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的《祝福》中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是祥林嫂整个悲剧始末的旁观者，其思想与态度的微妙变化以至其间剧烈的内心挣扎，乃是历来被论者所忽略的。鲁迅以其成熟的叙事技巧及心理描写，为这篇小说构建了三重世界。本文着重厘析这三重世界并勾勒出其旨归，藉此呈现鲁迅的写作技巧，以及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在面对启蒙时刻的尴尬状态。

[关键词]鲁迅;《祝福》;叙事策略;灵魂三重世界

[作者简介]陈岸峰（1975-），男，哲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宁 530006）。

自青年时代开始，鲁迅已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的前途紧扣在一起，休戚与共。鲁迅同样以回忆故乡作为其小说的基础而崛立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鲁迅对故乡有无限的眷恋;同样，对故乡的回忆，亦带有无尽的唏嘘。而其日后的书写将以故乡的记忆为基础，以故乡的魏晋风骨为方向，揭开了批判传统与国民性的序幕，《祝福》乃此中典范。

一、《祝福》中三重世界及其递变的位置

历来有不少论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故事，而结论终离不开认为这篇小说乃作者对旧社会吃人礼教的暴露与控诉。

例如，林非：《〈祝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6-145页;程云峰：《从功能学说看祥林嫂的悲剧》，陈炳良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探研》，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第203-222页。汪晖认为，寻找和阐释鲁迅小说中的错综复杂、纷纭变幻的心理过程的演变逻辑，较之解析小说的外部叙事方式更为重要。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台北：久大文化，1990年，第288页。尽管如此，汪晖仍在其书中专辟两章讨论鲁迅小说中的叙事。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固然是把握其中心思想的重要一环，然而，很多时人物的心理变化与叙事策略实乃密不可分。

《祝福》中的叙事者（narrator）“我”作为祥林嫂整个悲剧始末的旁观者，其思想与态度的微妙变化以至其间剧烈的内心挣扎，乃是历来论者所忽略的。鲁迅以其成熟的叙事技巧及心理描写，为这篇小说构建了三重世界。

《祝福》中所谓的“三重世界”，乃从人物所置身的不同环境与氛围而言：祥林嫂的悲惨世界，作者采取的是限知的旁观叙述角度;与之相牵连的是“我”的世界;至于祥林嫂与“我”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以鲁四老爷为首的鲁镇，实乃中国社会之缩影，则又构成另一世界。这三重世界既各自独立存在，又紧密联系，最终乃由以鲁四老爷为首的鲁镇逐渐吞并祥林嫂的个体生命与叙事者的精神意志。

（一）祥林嫂的悲惨世界

小说中的祥林嫂可以不必有其人，而类似的人物在当时甚至于现今的社会则又不计其数。这是作者成功塑造的一个备受封建社会吃人礼教所压迫的典型人物。祥林嫂不是鲁镇人，她是没有名字的女人：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在小说中，祥林嫂乃沉默的“零余者”（alienator），鲁镇中的“异乡人”（outsider）：“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1页。她是一件“活物”，婆婆将她劫走，卖给山里人贺老六作妻子，将所获得的金钱作为她另一个儿子的聘礼。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3页。

婚后，祥林嫂的恶运接踵而来，第二任丈夫死于伤寒，孩子又给狼衔走。阔别了鲁镇两年的她又重回旧地成为鲁四老爷的佣人。然而，她始终活在过去不幸的回忆中。旁人对她的不幸只当故事听听而已，久而久之，甚至对她生厌起来。她的死亡，可以说是起于柳妈的迷信思想的恐吓所致：

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9页。

连番打击令她逐渐变得麻木，而柳妈的这番迷信的恐吓则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恶梦，令她堕入迷信与惶恐，最终失常。

祥林嫂的恶运近乎西方悲剧中的“命运”（fate）那样的不可逆拒，人物备受命运的拔弄而反抗乏力。她并不如莎剧中的伊底帕斯（Oedipus）般敢于直面命运而成为悲剧英雄，她只不过是一小妇人而已。她要求的只是安稳的日子。所以，她追问“魂灵”有无的问题，所追寻的并非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而是害怕死后难以面对两位丈夫。这其实又是传统的贞节观念在作祟，为此她听信柳妈之言而去庙里捐门槛。

