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盛中唐时期，胡姓士族已经完全汉化。出身胡族的独孤及是盛中唐之际重要的文学家。独孤及在濠州、舒州、常州三任刺史，这是为期不短的州郡官经历。独孤及撰写的墓志不仅仅是身份认同背景下关于独孤氏家族家学门风之叙述，而且能够呈现出独孤氏文化家族的形成过程。独孤及任职舒州时期的文学活动是其地方官生涯中的一个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他倡导文体文风改革，赠别唱酬之间展现了作为州郡长官的文学影响力。任职常州，独孤及不复刻意于文章，以政事为中心的选择是其参与文体文风改革活动的必要条件，亦是促使文学创作实践活动日渐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州郡官;独孤及;唐代;文学活动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鲜卑族华化与唐代文学演进研究”（21ZWB176）。

[作者简介]田恩铭（1973-），男，文学博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大庆 163319）。

盛中唐之际，胡姓士族中的一批士人在文学创作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元结、独孤及最为突出，他们的共同点是均曾担任重要的地方官职。关于唐代文士任职地方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学界多有讨论。如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就唐代文士任刺史官的来龙去脉详加考辨。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以刺史等州郡官为主体针对贬谪心态做了深入的分析。

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201页。王树森《游走在府县之间的李白》则是另一个例子，集中探讨李白与地方官吏交往与文学创作的相关性，可谓别开生面。

王树森：《游走在府县之间的李白》，《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独孤及的地方官经历与韩愈、柳宗元等人不同，他并不是因贬谪而主政地方，而是因迁升得任刺史，后在州郡官职位上历经两次迁转。显然，独孤及属于另一种个案，担任刺史时间较长，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更值得关注。大历三年（768）五月，独孤及从礼部员外郎任上除濠州刺史，直至大历十二年四月卒于常州，在濠州、舒州、常州三任刺史，这是为期不短的任州郡官经历。这段经历对于独孤及本人来说，乃是政事与文学并进的时期，也是文学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阶段。

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并序》述及独孤及在三地任职的业绩，在濠州任上，独孤及“平其徭赋，恤其冤弱”，因此“课绩闻上，加朝散大夫，迁舒州刺史”;在舒州任上，面对群盗猖獗，独孤及“惠以柔之，武以詟之，释矛服耒，尽为良俗”，仅一年后“就加尚书司封郎中，锡以金章紫绶”，适逢大旱，周边人民流移，而“舒独完安”，遂“擢拜常州刺史”;在更加重要的常州任上，“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务振人毓德之体，百姓蒙化迁善，不知所以安而安之，吏不忍欺，路不拾遗，馀糧栖亩，膏露降庭”。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457页。

这段时期，独孤及在政事上颇有作为，屡获迁转，业绩突出;在文学创作上进入成熟期，传播弘道文学观，利用自己的身份荐举人才，以推动文体文风的改革。本文将其州郡官经历与文学活动联系起来，分析地方官生涯与文学活动的相关性，或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濠州：迁墓与家族文化记忆的谱系书写

大历三年（768）五月，独孤及自礼部员外郎出为濠州刺史，由京城郎官而转任地方大吏，其《谢濠州刺史表》云：

今之刺史，古之诸侯，州人安否，系在一吏。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118页。

崔祐甫、梁肃均对其政事上的业绩有所书写。政事之外，独孤及完成了一件大事，即家族迁墓。大历四年（769）七月，独孤及从濠州归洛阳，迁葬父、母、三兄独孤憕、五弟独孤丕、六弟独孤万至洛阳寿安县甘泉乡之原。此前，至德二年（757）十月，独孤及从许州将父兄棺柩迁至洛阳龙门。

赵望秦：《独孤及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页。濠州期间，独孤及共撰有家族墓志六篇，独孤及所撰写的墓志不仅仅是对于独孤氏家族家学门风之叙述，更能够从文字中看出族群记忆之特征。除独孤及外，其家族成员之墓志主要出自梁肃、权德舆之手，其子墓志由韩愈、李翱完成，这本身就是值得省思的现象。独孤及个人的集中书写则更能体现身份转换后的家族荣誉感及族群观念。

关于家学门风，独孤及首举“孝弟积为行本”。独孤及为家族中人撰写了为数不少的墓志和祭文，这些对于家族中父母兄弟以及亲眷的生命记录中自然会呈现出共通之处。重孝悌是当时独孤氏家族的第一要义，不仅体现在对于祖辈的追溯中，而且在自己的父亲身上有着淬于一身的叙述。独孤及《独孤公灵表》：

