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当南宋中前期，陈亮受纷乱的时代环境及坎坷的个人遭际影响而对南渡词人产生戚戚之感，从而在词之题材选择、精神格调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继承性特点，并藉为数不丰的抗战题材咏怀词被后世诸多学者视为豪放派词人。由于不满当世之诗说理倾向浓厚、难以打动人心，陈亮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轻诗重词倾向，其诗词观与南渡词人李清照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二人重视声情、推尊词体的背景与初衷虽然不同，但都在客观上为词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辛弃疾这位词坛高峰的巍然耸立作了最佳铺垫。

[关键词]陈亮;龙川词;南渡词;李清照;诗词观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陈亮与南宋孝宗朝文学研究”（2020B184）;长春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宋中期浙东文派作家交游研究”（长师大社科合字[2019]第007号）;长春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长师大BS[2020]1128号）。

[作者简介]邱阳（1980-），男，文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长春 130032）。

靖康之变，金人犯阙，致北宋覆灭。君臣被掳，后宫遭辱，对宋廷乃至整个古代汉族政权而言无疑是千古奇辱。对绝大多数有心报国却无力驰骋疆场的文人而言，由于饱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其内心之哀痛并不稍减于受掳之君臣。面对山河变色之乱局，不能完全掌控自己命运之文人或沉湎伤痛苦苦哀吟，或以笔为矛倡言中兴。南宋词之总体格调也由此奠基。陶尔夫、刘敬圻在《南宋词史》中言：

南宋词坛是在两种不同的音响声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是亡国的哀吟，一种是救国的呼号。这两种声音……都是面对北宋灭亡而发出的反响，其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层次都是因北宋灭亡而激发出的爱国深情。前者由于身份、地位、处境、性格等因素不同，表现比较深隐，往往跟自身一己之悲交织在一起，或者就是这一己之悲的直接抒写。因而，自然成为婉约词风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另一种声音是面对北宋的灭亡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怒吼，直接表达他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强烈愿望。这种声音很自然地继承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贯穿南宋词坛始终的最强音与主旋律。[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虽然陶、刘二先生依然按照传统二分法将词风分为“婉约”与“豪放”进行论述的做法未尽科学[王兆鹏先生在为本书所作序中即言：“如果能突破婉约、豪放两分法的传统格局，另从一个新的角度或层面去把握南宋词史的发展进程，或者更具有启发性。”

]，然其对南宋所谓豪放词风的重视揭示了在抗金复国、宋室中兴梦想支撑下词人的整体创作倾向及精神格调。从占词人全部作品的比例来看，表达抗金复国、重整河山愿望的“怒吼”式词作未必称得上是南宋词的“主旋律”。仅就南渡时期而言，词坛上亦并不全然是“怒吼”之作，充溢着英雄失路的压抑感及难为世容的孤独感之作所在多有。正如王兆鹏先生所言，南渡词“不朽的价值，并不在于前人所看重的‘豪放风格，而在于将历史的尘埃、面纱撕开，展现出一幕幕惨烈的历史悲剧。”[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89页。]不论高声怒吼还是抒发压抑苦闷之情，都在客观层面造成了激荡人心、直击灵魂的震撼效果。从此角度而言，南渡词中的此类作品被称为南宋词中的“最强音”并不为过。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虽未亲历南渡之苦痛，然孝宗主政下的南宋在宋金之争中的弱势地位并未改观，肇始于北宋而在高宗朝发展至极致的朝野怯战心理在此时亦未得到实质性纾解。屡次上书而不见用，数赴科场而不得意，纷乱的时代环境及坎坷的个人遭际不免使陈亮在心灵上对南渡词人产生戚戚之感，从而在词之题材选择、精神格调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继承性特点。

一、倡言恢复、指斥投降的咏怀词

在历来的文学史及词史著作中，陈亮多以辛派词人身份见诸学者笔端，其身影掩映于辛弃疾这座词史高峰的光环之下。故而大众对陈亮词的直觉印象便是多慷慨激昂之作，少偎红倚翠之音。然通观陈亮词便可发现，极力倡言恢复、抒发心中悲愤的词作仅有10首左右，占其传世词作比例尚不及六分之一。从题材角度而言，此部分词作多为咏怀词（约7首），间有零星怀古、交游之作。陈亮能藉为数不多的咏怀之作占據辛派词人群主力成员的位置，固然离不开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辛陈鹅湖之会及二人的往来酬唱，但其灌注于词中的炽烈爱国情感与浓郁悲愤之情才是内在决定性因素，此与南渡词一脉相承。

