的意思，又很希望童先生能慢慢地自圆其说，所以决计就此打住，借此声明一下，以后不再讨论了。”[唐兰：《关于石鼓文“”字问题致文史编者的一封公开信》，《申报》1948年6月19日，第7版。]这次讨论引发了学术界对石鼓文的兴趣，由他们的辩论出发加以拓展的研究有所增多，出现了一次石鼓文研究的小热潮。

刊物内部也形成了观点截然相反的学术论争。如游国恩的《谈西洲曲》认为江北与西洲对举，西洲自然就在江南;诗歌前面“无非是男子思念女子的话”，后四句“改作女子口气”，在于“凡乐府歌辞多用对话体，往往作双方问答语气。这诗虽非直接对话，但结尾四句确因男子思念女子而为女子作一明白的表示，当然仍有对话的意味”，此诗的主题为男思女。[游国恩：《谈西洲曲》，《申报》1947年12月20日，第8版。]叶玉华则指出西洲在江北，“‘西洲是地名，‘江北是就其方位言之”;诗“通篇是女角的口吻”，“此曲起句云‘忆梅下西洲是女子说的，中间‘忆郎郎不至也是女角说的，也先后一致。‘君愁我亦愁的‘君字是指男的而言，‘我即女角自称，从上文一气相贯下来。”而此江不必非是长江，南方一带江甚多。[叶玉华：《与游国恩先生论西洲曲》，《申报》1948年3月27日，第8版。]又如徐规的《〈沈括编年事迹〉校后记》，丁则良的《读〈沈括编年事迹〉校后记》更是同期刊发，它们实为两封正式的学术商榷函，不同观点的同列便于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

胡适经常有意识地组织和建构学术对话，如周刊第15期刊出徐光摩《王韬的卒年》，指出王韬的卒年众说纷纭，不牢靠，作者偶得的徐兆兰《梅墅吟草》中有缪少初序提及王氏逝于光绪二十三年。胡适撰了“编者后记”：“徐光摩先生从宣城寄这篇短文来，让我们知道王韬死在光绪廿三年丁酉，公元一八九七。这个小考证，有许多学者一定欢迎。……前年我才听说上海有朋友已考定王韬死在光绪二十三年，享年七十岁。我曾在我的一本世界大事年表上，把他的死记在这年，但当时没有注出来源，也没有说是任何人考定的。（倘有人指出，我很感激）徐光摩先生引的缪萼联的《梅墅闲吟序》，是可信的证据。王韬虽不是‘长毛状元，确是《申报》的论说主笔人。我盼望《申报》编辑部能费点工夫翻检光绪廿三年秋季的旧报，给王韬的死年作一个最后的定论。”[徐光摩：《王韬的卒年》，胡适：《编者后记》，《申报》1948年3月20日，第8版。]《申报》编辑室人员认真翻检了过刊，并无结果。而受此感召，多名学者致函胡适进行讨论，如彭泽益《关于“王韬的卒年”》论及罗香林、萧一山、吴静山等人观点，确认了王韬的确切卒年，但对月份提出质疑。胡适又作《后记》：“本刊第十五期登出徐光摩先生的《王韬的卒年》一文，当时我曾写一段后记，说我在前年听说上海已有人考定王韬死在光绪二十三年，享年七十岁，并曾将此项考证结果记在一本世界年表上，但没有注出来源，也没有说是何人考定的，因此我很希望有人指出此说的来源与根据，给王韬的死年作一个最后的定论，后来我在南方旅行，收到张天松、谭正璧、彭泽益诸先生寄来的文章，都指明最先考定王韬生卒的是吴静山先生的《王韬事迹考略》，载在《上海研究资料》上。今将彭先生的文章刊布于此，并向谭正璧、张天松两先生致敬谢意。”[彭泽益：《关于“王韬的卒年”》，胡適：《后记》，《申报》1948年5月22日，第7版。]可见，在胡适的张罗下，该学术议题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四、结语

综前所述，《申报·文史周刊》的研究价值极高。一是学术史意义。所刊论文涉猎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领域和时期，不少学术观点为后世学者反复援引和研讨，其中有些论文成了作者的代表性作品，如余冠英认为游国恩、叶玉华对《西洲曲》的讨论“有很大的差异”“所见恰恰相反，而各能自圆其说，这是很有趣的，教人想起‘诗无达诂那句老话来。”[余冠英：《谈西洲曲》，《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1页。]郁龙余点出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直承梁启超的论述，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和语言史等角度观察佛经文学，见解十分精当，与谭正璧、郑振铎、朱维之等人的论述相比，周文“最具学术眼光”。[郁龙余、黄蓉等著：《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265页。]二是对胡适研究的意义。厘清胡适与这份刊物的关系，分析周刊的作者队伍、刊物特色等可以为探究胡适的人生行迹和学术生涯提供丰富有效的史料，是拓展和深化胡适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