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向序次《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今所见《列女传》共分为七类，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据《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所引，此书名为《列女传颂图》，顾名思义，全书可分为三大部分——传、颂、图。传乃《列女传》的正文;颂是各篇篇末的一段文字，有概述列女故事的作用;图则为列女图。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东汉墓壁画、山东嘉祥的武梁祠汉画像石、北魏司马金龙出土屏风皆见绘画列女图像，可与《列女传》故事相配合，但终非附书而行之本子。郑振铎、白化文皆提及明朝尤其是万历年间，乃中国古代木刻版画的黄金时代，作为书籍插图，几乎遍及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刘赛亦指出多种坊刻插图本或插图改编本《列女传》也应运而生。本文选取了余文台三台馆刊本、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清道光五年（1825）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本、四部丛刊本（据上海涵芬楼借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明刊有图本影印）等，以《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和《贞顺传·宋恭伯姬》为例，比较传文与插图在叙事角度重点的异同，从中带出阅读《列女传》文字与图像的旨趣。

[关键词]列女传;孟母;宋伯姬;明代版画;图文对读

[作者简介]潘铭基（1977-），男，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

一、“列女”之传、颂、图

刘向序次《列女传》凡八篇，今本分为七类，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载录刘向著述，谓“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班固：《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7页。]刘向本传则曰：“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班固：《汉书》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57页。]就《列女传》而言，《艺文志》与本传所载略有不同。所谓“列女传颂图”者，顾名思义，可分为三部分，即“列女传文”“列女颂”“列女图”也。

《列女传》之正文，顾名思义，乃是各篇叙述古代女子生平的文字。此中叙事，按其所分七大类别，各有重点。此中女子，其生平事迹未必能在今所见先秦两汉典籍里寻得依据，或与传世典籍所载不尽相同。张涛指出，“最早使传体脱离经、纪而独立成书的，当推刘向《列女传》”。[张涛：《列女传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汉书·刘向传》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班固：《汉书》卷三六，第1957-1958页。]准此而论，《列女传》所载故事当有所依据，来自《诗》与《书》。

至于“颂曰”部分，就今《列女传》之叙次所见，乃是每篇之末的一段文字。今所见《列女传》前七卷每篇皆有“颂曰”，至第八卷“续传”则无“颂曰”之文。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屏风第三”引刘向《七略别录》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烈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卷二五《器物部》“屏风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9页。]据此可知列女图可绘画在四块屏风之上。“颂曰”之文，就内容而言似乎有概述列女故事的作用。举例而言，在《列女传·母仪传·弃母姜嫄》里，“颂曰”之文云：“弃母姜嫄，清静专一。履迹而孕，惧弃于野。鸟兽覆翼，乃复收恤。卒为帝佐，母道既毕。”[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考此八句之文，两句一组，第一组呼应了传文“姜嫄之性，清静专一”;第二组呼应了传文“行见巨人迹，好而履之”;第三组呼应了“飞鸟伛翼之”，“乃收以归”;第四组呼应了舜之任命云云。因此，“颂曰”与传文内容颇为一致。魏伯河云：“《列女传》传文每篇少则数百字，多则一两千字，无论写在画面之中、画面一侧或其下方，都无可能。显然是无法直接起到图画‘说明作用的。”[魏伯河：《〈列女传颂〉：中国现存最早的题画诗》，《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又云：“就中国题画诗之历史而论，《列女颂》应属存世最早的题画诗;而且其数量多达百余首，这样的发现无疑是令人惊喜的。”[魏伯河：《〈列女传颂〉：中国现存最早的题画诗》，《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以为“颂曰”乃题画诗，甚有创意，却未必属实。据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扬之水云：“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画屏风，创作在太和八年之前。屏风所绘为《列女母仪图》、《列女仁智图》、《列女贞顺图》。……见于《列女传·母仪传》者，为《有虞二妃》、《启母涂山》、《周室三母》、《鲁之母师》、《鲁师氏母》。《仁智传》，为《孙叔敖母》、《卫灵夫人》。《贞顺传》，有《蔡人之妻》、《黎庄夫人》。《续列女传》，则有《班女婕妤》，不过班姬之幅，画中题记并不是采自《传》文，而是节略《汉书·外戚传》中的叙事。”[扬之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即就屏风所见列女图，题榜文字与《列女传》之各篇“颂曰”亦颇有不同，如“周室三母”之图，题榜文字云：

周室三母者，大姜、大任、大姒也。大姜，大王之妃，吕氏之女也。□□□□□□□，王季之妃，贞一有行，其怀妊，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大姒，文王之妃，禹后莘□之女也。号曰文母，生十子，皆贤圣。[殷宪、董其高：《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题记》，《中国书法经典》2014年第7期。]

今考《列女传·母仪传》有载“周室三母”，细意比较，可见屏风之文虽与传文不尽相同，但亦与“颂曰”之文迥异。《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颂曰”：

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大姒最賢，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一，第15页。]