公刚方廉清，贞信宏宽，德厚性和，与四时气侔。非天下之直道不行，非先王之法言未尝言。当出处去就之间，非抑与不苟求;与朋友交，非同道不苟合。至守王事，临大节，非其正，虽临大兵不惧。恪德危行，居易中立，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读书观忠孝大略，不索隐赜;属词止乎礼义，不止咏情性而已。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24页。

独孤氏家族重孝悌之门风自独孤通理到独孤及兄弟，这在关于他们生平事迹的墓志、祭文中能够体现出来。独孤及重孝悌的事迹则主要在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这篇碑文记载独孤通理教独孤及学《孝经》之故事，并以守孝为中心叙述其重孝悌之行为。独孤及的弟子梁肃亦以“忠孝大伦”而叙述其品格，《独孤公行状》云：

十五秘书捐馆，公茹血在疚，踰时而後杖，由是乡党称孝。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459页。

又言其重视家族姻亲：

其睦亲与善，自内姻及朋友所知之家，振穷分灾，恤孤哀丧，颁禄归赠，必加于常人一等。故启手足之日，室无余财，惟四布然后乃敛。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460页。

而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总体评价云：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

道与之粹，天授之德。聪明博达，刚毅正直。中行独复，动静可则。孝弟积为行本，文艺成乎余力。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60页。

韩愈《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称赞独孤及“躬孝践行”，这是一种自觉的家族观念承传，这种承传在独孤及其他关于独孤氏家族墓志中也有所体现，如独孤及为“仲父”独孤屿所作《唐故大理寺少卿兼侍御史河南独孤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少孤，事兄嫂以友悌称。在家在邦，言信行果，居官祗事，强志能力。及其冠法冠，佐太府，上以勤恪，周爰成务，下以明诚劳谦应物。和礼正家，敦睦族姻，自疏及亲，必慈必爱。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37页。

独孤及五弟独孤丕在另一位叔父独孤峻手下任职，不幸早逝，独孤及《唐故浙江东道节度掌书记越州剡县主簿独孤丕墓志》：

乾元二年，从季父峻为御史中丞都督江东军事，盛选僚佐，表为剡县主簿。军书羽檄，悉以谘访。观其志气，遐远冲然，有骋长途、致青云之势，不幸短命。卧疾累旬，卒于会稽，春秋才二十三，位不过部从事。其弘识明略，真气妙用，藏於身而未形也，世无得而称之矣。呜呼哀哉！是岁乾元二年，岁在己亥，秋九月也。临殁叹曰：“孝道以冀全真，策名期於显亲。未中道，二志俱弃，命也夫！”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30页。

独孤正是独孤及最小的弟弟，梁肃《恒州真定县尉独孤君墓志铭》叙述独孤正，亦言：

君温恭淑和，孝友慈仁，居处进退，非礼不动。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一，第5296页。

两代人的身上，无论是独孤及本人还是弟子梁肃的笔下，以家族荣光为中心的叙述无不彰显孝悌在家族门风中的基本内涵。

其次，独孤氏家学门风还在“文艺成乎余力”。尚讀书，以儒道经典为主同样是独孤氏家族的一个风尚。独孤及集中为其父母、兄弟所撰墓志中的叙述当属可信。《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三子憕墓志》：

君沉毅出于天成，幼年性即果断，岸然不可以屈挠。资禀颖悟，过目成诵，若出之素得，兼之好学不倦，朝夕无废时。弱岁专於《左氏春秋》，晰疑洞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若列之指掌。尤工於画，尤善音律。图书之奥。靡不深究，津津乎神游而趣洽，所以为之即得其理。意气倜傥，达节，不欲以细行窃名。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九一，第3977页。

这是独孤氏家族崇尚儒学的一个例证。尚道的人物是独孤正和独孤万。梁肃《恒州真定县尉独孤君墓志铭》：

尝谓学者义之府，文者质之薄，故娱心典坟。简弃词艺。又谓干禄者躁之几，藏密者静之奥，故反情乐道，居易修业，少时解褐，授真定尉。非其所好，弃官不之。晚节尚黄老，慕禅味，橐籥心怀，梦幻生死。端居一室，澹如也。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一，第5296页。

这是修道者，而独孤万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好读书而有所专，非以所读书为人生之旨归。独孤及《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六子万墓志》：

万，颍川长史府君第六子，性专静内敏，有干局，多才艺，嗜学好古，诵老聃、庄周之书，究其大略。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31页。