在此，作者凸显的是僵死礼教对人的窒息与压抑，以及冷酷旁观者的推波助澜，令死了第一任丈夫之后，本来可重获新生的她，再一次被无知、自私的婆婆推入恶运中，强行将她卖给另一男人，而身为“老监生”的鲁四老爷则袖手旁观。当她再度经历家破人亡之后，她又回到鲁镇做女工。正当投入新生活之际，她又被身边的閑言闲语所困扰，创伤与惶恐将她推向疯癫、逼向死亡。“疯癫”不仅是一种病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疯癫”有时并不是病理上的“疯癫”，而是外在权力或文化结构对所谓“疯子”的一种指认和诊断。在此，人为的恶势力，包括利用礼教，较之命运的捉弄更为残酷。这便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的控诉之一，也是历来论者所着眼之处。

然而，祥林嫂的悲剧只是整篇小说的前景，属于第一重世界而已。更深层的是叙事者的内心世界及其与祥林嫂的悲惨世界重叠而成，以鲁镇为背景的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二）叙事者“我”的内心世界

与鲁镇这外在世界相对的是“我”的内心世界。鲁镇的守旧氛围，祥林嫂过去的遭遇、内心的煎熬与徨恐及其被鲁镇终于推向死亡之途，均曾牵动、刺激“我”的内心世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祝福》的“叙事者”有如下评论：748B3134-27E1-4ADE-BA26-06F3CF920D79

鲁迅（叙事者）在事后对于这个女人遭遇感到惋惜和悲伤，使他自己也益感孤独。这一个城镇已不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个人的感触，使这一个冷酷的传统社会的悲剧增加了几分感情上的温暖。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36页。

事实恐非如此。《祝福》整个故事，最主要的是叙事者的心理变化所呈现的张力，其心理随着祥林嫂的连串遭遇而不断出现微妙的改变，一连串不安的感觉中夹杂着叙事者“我”对祥林嫂的回忆，不无同情、怜悯，苦于内疚、挣扎，然最终被鲁镇的黑暗势力所吞噬，这便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的着力之处。

叙事者“我”甫回鲁镇不久则内心非常不安，这种不安乃先由外在环境的影响所致，在此由叙事者个人的“内心独白”道出：

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6页。

叙事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想离开。很明显，在其意识中，他觉得鲁镇的氛围很不寻常，常常令他觉得不安。其中，令他最不安的便是祥林嫂的出现以及其接踵而至的悲惨遭遇。而且，“我”更曾于重要時刻——她追问“魂灵”之有无之际，语焉不详地推搪过去，自此“我”的良心便一直忐忑不安——“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6页。此际，“我”敏感地觉察到鲁镇没有改变中的最大变化，那便是祥林嫂的外表：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6页。

祥林嫂对“魂灵”的追问造成“我”内心的“不安逸”。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一个女乞丐所关心的竟是“魂灵”的问题，她在这问题上寄寓了希望与恐惧，而叙述者自己作为祥林嫂口中见多识广的人，却说不清楚“魂灵”之有无。“我”的内疚便在于竟不知死后有没有“魂灵”。祥林嫂与“我”的对话，其实便是《狂人日记》中的这一幕：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幺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8页。

外来的年轻人往往是铁屋中人寻找答案的对象，而却往往令期盼落空。同样反讽的是，“我”确实是一个没有“魂灵”的人（当然，这里的“魂灵”与祥林嫂所担心的死后的“灵”是截然不同的），这可见于后来，“我”为清除祥林嫂之死所带来的恐惧与内疚而作的开脱方法，即与鲁镇那些麻木了的人一样，沉醉于“祝福”的氛围之中。在这里，“我”既解答不了她的疑惑，更增加了她的恐惧。于是，“我”心里觉得很不安：

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8页。

至此，“我”还想到自己对“魂灵问题”的语焉不详可能要负上“若干的责任”，可见良心仍未泯。然而，“我”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补救行动，而不安的感觉则促使“我”决定离开鲁镇：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8页。

由此可见，“我”并没有直面现实，而是选择了逃避。这几乎是鲁迅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选择。汪晖认为：

对“故乡”的逃避恰恰又表明了叙事者并没有真正告别他的“故乡”，新的文化认同并未解开“魂灵”深处的盘根错结的旧传统，他本身无法成为改变“故乡”结构的有力因素或导致现实变革的“希望”所在。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第284页。