显而易见，屏风所载与《列女传》“颂曰”并不相似，反而更接近传文之节录。因此，魏伯河以为《列女传》“颂曰”当为最早的题画诗之诗，未必可信。

“列女图”乃图画传颂所载女性之画像。《后汉书·皇后纪·顺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李贤注：“刘向撰《列女传》八篇，图画其象。”[范晔：《后汉书》卷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8页。]此言顺烈皇后尝以“列女图画”置于其左右，李贤注以为即《列女传》之配图。据上引刘向《七略别录》之文：“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烈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着祸福荣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卷二五《器物部》“屏风第三”，第599页。]此言刘向父子将列女图画在四块屏风之上，据此，“列女图”亦出刘向父子之手。有关《列女传》之“传”“颂”“图”是否同时出现，或其先后次序，前人讨论颇丰。《隋志》载《列女传》十五卷为刘向撰、曹大家注，并有《列女传颂》一卷乃刘歆所撰。[魏征等：《隋书》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78页。]曾巩《古列女传目录序》：“《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曾巩：《古列女传目录序》，《新刊古列女传》，清道光五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氏本，第1a页。]以为《隋志》所载为误，即“传”与“颂”具出刘向之手。虞思徵以为“至传颂所作为向为歆，论者各持异见，今实未能明判”，[虞思徵：《整理弁言》，王照圆：《列女传补注》，第2页。]实为知言。

二、明代版画《列女传》之概况

印章、石刻、画像石等，可视为中国古代版画的源头。到了唐代，图文并茂的木刻版画屡见于宗教类文献。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云：“（版画）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宋代是我国和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同类型的作品都出现了版画作为配图。明代更是版画发展的高峰，白化文云：“明朝就可称作中国古代版画发展史上惟一的黄金时代。”[白化文：《中国古代版画溯源（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作为书籍插图，几乎遍及于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白化文：《中国古代版画溯源（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进言之，在明代之中，万历时代又是版画发展的高潮，白化文云：“明代中晚期是中国古代版画异彩纷呈的高潮期。”[白化文：《中国古代版画溯源（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郑振铎云：“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9页。]所谓高潮期，指的是这个时期的版画质高量多，几乎是无书不插画，无图不精工。能够出现这样的高峰，除了技术提升的原因以外，市民大众对书籍里图文并茂的追求自是不可或缺。刘赛云：“插图版画的流行表明世俗生活对版刻插图书籍有更多的兴趣，多种坊刻插图本或插图改编本《列女传》也应运而生。”[刘赛：《明代官、私刊行刘向〈列女传〉考述》，《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概述了明代中后期《列女传》版画纷陈的原因，其说是也。

《列女传》有图，除了《七略别录》提及“画之于屏风四堵”以外，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皆有以列女为题材的列女图。其实，《列女传》自始出之时，其目的在于“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班固：《汉书》卷三十六，第1957-1958页。]所重乃在“戒天子”，假设读者为汉代帝王（男性），希望君主览之可以有所鉴戒。时移世易，宋代以后，《列女传》的大量刊刻与传播，其重要性主要展现在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之上。靳力云：“《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在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推进文化进步与学术发展，保存古代文献，以及助推汉文化圈形成与汉学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靳力：《论〈列女传〉的刻印和传播》，《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这个时候，《列女传》已经没有了其“戒天子”的作用，变成了倡导节烈、压迫妇女的工具，实非汉代编撰本书时的本意。由于读者从男性改为女性，在古代男女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对书里要有配图的需求大为增加，此亦促进了明代版画里出现的“列女图”。李玉珍云：“宋代的书籍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多数是为了实用，除了经书、史书、类书之外，宗教的宣传品仍然比例最大，与小说有关的，大抵也只有《古列女传》一部。”[李玉珍：《以图叙事——从〈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题书名探讨插图本通俗小说之图文关系》，《中华工商专校学报》2009年第40期。] 《列女传》读者的由男转女，实乃其书出现众多配图本的主要原因。

以下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列女传》配图本：

1.刘向撰、茅坤补《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八卷，明万历十九年（1591）余文台三台馆刊本。

此本为明代茅坤增补刘向《列女传》而成，书名题为《全像古今烈女志传》，乃明万历十九年（1591）余文台三台馆刊本。茅坤所补者，如《母仪传》补鲁之母师、隽不疑母、明德马后、唐文德后、宋昭宪后、皇明高后、孝诚张后等;《贤明传》补汉曹大家、唐徐充容、唐之郑氏、二程之母、河南尹母、姚少师姐等。此本并无《孽嬖传》。此外，尚有肯亭先生彭烊评、晓城先生宗原校、对溪书坊唐富春梓;卷二以后兼有文台书林余象斗重。“全像”又称“全相”，指的是正文中插有反映故事情节的画面。此本插图（建安版画）版式为双面连式，图上方通栏标题，左右镌以联语。所谓建安版画，建安（今福建建瓯）乃宋、元、明三代刻书业集中地，所刻书籍称为“建本”。建安书坊众多，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刘龙田之乔山堂、余象斗之三台馆、余彰德之萃庆堂。此等书坊，刻有大量的插图典籍，或上图下文，或单面方式，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犷有力，以古朴稚拙闻名。郑振铎云：“相传富春堂本传奇有一百种之多，但我们所见的不过三十多种。其插图，线条简朴有力，人物皆是大型的，脸部的表情很深刻。虽稍嫌粗率，但十分放纵、生辣。这一派的风格后来在‘年画作品里还保持下来。富春堂版的《新刻增补出像搜神记》（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刻）和《新镌增补全相评林古今列女传》，都是充满了插图的。尤其是《新镌增补全相评林古今列女传》，图皆双版大幅，两旁皆有标出故事内容的联语似的提要（大似刘龙田版的《西厢记》），几乎每幅都有功力，是一部大杰作。”[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畫史略》，第61-62页。]《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乃今可得见的富春堂本，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2.刘向（撰）、汪道昆（增辑）、仇英（绘图）《列女传》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