“南渡词，大凡家国之痛、偏安之恨、报国之情、灭虏之慨，无不流露于笔端。”[薛瑞生：《南渡词论略》，《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诚然，目睹国破家亡、主辱臣死之惨剧，南渡词人魂牵梦萦，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国中原，并对金人油生切齿愤恨之情。此情不可抑遏，从而倾情宣泄于笔端。如：

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李光《水调歌头·过桐江》）[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第785页。下文所引词作若不单独注明，皆采《全宋词》版本。]

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李纲《永遇乐·秋夜有感》）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

百二山河空壮。底事中原尘涨。丧乱几时休。（张元干《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岳飞《满江红·登鹳雀楼有感》）

酒壶空，歌扇去。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芳草连天云薄暮。故国山河，一阵黄梅雨。（朱敦儒《苏幕遮》）

悲故国，念尘寰。事难言。（朱敦儒《诉衷情》）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与南渡词人相比，陈亮虽无在北宋旧疆生活之经历，然其对中原之眷恋、恢复愿望之迫切，丝毫不亚于前者，其所作《中兴五论》及上孝宗皇帝四书中所流露的对时局忧愤之情、对恢复迫切之心即可见一斑。在词作中，陈亮同样继承南渡词人的传统，抒发志士豪情。气势最充沛、流传最广的即属《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陈亮集》卷39，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3页。]

此词乃陈亮于淳熙十二年（1185）送别贺金使臣章德茂所作。“符离兵败”及“隆兴和议”之后，朝野上下宴安享乐、讳言恢复成为时代主潮。因而，陈亮借送别之机宣泄心中的愤激之情。词之开篇便把笔锋直指金人，警告其不要错误地认为南宋军队不北伐就意味着没有能征善战的人才。继言堂堂中国之使，岂能长期屈膝侍敌。下拜穹庐，乃是迫于形势的暂时妥协之策。过片“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连用几个音节短促之句，抒发词人激愤昂扬的心情，洋溢着一股无法压抑的民族浩然正气。面对“万里腥膻”的中原失地，词人不禁高声呼唤：“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词人坚信胜利一定属于被侵略的正义一方，赵宋王朝必定如赫日当空，实现中兴。全词慷慨激昂，故而陈廷焯评价此词云：“可作中兴露布读”。

抗金必胜的信念，激励陈亮终其一生都在为北伐中原、收复故国山河而奔走呼号。陈亮既以亲见宋室中兴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亦以此勉励同道中人。其在送别另一位贺金使臣丘崈的词中同样表达了此种殷殷之情：

小屈穹庐，但二满三平，共劳均佚。人中龙虎，本为明时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挥整办，扫荡飘忽。也持汉节，聊过旧家宫室。

西风又还带暑，把征衫著上，有时披拂。休将看花泪眼，闻弦酸骨。对遗民有如皎日，行万里依然故物。入奏几策，天下里，终定于一。[陈亮：《陈亮集》卷39《三部乐·七月送丘宗卿使虏》，第405页。]

绍熙元年（1190）夏，丘崈以显谟阁学士身份赴金贺金主完颜璟诞辰天寿节，陈亮以词赠别。词之开篇以劝慰性口吻表示贺酋主生辰这项带有屈辱性质的使命实非丘崈所愿，应权且忍耐一时。虽然南宋在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处于弱势，但陈亮仍用“小屈穹庐”表达对金人的轻蔑之意，充满强烈的民族自信。继而表示丘崈本是“人中龙虎”，自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生当宋金对峙之际，可谓应时而生，自当大展雄图。此番使金，必然路经故国旧地。念及此景，临别双方怎能不感慨万千！过片，词人以颇具温馨感的叮咛话语表达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然并未过多渲染。话锋重回寄望友人之轨道，冀其莫为故国景色声情空自悲伤，而要为身陷敌区的故国人民带去光明之希望;使金之后，更要以自己的所见所历向朝廷上针对性恢复良策。如此，天下归一可期，宋室中兴可待。词人虽未亲历靖康之变，然“旧家宫室”“遗民”“天下里终定于一”等语透露出浓浓的故国伤感及对恢复中原的期待之情，与南渡词人相比可谓并无二致。

陈亮不仅在咏怀词中抒发抗金壮志，指斥苟且偷安的朝中主和势力，亦借为数不多的怀古词抒发此类感情。如《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彊对！[陈亮：《陈亮集》卷39，第403-404页。]