汪晖指出，叙事者的逃避“故乡”反映的是未能解开传统的魔障。从《祝福》这篇小说而言，“我”应是一位“新青年”，否则不会对鲁四老爷骂新党时有那么敏感的反应。“我”当时虽对鲁四老爷的言行及故乡的种种有所不满，但只是停留于内心深处而已。实际上，“我”还是乐于做一个活在传统中的顺民。虽则如此，当“我”得知祥林嫂之死后的反应还是与鲁四老爷及镇中人有所区别的：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748B3134-27E1-4ADE-BA26-06F3CF920D79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9页。

此际“我”的内心虽为她的死亡而感惊愕，此乃人性固有的同情心。此刻的惊愕虽未令“我”对祥林嫂之死有任何的反思，然而作者却藉此凸显了旁人的冷酷与无情。然而，及至“祝福”的前夕，在一片喜庆、温馨的节日氛围底下，“我”的内心对于祥林嫂之死的整个事件则又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1卷，第10页。

至此，“我”为她的死亡找寻了合乎逻辑的理由，早前一直萦绕“我”内心的烦恼与内疚也一扫而空，实际上是进一步凸显“我”的怯懦与无能。“我”曾为她的不幸唏嘘，甚至不无悲悯之情，然而最终“我”内心的惶恐与矛盾终为外在的“祝福”世界所吞噬：

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1卷，第21页。

为清除祥林嫂之死给“我”带来的恐惧与内疚感，“我”唯有与鲁镇那些麻木的人一样，不再思索，不再追问，完全沉醉于“祝福”的氛围中，以驱除“疑虑”与“不安”。汪晖对此现象有如下观察：

故事（《祝福》）的叙述过程成了叙述者道德责任的解脱过程，叙述者自身的“轻松”感终于汇入了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故乡”的冷漠之中。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第284页。

然而，鲁迅在批判沦为旧社会的“共谋者”之余，更主要的是在突出新一代知识分子既具不同于旧知识分子的眼光与识见，然而又怯于传统的压力，从而徘徊于清醒与众人共醉之间的彷徨。

（三）鲁镇：作为中国缩影的世界

祥林嫂的悲剧与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我”对事件的置若罔闻所构成的便是小说中的第三重世界，以鲁镇作为背景，也就是现实中国社会的缩影。

作者一开始着力描摹的是鲁镇的封建氛围。鲁镇那股令人窒息的封建氛围乃以鲁四老爷的言行及其所主持的“祝福”这一仪式构成的。作者透过鲁镇的人物与环境的不变，目的在于衬托出当时中国社会的衰颓与保守：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页。

一切没变，而唯一变的便是“老”了些。作者先让读者感受鲁镇的静止状态，继而又在静止中加上衰老的元素。

主导人物鲁四老爷的言行及家中物品则乃守旧的象征：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页。

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便是封建社会的图腾与禁忌（“祝福”）的捍卫者。他样子没变，思想守旧依然，在那年代“大骂其新党”，而所骂的却“还是康有为”。作者以鲁四老爷这样的人物凸显了鲁镇的保守与落后，他是这篇小说中封建、守旧势力的象征，揭示的是鲁镇在历经辛亥革命之后仍然波澜不惊、死水一潭的状况。

当祥林嫂死于“祝福”的前夕的消息传来，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的反应是“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8-9页。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临近“祝福”的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9页。而且，他早已不喜欢祥林嫂在“祝福”中帮忙，因为她是一个“寡妇”。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0页。如今她的死，使他更加认定她的不祥。

由此可见，祥林嫂之死乃是对“祝福”这一祈福仪式的反讽——因为是女性、是寡妇，而且死的不是时候，由始至终她都被排斥于“祝福”之外。

祥林嫂之死呈现了“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只重仪式而漠视人命，一个人的死亡竟未能引发他的怜悯，而且为其死的不得其时而发怒。由此可见，所谓“讲理学”的人竟是如此的冷漠，谨守仪式而忽略了“祝福”的对象乃是“人”。此中所承袭的仍是理学杀人的反传统思想，但这并非这篇小说的中心思想。《祝福》的中心思想在于突出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