汪道昆，明代文学家。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西溪南松明山（今安徽黄山徽州）人。汪氏增辑《列女传》，使全书所载列女多达三百余人。卢文弨序云：“其纪年至明之神庙而止。其纪述近事，则歙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为独多。”[卢文弨：《新安汪氏增辑列女传序》，《抱经堂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页。]由是观之，汪道昆增辑之时，增辑了颇多当代时人事迹，并有兼及表彰其故里先人之意图。此本删去“孽嬖传”，各传之“颂曰”亦删之，改为汪氏自己的解说。例如《列女传·仁智传·孙叔敖母》，原本“颂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见蛇，两头岐首。杀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阴德，不死必寿。”[《列女传补注》卷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至于汪道昆云：“埋蛇，琐事也。而足以识叔敖之仁心，验其母之素教，此楚国所以有良臣，而孙氏所为有贤子也。叔敖之疾也，戒其子曰：‘王数封我，我不受。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日日弓有寝之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人弃我取而己利，利人即微，优孟子孙，固宜食其报耳。楚之得叔敖，盖自虞丘子云，故楚庄之霸，吾不曰叔敖而曰虞丘，吾又不曰虞丘而曰樊姬也。”[刘向撰，汪道昆增辑，仇英绘图：《列女传》卷三，清乾隆四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第60b-61a页。]两相比较，可见《列女传》“颂曰”旨在以另一文体总结前事，汪道昆评论则就传文多作引申，二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又，此本版心处刻有“仇英实甫绘图”，然而版画配图是否真出仇英，尚属存疑。刘赛指出，“汪氏增辑本因其插图精美而被推重于后世”。[刘赛：《明代官、私刊行刘向〈列女传〉考述》，《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靳力谓此本“列女图”云：“刻工讲究，为精致婉丽、气韵生动、刀法精细徽派名版。”[靳力：《论〈列女传〉的刻印和传播》，《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皆可备一说。周心慧云：“《列女传》一类书旨在为女性找出孝女烈妇的表率，宣傳的都是三从四德，贞淑贤顺节义的‘女德，这些思想就是自徽州大儒朱熹倡导理学而被强化了的，并成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支柱，朱熹进士出身，为徽州人也提供了读书仕进的榜样。徽州刻印了如此诸多此类本子，和朱熹的影响应该是有关的。”[周心慧：《中国古版画通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周氏所言，正可呼应了此本徽派风格的“列女图”。据卢文弨所说，此本“剞劂既备，未及印行，距今几二百年无知之者。”[卢文弨：《新安汪氏增辑列女传序》，《抱经堂文集》卷三，第49页。]至清乾隆年间鲍廷博“知不足斋”得此板片，重为印行，题曰：“仇十洲先生绘图 列女传 知不足斋藏版”。傅惜华《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收录《列女传》版画六幅，分别是“韩舍人妻”“楚浣布女”“虞美人”“木兰女”“花蕊夫人”“李妙惠”。题记曰：“《列女传》十六卷，历代妇女传记类书籍。明新安汪氏编。明万历间（1573-1619）安徽新安汪氏原刻，清乾隆时知不足斋重印本。书内插图，合页连式。相传仇英绘画。”[傅惜华编：《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第264页。]可参。

3.刘向《新刊古列女传》八卷，清道光五年（1825）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本。

此本《新刊古列女传》共八卷，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续列女传，与以上两种最大的不同处，乃是此本内容包括了“孽嬖”之部。书分上下双栏，上栏刻图，下栏叙事，含版画百余幅，绘刻古朴、精美。此为清道光五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氏本。此底本原为明内府所藏，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此宋刻本尝为钱曾、顾之逵等所收藏，后转归阮元所有，其子阮福于道光五年（1825）摹刊于扬州。据书末江藩跋语所见，其云：

后于宋丈芝山处见赵文敏临恺之《列女传·仁智图》，如苏子容之言，各题颂于像侧，其画像佩服与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图乃顾画之缩本。[江藩：《跋》，《新刊古列女传》，清道光五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本，第2a-b页。]

江藩谓此本列女图与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之画像一一吻合，故推断此本列女图乃出顾恺之。又，阮福《摹刊宋本列女传跋》云：

余尝见唐宋人临顾凯之《列女传图》长卷，其中衣冠人物与此图皆同。若卫灵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与顾图中相似而微有所减。其宫室树石，如孟母图中书院之类，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即此尚可见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镫扇之类，亦绝似虎头画《洛神赋图》。[阮福：《摹刊宋本列女传跋》，《新刊古列女传》，清道光五年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本，第1a-2a页。]