善属文者，首选自然是独孤及本人，此点在崔祐甫、梁肃、权德舆、韩愈、李翱等人所撰碑文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叙述指向的主要是崇儒学。独孤及不仅崇儒，而且付诸实践，能够在安史之乱中保全自己，在职事上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称誉当时。另一个善属文而能复古者是独孤丕，《唐故浙江东道节度掌书记越州剡县主簿独孤丕墓志》：

丕字山甫，少聪明有志操，好学博古。年十五能属文，祖述典谟，实而不华，有古人风采。至若探综图纬，推步六甲，昊天历象，太乙之奥，悉究其趣。尤好黄老道与脉藏荣卫之数，奉之以为卫生之经。每饵药炼气，谓丹砂可学。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37页。

独孤及《送弟愐之京序》：

当时予方青襟，子适纨绔，各志小学，相期大来。其后尔以经术荐，遂观光于上国;予牢落两河，为病所系，星分雨散，十有二载。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312页。

李翱《独孤公墓志铭》叙独孤朗：“稍长，好读书，不烦于师。”而独孤郁的文学才华在《与权侍郎书》《与孟郊论仕进书》等文章中得以展现，如果综合两《唐书》传记，则更能见出其崇儒好学的一面。

独孤及的笔下，“取直道而行事”亦体现在家族成员的身上。盛唐时期的独孤通理便是不“卑其道”者。独孤及《独孤公灵表》：

初，公为御史，尝以直忤吏部侍郎李林甫。至是林甫当国，常欲骋憾於我，而五府三署每有高选，群公皆昌言称公全才，且各以臧文窃位自引，由是得免於咎。然十年再迁，位不离郡佐，或劝公卑其道，可以取容於世。

因守直道而得罪李林甫，有人劝其放弃直道而与之合作，并没有被独孤通理采纳。这样的叙事内容实际上是为家族立法，倡直道而非曲为谄媚走巧宦之路。独孤及《唐故大理寺少卿兼侍御史河南独孤府君墓志铭》叙独孤屿：

聪明仁恕，专直宽信，扰而毅，温而厉。弱冠筮仕，以艺即戎，藏器安卑，非其志也。

亦取直正而行事，独孤及的这两篇墓志虽无史料之佐证，却作为独孤氏家族在政事中“循直道而行”的叙述和论证。

除了家学门风，在文化教育方面，文本体现出明显的族群特征。独孤通理对独孤及的教育，据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并序》：

常州禀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秘监府君亲授以《孝经》，常州一览成诵。秘监问曰：“汝志于何句？”对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是所尚也。”自是遍览五经，观其大义，不为章句学。

梁肃《独孤公行状》亦述独孤通理与独孤及的对话，两者的高度一致似乎能够说明一个问题，父子间的对话构成了家族文化承传的一个链条。不过，梁肃的叙述更进一步，扩大了独孤及的被认可度，云：“后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确然有可大之业。知者益器之。”文学与政事并重而不拘于章句学恰恰成为独孤氏家族遵守之通则。独孤通理、独孤峻、独孤屿等人如此，独孤郁、独孤朗同样如此，后来之独孤霖个人亦是如此。所谓“立身行道”便是守儒者之道，思想视野并不限于此，独孤及对于道家、佛教均有所涉猎，并在其诗文中呈示出来。独孤及《送弟愐之京序》：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

然君子修诚则物应，克已则名彰。尔能珪璋特达，甲胄忠信，致逸足于千里，吾有望焉。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312页。

对弟弟的殷切期望中蕴含家学传承的意愿。

此次迁葬为独孤及提供了回顾家族史的机会，《唐故朝散大夫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河南独孤公灵表》中的追溯祖先之世系就是一篇简要的家族文化史。《灵表》首叙独孤氏之来历，云：

公讳某，其先刘氏，出自汉世祖光武皇帝之裔。世祖生沛献王辅，辅生嫠王定，定生节王正。正生长子广，嗣王位;次子廙，仕汉为洛阳令。廙生穆，穆生进伯，为度辽将军，击匈奴，兵少援不至，战败为单于所获，迁居独孤山下。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23页。

这是自汉而为胡的过程，追溯祖先出于汉时刘氏对于独孤及意味着什么？这或许就是他在诗文中称他姓为胡人，称战争为胡尘之原因，其已经将自己纳入汉姓范围之内。故而陈寅恪认为胡化或者汉化的标志并不在出身或胡或汉，而是文化之特征。独孤氏胡化之后的历史是这样写的：