二、“魂灵”叩问

以上三重世界，在上演的程序及正偏位置上亦有明显的安排，以达到讽刺的效果。首先，作者先安排“我”与鲁四老爷交谈，并从中导出“我”对他乃至整个鲁镇的感觉。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叙述“昨天”遇上祥林嫂时所产生的惊愕。当“我”得悉祥林嫂死了之后，作者安排“我”观察鲁四老爷与短工对其死的冷漠态度。由开始至此，作者采取由外界的刺激以透视“我”内心的反应。“我”对鲁四老爷、鲁镇以及重遇祥林嫂的印象，均有助于与后来的“我”的表现作对照，以凸显“我”前后截然不同的内心感觉。

然后，“我”在惊惶与不安之后倒叙祥林嫂的过去。这里叙述的主要是鲁四老爷与鲁镇中人对祥林嫂的逼害，当年祥林嫂在“祝福”中被歧视，便是“我”对她的记忆的最后一幕。当“我”在回忆中醒来再投入现实的世界中时，幸福而热闹的氛围包围了“我”，而“我”最初那一点与鲁镇格格不入的感觉已完全消失。748B3134-27E1-4ADE-BA26-06F3CF920D79

相对而言，祥林嫂与鲁镇中人是外在世界，叙事者“我”则是旁观者，而且主要集中呈现“我”繁复的心理活动而已，故亦可谓属于内在世界。首先是外在世界的冲突，由以鲁四老爷为首以及以柳妈为帮凶的若干人等对祥林嫂进行歧视与恐吓，最终达至礼教对个體的消灭。在这一过程中，“我”虽没有实际参与消灭祥林嫂的活动，但实际上“我”的道德意识亦在面临严崚的考验。由此而言，三重世界实际上是互相冲突的。最终，以鲁四老爷为首的保守势力吞噬了祥林嫂的个体生命，而叙事者“我”的精神意志亦为之侵蚀与同化。作者以这样的叙事模式的安排，从而达至对自视肩负天下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状况下最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对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作了深刻的思考：究竟，在李鸿章（1823-1901）等人所谓的“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当前，知识分子应何去何从？

鲁迅在《在酒楼上》中也塑造了吕纬甫这一人物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新社会时的内心矛盾与苦闷的情况。有关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及危机的论述，可参阅：Leo， Ou-fan Lee， “The Modern Wen-jen and Chinese Society”，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 P of Harvard U， 1973， pp.247-256.李欧梵在此书中将“五四”时期的“文人”视

为真正的文人的开始，其论据便是认为当时文人不参与政治以及具作为文人的自觉意识。此观点

值得商榷：自古至今的中国文人，几乎绝少不参与政治，特别是现代中国，更多文人参与或卷入政治。

三、吊诡的“祝福”

《祝福》整篇小说的核心乃围绕“祝福”这一节日而展开，而“祝福”亦是间接导致祥林嫂死亡的元素之一。故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祝福”作为一个传统节日与祥林嫂之死有何关系？而祥林嫂死于“祝福”前夕，又有什么象征意义？

叙述者对“祝福”这一节日有如下描述：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页。

“祝福”既是属于整个镇的传统节日，即是说，至少所有镇上的人，包括男性与女性均有权利接受神的祝福。然而，女人在“祝福”中扮演的只是佣人的角色：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6页。

“祝福”仪式“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男人与女人的身份地位的区别就在于此。祥林嫂既是女人，又有种种不祥的遭遇，自然被鲁四老爷及“祝福”的禁忌视为不祥人而摒除于被祝福之列，亦即被驱逐出鲁镇这“人”的世界。换言之，她已丧失作为人的身份，她被礼教吞噬。在此亦反讽了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旧社会绳规的泥于形式而漠视或不谙“祝福”的真正意义。然而，礼教的仪式与道德的准绳却正是被这些如鲁四老爷般的无知与冷酷的捍卫者所操控。

“祝福”乃鲁镇中人以及鲁四老爷最为重视的仪式。然而，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透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揭开了“祝福”背后的狰狞面目——僵死的礼教与冷酷的人心，“祝福”对于祥林嫂以至于鲁四老爷及整个鲁镇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反讽。鲁迅在此对整个中国的传统礼教，提出了极具批判性的质疑。

四、启蒙与被启蒙

诚如大多数论者所言，僵死的礼教与冷酷的人心乃鲁迅在《祝福》中所着力控诉的重点，这正好配合了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礼教的大前提。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对其思想作了如下的剖白：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420页。