同样指出曾经细意比较此本所见图与唐宋人临顾恺之画作，因而推断此本即出顾氏。郑先彬云：“但把宋本之图和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宋摹绢本《列女仁智图》对比来看，相差很远，大多图甚至毫无共同之处。”[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因此，此所言出自顾恺之图尚属存疑。阮福此本目录后有外方内圆木印记，中刻草书“建安余氏”四字，卷二、卷三后有“静庵余氏模刻”一行，卷五后有“余氏勤有堂刊”一行，卷八后有墨地白文木记“建安余氏模刻”一行，故称此本为“南宋建安余仁仲勤有堂本”。因此书翻刻宋本，故阮福又称之为《摹刊宋本列女传》。该书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于目录中，颂见各人传后，正文部分每页上半截是图，下半截是文字，卷首标题“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前面的目录也刻得非常精细，并且附加了一些装饰，在流传下来的绘图宋本书中，是刻得较为精美的一部。书中所绘图从构图及人物的服饰、房屋、器皿等物来看都画得十分古拙，但因为是木板雕印，所以笔道较顾恺之其他图画上所画者为粗。[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第285页。]“万历早期的建安版画，大都是上图下文形式，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犷有力，以古朴稚拙的风格而闻名，大抵还属于闽建民间艺人的创作，可以说它是真正植根于下层民众的，大众化的艺术。”[周心慧：《明代版刻述略》，《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新刊古列女传》正是建安版画，上图下文，风格古朴，究竟是出自顾恺之，抑或属民间艺人的创作，今实难以得知矣。

4.四部丛刊本（据上海涵芬楼借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明刊有图本影印）。

四部丛刊本刘向《古列女传》乃景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明刊本。明万历丙午年（1606）黄嘉育刊本《刘向古列女传》，有曾巩序、黄嘉育序，小序七编，目录八卷。长沙叶德辉观古堂藏有此书，民国初年上海涵芬楼编印《四部丛刊》时借叶氏藏本缩印，版画意味已失太半。今商务印书馆之《四部丛刊》收录亦即此本。此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每传前有绘图。叶德辉评云：“此本字体有晋人钟、王遗意，图画似出仇英一派人手笔。”[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四部丛刊书录》称此本“图画人物生动，当出名手，字亦有松雪意。”[《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及附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页。]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六月，东京图本丛刊会出版大村西崖校辑的《图本丛刊》，其中收录此书，由上海美术工艺制版社重新刻印。采右图左文，文则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文字部分与余氏本同，每传之后有頌。版心高营造尺六吋四分，宽四吋五分，图版扩大，线条精细，图画文字绘刻均较庄重，其为徽派黄镐所刻。

三、《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的图文的叙事侧重

孟母姓名，史书无载。元代延祐三年（1316），元仁宗追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不称姓名。明代成化十八年（1482），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始谓“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氏，或云李氏”，[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六，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据北京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八年（1482）张泰刻本影印，1996年，第2a页。]及后明清两代普遍使用。孟母是孟子的母亲，后世多以为孟母影响孟子甚深，如刘向所编《列女传》云：“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一，第34页。]据此，是孟子之学术，其光辉之人格，皆承传自其母。细究孟子之学术渊源，授受不明，或谓私淑诸人，或谓受自子思之门人，至其家学，罕有所论。杨伯峻说：“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杨说是也。孟母故事，主要见于《韩诗外传》和刘向所编《列女传》。

《列女传·母仪传》载录十五人，皆是帝王贤人之母，有益于后嗣，功劳极大，孟母即在其中。黑田彰谓《列女传》“收集了可作为‘兴国显家之榜样的‘贤妃、贞妇的故事”，[黑田彰：《列女传图概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其言是也。郑先彬云：“《列女传》中记述三十位母亲的事迹，其中《母仪传》十五位，《仁智传》七位，《节义传》六位，《辩通传》二位。在她们中，有仁明贤德的国母，有通达知礼的卿相之母，有好善慕义的民间母亲，还有守节执事的保母及乳母。刘向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这些母亲形象，一些母亲的嘉言懿行，千载之下，犹令人感奋不已。”[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第169-170页。]“《列女传》中还刻画了一些通达知礼、善于教化的慈母形象。她们在儿子出生后，有意识地培养儿子的高尚品德，教给他们合乎社会要求的礼节，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有益于社会的人。”[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第171页。]“《邹孟轲母》中的孟轲之母，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母亲。”[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第171页。]郑氏所言可参。

《列女传·母仪传》载有《邹孟轲母》，其中述及孟母四事，每事之后或引《诗》，以明孟母之德。今具载其文如下：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谓也。

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求去，曰：“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者妾窃堕在室，而夫子见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恐见人过也。今子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不亦远乎？”孟子谢，遂留其妇。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