生户利单于，加以谷蠡王之位，号独孤部。户利生乌和，和生二子。长曰去卑，为右贤王。建安中，献帝自长安东归，有李傕、郭汜之乱，右贤王率其部卫车驾还洛，遂徙迁许，复归国，卒。次弟猛代立，生嗣论。嗣论生路孤，路孤生眷，眷生罗辰，从魏文帝迁都洛阳，遂为司州洛阳人。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23页。

自北魏至北齐再至隋，独孤及自独孤姓氏之由来而讲述独孤氏仕宦之显赫。

始以其部为氏，用勋伐锡爵永安公，位征东将军、定州刺史。征东生万龄，官至廷尉，谥曰贞。廷尉生稽，字延平，善左右射，学穷金匮之奥。魏世祖初，從平滑台，以功授散骑常侍，历守冀、定、相三州。时新定律令，慎选廷尉，征公拜焉。再世为法官，俱以廉平不苛显名，当时荣之。加镇东将军，薨谥曰文。镇东生归，辩聪而才，又为镇东，薨赠太尉。太尉生冀，字希颜，以博学侍讲东宫，历安南将军定州刺史，赠司徒。司徒生永业，以文武兼备佐齐王入洛，定邺都，督幽、洛二州，由行台尚书令升司徒，封临川郡王，语在《齐史》。临川王生子佳，在齐为劲弩将军，在周为仪同三司，在隋守清远镇，握节死难，赠并州刺史。

这段叙事对于家族先贤之评价语值得注意，“学穷金匮之奥”“以廉平不苛显名”“博学”“文武兼备”“握节死难”等用词颇费斟酌，针对这段叙述，龙成松提出质疑，他利用出土文献结合《灵表》分析独孤及如此叙述的目的所在，认为独孤及所构建的家族谱系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关于独孤氏家族叙述的直接来源，而这个谱系的形成并非出自独孤及一人之手，乃是层层累积的结果。

龙成松：《新出墓志与〈独孤通理灵表〉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在独孤及的笔下，入唐后，独孤氏的家学门风渐次形成：

并州生义顺，武德中历户部侍郎、尚书左丞、光禄大夫，封洛南郡公。洛南生左千牛备身讳元庆，公之祖也。千牛生朝散大夫定州长史讳思陈，公之父也。二十三叶之德善，钟其人于公。

这是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的转折时期，至独孤通理则家风之基本内涵集于一身：

公刚方廉清，贞信宏宽，德厚性和，与四时气侔。非天下之直道不行，非先王之法言未尝言。当出处去就之间，非抑与不苟求;与朋友交，非同道不苟合。至守王事，临大节，非其正，虽临大兵不惧。恪德危行，居易中立，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读书观忠孝大略，不索隐赜;属词止乎礼义，不止咏情性而已。

上述内容涵盖了独孤氏家学门风的全部内容。针对独孤氏家族的谱系建构，吴洪琳结合正史、墓志通过辨析认为独孤氏应该源出匈奴，到独孤藏时将祖先的追溯与刘姓联系在一起，后来独孤信一支以外戚身份在北周、隋、唐兴盛起来，因此独孤永业的后代独孤及构建完成了独孤氏的世系。

吴洪琳：《关于中古时期独孤氏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第二十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46页。这个家族世系被采摭进入《新唐书》，并由此增加了可信度。

独孤及在《独孤公灵表》中塑造了一个刚直仁孝的文儒形象，这个形象对于独孤家族意义重大。独孤通理在政事方面屡遭贬谪，原因则在直正，独孤及对于独孤通理的仕宦生涯的叙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州县官员：

岁满授好畴县尉，开元十四年，元宗初登封泰山，注意二千石令长，以煦妪下民，授公益州温江令。公治县如治家，明不至察，威不至猛，去烦苛缴绕之政，施德信刑礼以训齐之。温江人饮公之化，逋者复，疲者悦，善者劝，不善者知耻。

第二个阶段是御史官阶段：

益州刺史张敬忠以状闻，诏授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会权臣恶直，斥去不附已者，贬公庐州长史。

第三个阶段则是州县中层官员：

明年，恶直者罢位，公稍移武功令，未到官病免。二十三年除宁州司马，二十八年迁颍川郡长史。

本来至此已经结束，附加了一段解释“权臣恶直”的叙述：

初，公为御史，尝以直忤吏部侍郎李林甫，至是林甫当国，常欲骋憾于我，而五府三署每有高选，群公皆昌言称公全才，且各以臧文窃位自引，由是免咎。然十年再迁，位不离郡佐。或劝公卑其道，可以取容于世。公曰：“可卑非道也，屈伸天也，非人也。人如予何？”天宝元年加朝散大夫。