由此可见，鲁迅在当时的思想是悲观、无奈的;小说中所见的“希望”也是听将令下的“曲笔”，为的是希望惊醒“做梦”的青年。这里虽是上述铁屋子之喻从个人思想到其创作的再引申;作品中虽不恤用了“曲笔”以响应同志的奋战不懈，而他个人的思想则悲观依然。在其《致李秉中》的信中，他说：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魂灵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1页。

他对自己的思想是相当清楚的，故而自觉地努力挣扎于“呐喊”与“彷徨”之间。然而在其名为《彷徨》的第二本小说集中，他却又题下屈原的《离骚》句，既哀“日忽忽其将暮”，更吊诡的还是貌似积极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第4页。其思想之矛盾，可见一斑。

鲁迅思想之矛盾其实与其个人的经历以及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与好友筹办杂志《新生》，然而计划却胎死腹中。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相关的论述，可参阅曹聚仁：《鲁迅评传》，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详，第31页。至于与弟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的销售也不理想，心灵由此而受到现实的重创。据曹聚仁记载：748B3134-27E1-4ADE-BA26-06F3CF920D79

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没有人买了。（第一册多卖一本，那是他们自己去买来的，实际上只有二十位读者。）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第一册印一千本，第二册印五百本。）

曹聚仁：《鲁迅评传》，第32页。

回国后，国内政治的混乱现况与社会的衰颓境象更令他甘于颓废，在浙江会馆中钞古碑作自我的沉醉，在寂寞中消磨青春。

有关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反应及其在浙江会馆的论述，可参阅曹聚仁：《鲁迅评传》，第36-42页;第43-49页。他当时的心情并非如其小说《呐喊》一样像勇于奔驰的战士，不但没有呐喊的兴致，甚至是悲观、阴郁的，这种色彩一直是其小说的基调。在貌似奋进的小说中，更深层的是个人悲观心态的呈现，这主要源自他对中国的未来与国民性的悲观。社会的黑暗混乱与国民性的愚昧无知，令他看不出光明的将来，尤其令他痛心的便是知识分子的懦弱无能。故此，对知识分子的鞭挞与揭露便成为其小说中的重要题材，在《祝福》中的知识分子“我”正是其鞭挞与揭露的对象。

事实上，《祝福》这篇小说主要是以祥林嫂的悲惨世界与叙事者“我”的内心世界的互动而展开的。“我”的内心世界的种种波澜起伏的微妙变化，其实乃受祥林嫂的世界牵引的。祥林嫂的种种变化在“我”心中虽时而震撼，时而淡忘，然而她始终在“我”心中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初遇祥林嫂，“我”对她的印象是蛮好的，对其不幸也流露出同情心。然而自始至终，“我”是以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眼光，以及作为一位冷眼旁观者目睹悲剧的发生。“我”与“她”，虽同居于鲁镇，却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由上述以叙事角度对《祝福》的分析中，我们可知鲁迅乃以极为圆熟的叙事技巧达到对传统中丑陋一面的揭露，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鞭挞与嘲讽。由此而言，鲁迅在《祝福》中所运用的叙事策略与其思想是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李欧梵指出：

如果说鲁迅的人物刻划是描绘现实和体现关键思想的主要方法，那么，他的叙述艺术，也就是表现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相互行为的方法，就应是他的技巧的最重要的方面了。应当说，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这主人公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关心的。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说明了启蒙的重要。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第63-64页。

李欧梵认为鲁迅透过叙述的艺术技巧说明启蒙的重要性的见解是深刻的，然而小说的深层思想并非只单靠以主人公祥林嫂与叙述者的关系作为对比而达到的，而是透过前景的演出以暴露幕后的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展开的。透过《祝福》，鲁迅刻划了中国传统社会下一位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这篇小说最为人称颂之处。然而，透过上述的分析，鲁迅是将前景与背景——祥林嫂的悲剧与叙事者的心理变化——紧扣一起，而前者对后者的牵引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位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社会对人的压抑与逼害所流露的彷徨心理——由其悲悯之心以至后来的无力感而至于快乐地沉醉于众人皆醉的“祝福”中。“我”选择与人同醉令整篇小说唯一的希望之光也扑灭。在“祝福”的喜庆热闹背后，悲剧的氛围弥漫了整篇小说，整个鲁镇就此沉没下去。这也正与小说集前“上下求索”的题词，形成绝大的反讽。