孟子处齐，而有忧色。孟母见之曰：“子若有忧色，何也？”孟子曰：“不敏。”异日闲居，拥楹而叹。孟母见之曰：“乡见子有忧色，曰不也。今拥楹而叹，何也？”孟子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就位，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诸侯不听，则不达其上。听而不用，则不践其朝。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也。”孟母曰：“夫妇人之礼，精五飰，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诗》曰：‘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君子谓孟母知妇道。《诗》云：“载色载笑，匪怒匪教。”此之谓也。

颂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一，第33-35页。]

以上四事，一为孟母三迁之事。孟家始居坟墓之旁，孟子只爱做些筑埋之事，孟母遂迁居。后居于市场之旁，孟子常在学习商人叫卖，孟母再迁居，终至学宫之旁。孟子的游玩变成了摆弄俎豆祭器，学习礼仪。孟母以为此乃适合儿子居住之地，日后孟子长大，习六艺，成一代大儒，孟母以濡染之法教导儿子实居功至伟。二为断机教子之事。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纺织，并问及孟子之学习情况。孟子唯唯否否，孟母遂剪断织机上的线，以明中途而废之理。孟子知之，于是日夜勤奋学习，终成天下之名儒。三为善为姑母之事。孟子见其妻在卧室穿着不整，因而离去，其妻遂向孟母辞别。孟妻以为孟子见其衣衫不整便勃然大怒，等同视之为客人。妇人之道，为客者实不可久居别人家中，因而求去。孟母教训孟子，以明夫妇相处之礼。孟子知错，立刻留住其妻。四为深知妇人之道。孟子在齐为官，面有忧色。孟母问其故。孟子以为君子出仕，当不求封赏，不贪图富贵。齐王不能重用孟子，孟子欲离齐，惜乎孟母年纪已大，故孟子陷于两难之局。孟母以为妇人早已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女性年少時听命于父母，出嫁后听从夫君，夫死后自当听命儿子。当时孟子已是成人，而孟父已死，自当听于儿子。孟母鼓励孟子，指出孟子当做应做的事，而自己则行当行之礼。在四件事之中，孟母形象鲜明突出，谓之“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母亲”，固其宜也。

以下且看诸部配图本《列女传》关于“邹孟轲母”故事之版画：

在《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的传文中，所述故事可以分为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善为姑母、深知妇道等四件事情。至于“颂曰”，其云：“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指出孟母注意教化善导，为儿子择处而居，关注儿子的学业进步，重点在于孟母三迁、断机教子二事之上。至于以上四部配图本《列女传》，其版画之聚焦点皆在孟母以刀断织之事。中国古代版画与今天的连环图固然不同，版画家只能将最有意义的情节以单一画面显示。因此，选择哪一个画面加以呈现，才能最为吸引读者，实乃版画家最要面对的问题。孟母三迁之事，如要利用图像反映，最少要用三幅图画（坟墓、市场、学宫）才能达到效果，与版画的要求不太配合。善为姑母之事，如要利用图像反映，只能以孟妻“袒而在内”一节出之，可是《列女传》在后世的主要读者乃为妇女，“袒而在内”一句如何理解言人人殊，而且这件事的重点乃在孟母如何教训孟子，在图像里实在难以表现。最后，乃孟子“深知妇道”之事，孟母表示女子“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如此道理，并不适合利用图像细加反映。在《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所载的四事里，只有断机教子一事最适合以一幅图像的方式反映，更充满戏剧效果，极具张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孟母手持的“刀”。《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谓孟子下课回家，孟母问其学习进度，而孟子敷衍孟母，态度不认真。因此，孟母“以刀断其织”，以示中途而废之理。这里的“刀”所指涉的究竟是怎样的工具呢？余文台三台馆刊本、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四部丛刊本皆呈“刀”之状，唯有《新刊古列女传》所作仿如今之剪刀。东汉刘熙《释名·释兵器》云：“剪刀，剪进也，所剪稍进前也。”[刘熙：《释名·释兵器》，北京：中华书局据《四部丛刊》本影印，2016年，卷七，第101页。]根据考古学资料，在先秦墓葬中似未发现剪，汉墓中则已多出铁剪，广州淘金坑发现的铁剪刀年代为西汉早期，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剪刀实物。在1934年，陕西宝鸡西汉墓葬出土了一把铁剪。此后。西安、洛阳、长沙及山东长岛等地都曾出土西汉时期的铁剪。可见，西汉时期剪刀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到，早期的交股铁剪刀为短柄长刃，双刃并行，没有明显的刃部，制作非常简单，仅用长条形铁片弯曲而成。[杨毅：《中国古代的剪刀》，考古杂志社编著：《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206页。]孟母与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其时剪刀如何，无人可知。当时，孟母正在编织，身旁理应备有剪刀，可以用作裁剪。在《新刊古列女传》的配图里，孟母手持剪刀，看似合理，其实不然。在2007年，江西靖安李洲坳春秋晚期墓发现了22具木棺，内里都是年轻女性的遗骸。她们下葬时都使用丝织品包裹尸身，棺内随葬品除了有竹木纺织工具、陶纺轮外，还有青铜削刀等。这里22名女子的身份都是纺织女红，随葬的削刀可能就是用来裁割布匹的。[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考古》2008年第7期。]此墓的年代与孟母较为接近，如果配图要讲求事实与证据，则余文台三台馆刊本、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四部丛刊本皆呈“刀”之状，更为合理，孟母手持的正是纺织所用的削刀;《新刊古列女传》乃以后世观念之“剪刀”作配图，未必符合孟母生活的战国时代。