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建业（今南京）一带考察军事地理形势。他一面再次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切实的抗金策略，批判书生“江南不易保，长淮不易守”的误国论调，指出“罪在书生不识形势”;一面借词陈“经济之怀”。词人登上多景楼居高临下，环视京口、建业一带“一水横陈，连冈三面”、足与金人争强斗胜的有利地势，用《世说新语》所载南渡诸人“新亭对泣”之典辛辣地嘲笑当世投降派只会登高兴叹，却无北向争雄之勇气。继而，词作又借祖逖中流击楫誓师北伐之典，表达南宋志士收復中原的决心。整首词意气昂扬、悲壮激越，其爱国热忱震撼人心。一代伟人毛泽东生前十分喜爱这首词，将其与岳飞的《满江红》并读，经常“慷慨悲歌地”“用手拍着桌子击节高声吟诵”，临终前九个月读此词时老泪纵横，此词对人心造成的震撼性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从南渡词人到陈亮所处的中兴词人群，倡言恢复、主张抗战的词作始终是其作品中更能激励人心也更为后世关注的部分。时代相距未远，政治及军事环境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因而中兴词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南渡词人的创作影响乃势所必然。何况，陈亮本就出身于忠勇之家，加之其个性粗豪、报国心切，将内心忧愤之情、报国之心诉诸笔端并形成斩截痛快之风实乃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之结果。

但正如论者所言，“抗战词的影响、在后世的流传往往大于非抗战词，这与它们负载着一个时代的重大特征相关联，反映了南宋主战民众的普遍呼声，不意味这些词的艺术性一定高于非抗战词。……人们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意识必然使抗战词一脉相传，它们作为时代的强音无形中也影响了人们对其非抗战词成就的关注。”[阮忠：《宋代四大词人群落及词风演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诚哉斯言！不论是南渡词人还是以辛弃疾、陈亮为代表的中兴词人，其以咏怀、怀古为主要题材的抗战词虽然不见得是其词作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也未必是数量占优的部分，但其对同时代及后世爱国志士造成的激励作用却是其它题材词作难以企及的。陈亮所作抗战题材咏怀词数量不丰，却一向被视为豪放派词人，原因亦在于此。

二、轻诗重词、推尊词体的创作实践及诗词观

龚鹏程先生曾言，“陈亮的诗词创作态度，在宋代是十分特殊的”。因为在宋代，词之地位远不及诗[将宋词称为“一代之文学”，对其关注程度超过诗歌，乃后世之风尚。]。文人作诗极其认真，填词之态度却不免轻率。整体而言，宋代多数文人词作之数量远不及其诗作。除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十余人之词集在两卷以上，绝大部分词人只有一卷词集。而陈亮有四卷词，单就卷数而言乃与辛弃疾并列。[龚鹏程：《词史上的陈亮》，卢敦基、陈承革主编：《陈亮研究：永康学派與浙江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5-290页。]就陈亮个人创作情况而言，其词作数量远超诗作。中华书局1974年版《陈亮集》与1982年版增订本《陈亮集》收录其词作数量皆为74首。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别集中收录其诗歌仅有4首：《廷对应制》（七律）、《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七律）、《梅花》（五律）、《谪仙歌》（古风）。《全宋诗》则收陈亮诗歌14首：《廷对应制》、《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谪仙歌》、《咏梅》4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册，第30361-30364页。按：《全宋诗》据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8收陈亮《咏梅》诗四首，其四即今本《陈亮集》所收《梅花》一诗。但据当代学者考证，前三首（两首七绝，一首七律）中的两首七绝实为陆游作品，一首七律是否为陈亮作品亦存疑。参张明华、李晓黎：《集句诗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4-285页。]、《赠刘改之》（古风）、《寿曾主管》2首（七律）、《送文子徐妹丈赴随州太学掾用司马文正公送先郎中诗韵为别》（五律）、送文子赴阙（七律）、《送文子转漕江东》2首（七律）。除去伪作及疑作，实有11首。此外，浙江师范大学陈国灿先生在《全宋诗》基础上新辑两首陈亮佚诗：《赞李聿妻刘氏》（七律）、《复公像赞》（古诗）。[陈国灿：《关于陈亮著作版本的几个问题——兼及陈亮部分佚作辑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5期。]浙江师范大学方如金教授自温州平阳林坳《林氏宗谱》中发现一首陈亮佚诗：《鸡笼岩》[《天鸡“脱笼飞去巢扶桑”——对话陈亮佚诗〈鸡笼岩〉新发现》，《永康日报·文化周刊》2009年11月2日，第6版。]。如此，则目前发现的陈亮传世诗作约为14首[《（嘉庆）武义县志》卷十一“艺文下”收录陈亮《江南序·游水帘亭》及《归途咏》各一阕。二词牌皆为朱熹、吕祖谦、陈亮、巩丰同题共作，但有学者考证，朱、吕、陈、巩四人相聚之事从未见于历代文献记载，四人唱和之作皆系伪作。参郭齐《“拾遗”的朱熹诗文系伪作考》，《朱子学新探》，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302页。另，方如金先生在《诗词文章如江河之流——驳（陈）亮平生不能诗》（《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一文中对陈亮诗歌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探讨，为陈亮诗歌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成果，但其将诸多伪作未加甄别地纳入研究范围，且对陈亮诗歌不无拔高之嫌，不免为一大遗憾。]，其数量仅为词作的约五分之一。因而可以说，陈亮在作词方面投入的精力远远大于作诗，其在创作方面的轻诗重词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学创作依然尚诗而不尚词的宋代文坛，陈亮确乎是个特殊的存在。