五、自我叩问

叙事者“我”的矛盾、苦恼的思想实乃鲁迅个人思想状况的反映，在《呐喊》的《自序》中他便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这里的铁屋子象征的便是当时昏沉的中国社会，而作为众人皆睡我独醒的鲁迅则陷入了两难之中：嚷还是不嚷？

鲁迅当时个人的思想困惑，实际上也就是《祝福》这篇小说中叙事者“我”的不安所在。“我”既然知道她为死后的“魂灵”问题所困扰实乃出于贞节观念作祟，“我”本来可以令困扰于这问题上的她从梦魇中清醒过来，借此使她脱离以鲁四老爷为首的黑暗封建势力;然而，“我”并没有拯救她于万一的决断与勇气。相反，“我”的良知正在渐渐消失，而她的悲剧也日益逼近。两者的此消彼长，正好成为强烈的对比。一出人间的悲剧弥漫于“祝福”的热闹氛围中。

在这出悲剧中，鲁镇便是鲁迅《〈呐喊〉自序》中的“铁屋”象征的具体所指。

众人昏死其中，而介乎屋里屋外的叙述者“我”从最初的敏感不安而至于最终亦“沉醉”其中。这揭示的不止是鲁迅对当时腐朽的传统与愚昧国民所产生的悲哀，

更深层的是对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栋梁——知识分子的失望而作出的讽刺。震撼人

心的是，“我”作为祥林嫂整出悲剧的冷眼旁观者，虽一直挣扎于介入与袖手旁观

之间，然而最终竟亦“沉醉”其中。读者对叙述者“我”所寄予的期望亦最终落空，

汪晖亦认为：

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小说中唯一对故乡有些念旧之情而又真正格格不入的“新党”，是唯一能在价值上对故乡的伦理体系给予批判理解的人物，因而实际上也是“故乡”秩序之外的唯一具体现代思想的因素，很自然的，读者会把他做为小说中的某种“未来”或“希望”的因素。然而，叙述过程却恰恰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叙述者与“故乡”的伦理秩序的“同谋”关系（即对祥林嫂之死负有共同责任），从而在祥林嫂故事之外，引申出以自省为心理基础的道德主题和叙述者对自身所处的两难困境的逃避——这种逃避是对彻底摧毁了自己的幻想的“故乡”的逃避，也是自己对故乡发生的悲剧应负的道德责任的逃避。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第283页。

这样的结果，更增强了整个故事的悲剧效果。

在此，鲁迅所着力描摹的其实是一位知识分子对昏睡中的国人以至身旁事物的反应，表达的乃是对知识分子的冷漠与怯懦的讽刺：知识分子已失去了其道德良知与改革陋弊的责任心。推而言之，现代知识分子如不积极介入社会，其地位不止于被边缘化、奴化，甚至将沦为黑暗力量的帮凶。

六、结语

由上述以叙事角度对《祝福》的分析中，可见鲁迅在这一短篇小说中所蕴含的丰富意涵：由祥林嫂的悲剧并非纯粹个人的不幸的表述，揭露一直自命启蒙角色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角色上的沦丧与当时整个中国的无声沉没的关系。作者批判的利刃所及的要害，并不止于指向利用“祝福”这一图腾作为杀人于无形的鲁四老爷这一黑暗势力，以及柳妈等帮凶，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犹豫与沉默。“我”在表面上虽并非主谋，然而作者透过成熟而繁复的叙事技巧与心理描写，将良知的泯灭过程揭露无遗。尽管这篇小说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批判显得最委婉，实际上却是最响亮的鞭挞。

由此而言，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面上叙述的是个人的悲剧以及社会的黑暗与大众的愚昧，然而真正着力之处却在于作为知识分子“我”的心理描写，故而造成前景与背景之别，以达到嘲讽的目的。这一写作技巧上的策略值得深思之处在于，鲁迅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并不如其他作家般的赤裸裸揭露，而在于深层的讽刺以及省思。《祝福》对于处于新、旧之交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危机而言，在嘲讽的背后实隐含发聋振聩之苦心。鲁迅小说中的思想世界，就是这样徘徊于“彷徨”与“呐喊”之间，呈现其批判的张力。748B3134-27E1-4ADE-BA26-06F3CF920D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