此外，为了营造孟子聆听孟母教诲的画面，在余文台三台馆刊本的配图里，孟子下跪哀求孟母原谅。学习贵乎能够持之以恒，孟子不能坚持学习，仿如织布时半途而废。孟子为了表示悔意，下跪更能彰显诚心悔改。又，在《新刊古列女传》的配图里，清晰可见“书院”二字。这里“书院”二字，盖指学校，原为孟子上学的地方。其实，战国时期并没有“书院”的概念，乃唐代或以后始出之，明代固然习用此二字，然故事人物既然生活在战国时代，则应以战国名物为之，方始为功。

准上所论，在《列女传》传文里，详细叙述孟母四事，分别是“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善为姑母”“深知妇道”，反映的是孟母作为“母仪传”传主之一的重要性，郑先彬指出“《邹孟轲母》中的孟轲之母，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母亲”，[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第171页。]其言是矣。四件事情的重要性，无分轩轾，共同构建了孟母的形象。[有关孟母的形象，可参拙作《孟母故事与孟子学说》，《孔孟月刊》2020年第9、10期。]列女图选择了最富戏剧性的一段情节，以孟母断机一事镂刻之，取向与文字相异，突显了孟母果敢决断的一面，适足为后世中途而废者所资考。

四、《列女传·贞顺传·宋恭伯姬》的图文叙事侧重

宋恭伯姬，春秋鲁国人，鲁宣公之女，鲁成公之妹，母亲名曰缪姜。后嫁予宋恭公，生子宋平公。有关宋恭伯姬事迹，分别散见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襄公三十年，而《列女传·贞顺传·宋恭伯姬》所载最为详审。且录《列女传》之文如下：

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当行夫妇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鲁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还复命，公享之，缪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劳于远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后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犹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

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时，伯姬尝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秋》详录其事，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于澶渊，偿宋之所丧。《春秋》善之。君子曰：“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伯姬可谓不失仪矣。

颂曰：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贤之，详录其事。[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卷四，第142-143页。]

这里可见伯姬嫁给宋恭公之时，恭公并没有行亲迎之礼。可是，因父母之命，伯姬只能离开鲁国。在宋三月以后，庙见之礼已成，理应行夫妇生活。但因恭公没有亲迎，伯姬不肯听命。宋国将此事通报鲁国，鲁遣季文子赴宋，说服伯姬。季文子最终完成任务。在嫁给恭公十年以后，恭公去世，伯姬守寡。宋平公时，[案：此处《列女传》原文作“景公”，张涛云：“当为‘平公之误，据《春秋》，伯姬死于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当时正是宋平公三十三年。宋景公立于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距伯姬去世已27年。”（张涛：《列女传译注》，第157页。）张说可从，今此下文改称伯姬死于宋平公时，但仍不改《列女传》原文而存其旧。]一天夜里，伯姬所在宫殿失火，左右皆言伯姬当出外暂避。但伯姬以为根据妇人要遵守的原则，保母和傅母不在身边，夜里便不可以走出堂屋，因此必待保母和傅母到来。过了一会儿，保母已到，但傅母没来。左右皆苦劝伯姬快出外暂避。然而，伯姬以为妇人应该遵守原则，傅母没来，夜里便不能走出堂屋;更指出离义求生的话，不如守义而死。结果，伯姬死于火灾。为了颂扬伯姬之德，《春秋》详载此事，以为妇人应将贞顺作为行事标准，而伯姬乃个中典范。当是时，各国诸侯得知伯姬事迹后，皆表示哀痛，惟人死不能复生，而财货则可复得。因此，诸侯乃相聚于澶渊，设法补偿宋国因火灾而造成的损失。《春秋》称美此事。此后，《列女传》引“君子曰”，按照古礼，妇人在没有傅母陪同，夜里便不能走出堂屋，走路也要点上火炬拿着。此所言即伯姬之行也。《诗·大雅·抑》指出举止谨慎行为美，遵行礼仪无过错。伯姬便是没有违背礼仪的人。在“颂曰”部分，以為伯姬贞顺而正心专一，严私而不忘礼仪。夜里宫里失火，保傅不在，结果大火烧死伯姬，心却无悔。《春秋》嘉之为贤，详记其事迹。

《列女传》所言《春秋》，谓书里对宋恭伯姬赞誉有加，这里的《春秋》，未明所指为《春秋》经文抑或三传，且录《春秋》有关宋恭伯姬之死的经文如下：

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木巳人、小邾人会于澶水中金中，宋灾故。[《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四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7-1278页。]

以上乃“经文”对宋恭伯姬之死的描述，所言大抵陈述为主，表面上并不见《春秋》如何称颂之。且看三传载录如下，先看《公羊传》：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二十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39-540页。]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宋灾故者何？诸侯会于澶渊，凡为宋灾故也。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所为何？录伯姬也。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此大事也，曷为使微者？卿也。卿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卿不得忧诸侯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二十一，第540-541页。]