词作多而诗作少，根源在于陈亮内心好词而不喜诗。他在为桑泽卿诗集所作序中开篇便率性直言：“予平生不能诗，亦莫能识其浅深高下。”有论者尝以陈亮诗作兼备五七言律诗及古风等诸体且诗歌风格不一而谓其作此语乃自谦之辞，然结合陈亮诗作数量较少、诗学理论表述亦聊胜于无的实际情形看，陈亮此番表态并非纯然自谦，而更多地透露出一丝无奈。[还有学者认为此语并非陈亮自谦，而是一种极端的自负。见闵泽平：《南宋“浙学”与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试看他接下来的表态：“然尝闻韩退之之论文曰：‘纡余为妍，卓荦为杰。黄鲁直论长短句，以为‘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合是二者，于诗其庶几乎。至于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余皆不足以言诗也。桑泽卿为诗百篇，无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谓用功于斯术者矣。”[陈亮：《陈亮集》卷23《桑泽卿诗集序》，第207页。]将韩愈论文及黄庭坚论词之语相结合，再加一条“立意精稳，造语平熟，不刺人眼”，便是陈亮眼中“好诗”之标准。言辞质朴、简明扼要，是陈亮诗学理论的鲜明特点。不喜诗、不善诗，因而其在诗歌领域的造诣自然难以达到宏富博学之程度，我们无须为美化研究对象而刻意拔高古人。对于诗歌创作方面之短，陈亮本人并不讳言，而多次加以坦承。如：“亮于今世之诗，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于古诗、《离骚》，盖纸弊而不敢释手”[陈亮：《陈亮集》卷27《复李唐钦》，第262页。];“四君子者尤工于诗，余病未能学也。”[陈亮：《陈亮集》卷25《题喻季直文编》，第227页。]喜读古诗与《离骚》，仅仅说明陈亮对古诗之挚爱。而对当世之诗，陈亮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既“不解”“不好”，则必不屑参与诗歌创作。

陈亮为何对作词有所偏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所称颂的黄庭坚论词之语，即词中佳作“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这是就词之声情而言的，体现了陈亮对词之韵律、节奏等音乐要素的重视。在致郑伯英书中，陈亮言欲作近拍词三十阙，创作原则为“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陈亮集》卷29《与郑景元提干》，第308页。]。惜陈亮随书所附十一首近拍词已佚，其余词作是否作成亦属未知，故其所言近拍词究为何种体例引起诸多学者的无限猜测与争论，但这些词作体现了他对词之音乐性及词乐统一的重视是无可怀疑的。在宋代文人作词逐渐脱离声律束缚尤其是南宋恶劣的政治军事环境使词这一文体逐渐走向案头化道路的过程中，陈亮这位向被视为辛派豪放词人的作家，其尊词体、重音律的词学观竟与南渡词人尤其是李清照一息相通，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耐人寻味之事。

三、李清照与陈亮词学观比较

李清照在词学理论方面最为后世关注的作品即《词论》。在此文中，她提出了词学史上著名的“词别是一家”主张：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韵，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6-267页。]