此言宋恭伯姬之事详矣，与《列女传》所载相仿，可视为其故事之根本。伯姬嫁往宋国，一般情况之下，外嫁夫人在《春秋》不书其葬，因嘉其贤德，故特书之。至于宋国火灾以后，诸侯齐集于澶渊，《春秋》却未书诸侯相聚的目的，《公羊传》解释，以为这是由于对伯姬贤德之认同，贤人逝去，乃为诸侯所忧。总之，《公羊传》主要反映了对宋恭伯姬的歌颂。且看《谷梁传》之记载：

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见以灾卒也。其见以灾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十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2-313页。]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灾，故隐而葬之也。[《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十六，第313页。]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会不言其所为，其曰宋灾故，何也？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灾以众。何救焉？更宋之所丧财也。澶渊之会，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十六，第314页。]

此见《谷梁传》所记，与《公羊传》大同小异。《列女传》谓“《春秋》详录其事，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取《谷梁传》之文比合观之，知为《列女传》所本，此《列女传》传文叙事所侧重也;亦可见《列女传》所谓“《春秋》”乃指《谷梁传》也。[案：刘向之经学属鲁学，前人学者论之详矣。例如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指出刘向用《鲁诗》，乃“《谷梁》专家”。（详参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8-411页。）]然后，《谷梁传》解释《春秋》何以葬而书之。接着，详言诸侯因宋灾而会于澶渊，更使夷狄与中国不相侵犯长达八年。

最后，看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相关记载：

或呌于宋大庙，曰：“譆譆！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四十，第1283-1284页。]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四十，第1284页。]

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四十，第1288-1289页。]

据《左传》记载，有人在宋国太庙里大喊大叫，说“嘻嘻，出出”，鸟在亳社上鸣叫，声音好像在说“嘻嘻”。这年的五月初五日，宋国发生大火。宋伯姬被烧死，为的是等待保姆的到来。君子以为，宋伯姬奉行的是大闺女而不是媳妇的守则。大闺女应当等待保姆，媳妇就可以看具体情况行事。秋季，七月，叔弓去到宋国，这是由于安葬宋伯姬。因宋国火灾之故，诸侯的大夫会见，商量给宋国赠送财货。这跟《列女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在《列女传》里，乃诸侯相聚，此则诸侯之大夫相聚，较为合理。冬季十月，叔孙豹和晋国赵武、齐国的公孙虿、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在澶渊会见，结果没有给宋国赠送甚么东西，所以《春秋》里没有记载与会者的姓名。君子以为，信用恐怕不能不谨慎吧！澶渊的会见，不记载大夫的名字，乃因不守信用之故。《诗·大雅·文王》谓文王或升或降，都是在天帝的左右，说的是要守信义。又谓，要好好地谨慎你的行动，不要表现你的虚伪，说的是不守信义。《春秋》记载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此乃为了责备他们。不记载鲁国的大夫，这是由于为他们有所隐瞒。此可见《左传》对伯姬的选择并不认同。奥田元继《春秋左氏传评林》引《补注》云：“‘待姆，此宋人设辞，以掩其不能捄君母之罪故，左氏与二传同，而皆不察其妄。伯姬归宋，至是四十一年，盖六十余岁，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唯不可待，实亦不必待也。”[转引自李卫军：《左传集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44页。]此说是也，伯姬已非闺女，可逃走而不避之，实在过迂。

比合三传，杨兆贵云：“《贞顺传》对伯姬生平的记载，基本上结合《公》《谷》两传，虽然细节尚有点出入。”[杨兆贵：《论汉儒对宋伯姬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年第58期。]指出《列女传·贞顺传·宋恭伯姬》的资料来源，并就三传所载略作比较，其言是也。又，杨氏云：“由本传可见，伯姬虽然与宋共公不和，且一生未生育孩子，但是她没有改嫁，的确是位贞妇，虽然她不满宋共公没有亲迎。刘向编撰《贞顺传》，主要是要强调妇女的‘贞德。”[杨兆贵：《论汉儒对宋伯姬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年第58期。]《列女传》故事分为七大类，在《贞顺传》者其生平自必与此关系密切，方可归类于此。傅隶朴云：“左氏首述宋灾之妖异，次言伯姬待姆而被烧死，最后评伯姬不知妇义，未婚之女，必待保姆而后行动，已婚之妇，当以事之宜否而行，伯姬于成九年归宋共公，成十年共公卒，寡居三十四年，至此，已年近六十了，火焚其宫，左右呼其下堂避火，伯姬必待保姆来始肯下堂，遂被烧死，这是惜作姬知女节，而不知妇义。”[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下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200页。]大抵《左传》对伯姬之不避火而死，并不十分赞同。伯姬早已嫁作人妇，必待保姆而行的乃未婚之女，伯姬不必早此之礼。取《列女传》观之，见其歌颂伯姬之贞顺，则非取《左传》为说可以考见。

余文台三台馆刊本、《新刊古列女传》、四部丛刊本具有载宋恭伯姬故事之版画配图，今录之如下：

比合三图，可见宋恭伯姬住处之高度有所不同，愈高者自是彰显其难走，因遭烧死。然而，观乎《列女传》所载伯姬之德，旨在歌頌其贞顺。伯姬必待保傅至，然后方肯下堂夜行，问题本不在住处之高耸与否。反之，愈是容易逃走而愈不肯离开，更能得见伯姬之大德。

又，观乎《列女传》传文，其曰伯姬“夜不下堂”，所谓“堂”者，《说文解字·土部》：“堂，殿也。”[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三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b页。]段玉裁云：“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偁堂，汉上下皆偁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偁殿者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三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a页。]据此而“堂”乃住处，似乎未餍人意。考究“堂”为何物，梁思成所言最为清晰，其《台基简说》云：

台基见于古籍的均作“堂”。《墨子》谓：“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礼记·礼器篇》“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所谓“堂”，即台基之谓，决不是今日普通所谓厅堂的，意义显然。以常识论，尧“堂高三尺”的堂决不是人可以进去的。《考工记》谓：“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如《考工记解》谓：“五室者堂上为五室也。……”《考工记通》谓：“堂之上为五室。……一堂四面皆有阶南面三阶，东西北各二阶，共为九阶。室之四面各有户，每户夹以两窗，共为八窗。”由此看来，古所谓“堂”，就是宋代所谓“阶基”，清代及今所谓“台基”，当没有多大疑问。[梁思成：《台基简说》，《凝动的音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据梁思成所言，“堂”即是台基，其说是也;因此我们才会有“升堂入室”这一类的说法。让我们重新回到《列女传》的配图上。比合三本，四部丛刊本之配图最为夸张，伯姬不是在“堂”上，而是已经在阁里了。《新刊古列女传》所见伯姬住处较为合理，伯姬闲坐椅上，从容不迫，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模样，较为合乎传文“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之句。至于余文台三台馆刊本，其台基并不明显，更能营造出一种伯姬求生非常容易，但“守义而死”才更高尚的形象。余文台本配图有两楹：“纵罹火灾不计死生之甚重 忍将身弃惟知礼义之为尊”，正好反映伯姬之大德。

《列女传·贞顺传·宋恭伯姬》前半部提及伯姬嫁给宋共公，而共公不亲迎的事情，此事于礼不合，其实已预示了伯姬守礼守义的特质。然而，“不亲迎”并不适合在版画里彰显出来，因此诸部配图本皆选择伯姬在大火时守义至死一节作为描刻的对象。

五、结语

本文以《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与《贞顺传·宋恭伯姬》两篇之图文叙事侧重作为研究重点，可总之如下：

《列女传》传文、“颂曰”、列女图之关系。《汉书·艺文志》载录此书题为“《列女传颂图》”，显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前人学者虽谓颂与图或较诸传文与图更为相配，然据本文考证，即在出土屏风之中，传文亦可节录以配图，故谓颂与图更为相配，未必有理。

列女图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列女传》原读者为帝王，遍观“贤妃贞妇”与“孽嬖乱亡”后，可以劝戒天子。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以至社会风气，《列女传》成为古代女子的读物，书里的人物成为了孝女烈妇的表率，读之可使女子恪守三从四德。因此，列女图成为了使之可以广泛流传的部分。在明代，尤其是万历年间，大量配图本《列女传》的出现，代表了这种以教导女子为主的阅读方向成为了主流。

本文主要利用四种配图本《列女传》作为论述。此四本分别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余文台三台馆刊本《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印明万历刻本《列女传》，此本有汪道昆增辑，传为仇英绘图;清道光五年（1825）阮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本《新刊古列女传》八卷，以及明万历丙午年（1606）黄嘉育刊本《刘向古列女传》（上海涵芬楼借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明刊有图本）等。其中知不足斋本之配图传为仇英所绘，余仁仲本《新刊古列女传》之配图则以为乃顾恺之之遗，虽然二本之图未必真出名家，然其能托名家之名，则其刻画之佳，已可见一斑。其中知不足斋本，其配图大抵亦出徽派名家，精致婉丽，气韵生动。

在“邹孟轲母”之故事中，《列女传》之文原有四则，而诸部配图本则颇为一致，同取“断机教子”一段。究其原因，自是出于四段情节，即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善为姑母、深知妇道，何者较为适合利用一幅版画加以反映，最能提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文中亦一并考证孟母所用刀，以至“书院”一词是否应当在战国时代出现。

在“宋恭伯姬”之故事中，三部配图本所选情节亦见一致，而对“堂”之理解则各有不同。在《列女传》中，宋恭伯姬故事之主要情節有二，一为伯姬出嫁而恭公不亲迎，二为伯姬因守义不逃生而为火烧亡。就图象易于反映的角度而论，取用后者肯定较佳，故三本不约而同，并皆以此情节作配图。另一方面，《列女传》言伯姬“夜不下堂”，则其下堂之难度如何，遂成配图者关心的方向。其实，堂指台基，伯姬之不下堂，并非源于堂之难下;而是守礼守义，保姆不至，不可下堂。配图者不察，特意加大伯姬下堂之难度，可谓捉错用神，未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