对此文之作者及写作年代问题，学界曾有不小争论，迄今亦未完全定论。[马兴荣、邓子勉等学者认为《词论》非李清照作品，而系伪作;费秉勋则认为《词论》作于南渡之后，甚至可能是李清照晚年所作。]为免生枝节，笔者在此无意介入论争，而选择遵从学界主流观点，即《词论》确为李清照作品，而非伪作;至于该文之写作年代，虽难以遽断具体时间，但依易安生活年代推算，在南渡前后即北宋末南宋初这个大的时间段并无争议。李清照在词学史中向被视为南渡词人，故本文亦采取宽泛的时间概念，将其《词论》视为南渡词人之作。

李清照通过对北宋诸词家的批评，鲜明表达了她的词学观：作词首先要协音律，其次要出语高雅。词是与音乐相结合而产生之文体，这是词与诗最大之不同，因而李清照将“协音律”也即“可歌”作为词区别于诗的第一要义。仅做到协音律并不能称得上是好词，如柳永之词协音律，却遭到易安批评，原因就在于“词语尘下”;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学问虽高，却在作词时对待音律不甚精细，削弱了诗词之界限。因而，李清照不厌其详地举例说明歌词之五音、五声、六律及其清浊轻重，旗帜鲜明地举起推尊词体的大旗，从而使后世词家不仅知晓词乃“别是一家”，而且清楚地了解词与诗之具体分别。

与李清照相比，陈亮之推尊词体、重视音律之词学主张显然模糊一些，他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创作指南。虽然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也有不符《词论》主旨之讥，但陈亮在此方面表现出来的背离显然更甚。对此，龚鹏程先生有一段精辟犀利的譬喻式论述：“虽跟讲‘词别是一家的人同是一路，都主张词与诗分，可是人家说词与诗分，是要协律要婉约要雅正，陈亮又不是那样的风格，所以竟像蝙蝠一般，长着翅膀飞进鸟群里，鸟儿却不认为它是同类飞禽，遂只好孤独地停在历史的黑暗角落里。”[龚鹏程：《詞史上的陈亮》，卢敦基、陈承革主编：《陈亮研究：永康学派与浙江精神》，第285-290页。]陈亮之为人、为学也如同他的词学主张一样，面临着不为人知、总被人谤之凄楚尴尬。如果说李清照推尊词体主要是从艺术创作角度出发而提出的文学主张，那么陈亮之轻诗重词、推尊词体更多地是考虑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如何使词这一文体更充分发挥曲尽人情、“动摇人心”的作用，看重的是其现实功用，这与其秉承的事功哲学观是一致的。

对于词这一文体兴起之后部分文人能词而不能诗的现象，与陈亮同时代的陆游表达了一丝困惑：

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10·渭南文集校注 二》卷30《跋花间集 二》，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59页。]

晚唐五代，由于诗家缺少前辈诗人的“闳妙深厚”之致，诗体渐趋衰微。而与此同时，词体兴起并逐渐兴盛，故诸多文人舍诗而就词。对于文人在创作领域表现出的“能此不能彼”现象，陆游表示难以理解。然而四库馆臣对陆游之困惑表示不屑，《四库提要·花间集》云：

（陆游）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99，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803页。]

很显然，四库馆臣是基于“诗尊词卑”这一传统观念进行论述的，甚至以运斤作喻，力图说明作诗难而作词易，言下之意即为能词而不能诗者乃由于学力不足。此说虽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如此譬喻颇为不伦，律诗与古诗、诗与词之间岂有如此分明之畛域！且诗难词易这一观点本就不为学者普遍认同。王国维便直言：“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89页。]继而，王氏引陈子龙之言说明为何宋代文学成就以词称而不以诗显：“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诚然，如陈子龙所言，“终宋之世无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言理而不言情”。虽然并非所有宋诗皆为“言理”之作，但这确实是宋人作诗的一大风尚。结合陈亮所引韩愈“纡余为妍，卓荦为杰”及黄庭坚“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之语，可以明显看出陈亮对“今世之诗”不满恰恰就是因为其说理倾向浓厚、难以打动人心。

四、结语

受国势暗弱及忠勇家庭传统的双重影响，陈亮在南宋孝宗时期力倡北伐中原、恢复宋室旧疆，一腔热血倾注于诗文之中。从情感维度而言，龙川词对南渡词的接受显而易见。在诗词创作实践方面，陈亮具有明显的轻诗重词倾向，这与其诗词观具有紧密的关联。与南渡女词人李清照相比，陈亮的诗词观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易安与龙川一为南渡词人，一为中兴词人，生活经历截然不同，性格亦大相径庭，然皆着力于作词，对诗却不甚属意。二人重视声情、推尊词体的背景与初衷虽然不同，但都在客观上为词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辛弃疾这位词坛高峰的巍然耸立作了最佳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