天宝二年，独孤通理去世，据《灵表》所载，葬于“郡东”，至德二年，迁葬洛阳龙门山西冈，“大历四年五月十三日，诏赠秘书监。”两个月后，独孤及将父母、兄弟墓集中迁葬，当是魂归故里，也是荣归故里。

独孤氏与长孙氏乃是胡姓士族之间通婚，胡姓家族的纯粹性一目了然，而独孤及的叙述中，均带有汉化的历史背景。《独孤公灵表》简介其母长孙氏：

夫人河南洛阳人也，薛国长孙览之元孙，咸阳县丞讳顿府君之女，左金吾将军讳子哲府君之妹。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

这是出身。

禀天元和，生知孝慈，含德之厚，与坤体合。执笄助祭，四十馀载，人莫见夫人喜怒之容。躬勤顺承，动协礼经，宗族以睦，长幼以序，无言无为，化成于家。

这是持家之女德。《前左骁卫兵曹参军河南独孤公故夫人韦氏墓志》《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六子万墓志》独孤及《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三子憕墓志》：

君沈毅出于天成，幼年性即果断，岸然不可以屈挠。

《唐故浙江东道节度掌书记越州剡县主簿独孤丕墓志》：

丕字山甫，少聪明有志操，好学博古。……观其志气遐远，冲然有骋长途、致青云之势，不幸短命。

《唐故亳州刺史郑公故夫人河南独孤氏墓版文》：

夫人颍川府君长女，性聪异有志尚。宽仁慈顺，加之以明，柔而不惑，俭必中礼。

这些关于父辈及兄弟的叙述均是与独孤通理所开创的家学门风息息相关，构成了承传的有效条件，而且完成了代群承传的过渡。

独孤及《独孤公灵表》存在自觉建构家族史的书写意图，也是一次想要接续士族文化传统的努力。尽管独孤及自独孤永业向上追溯的谱系带有附会或者虚构的成分，却在借助还乡之机会完成家族文化之定位。迁葬前后的六方墓志，乃是独孤及在濠州任上梳理家族文化情结的标志，古文运动的文化基础亦可从中窥知一二。

二、舒州：文学唱和与文学观念的交融

大历五年（770）七月，独孤及迁为舒州刺史，至大历八年（773）十二月离任，这一时期的独孤及集中于政事、道统与文学之关系的思考。思考集中在诗、文领域中，以《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祭贾尚书文》为标志。《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对于萧颖士、李华等文体文风改革群体的论述更能见出独孤及的古文观念，云：

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序、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肖占鹏主编：《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2页。

这段话蕴含作者建构唐代中华文明的意图，以文化文本为载体而融入道统，这个“文章中兴”时代里自然有独孤及本人的身影，萧颖士、李华、贾至则均与独孤及有一定的关联。除为李华集作序，独孤及还有《祭贾尚书文》《萧府君文章集录序》以及梁肃代笔的《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以独孤及之身份称李华：

粹气积中，畅于四肢。发为斯文，郁郁耀辉。自五百年，风雅陵夷。假手于兄，郁为宗师。

《祭贾尚书文》：

追念夙昔，尝陪讨论，终核微言，揭厉孔门，匪究枝叶，必探本根。高论拔俗，精义入神，誓将以儒，训齐斯民。文章陵夷，郑声夺伦，兄于其中，振三代风，复雕为朴，正始是崇。学者归仁，如川朝宗，六义炳焉，自兄中兴。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九三，第4001页。

宗儒之立场非常明确，独孤及与贾至自天宝初期即相识，据梁肃《独孤公行状》：

二十余以文章游梁宋间，通人颍川陈兼、长乐贾至、渤海高适见公，皆色授心服，约子孙之契。

天宝十二载（753），独孤及有《送陈兼应辟兼寄高适贾至》《送陈赞府兼应辟赴京序》等作品。亦如祭文所说“某获见于兄，二十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长，蒙以伯仲相视。”对于贾至，独孤及以兄长待之。

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借助为皇甫冉文集写序勾勒出心目中五言诗歌的发展简史，其追溯五言诗的发展历程，至苏、李为一定型阶段;至曹、劉为繁盛阶段;汉魏时期为过渡阶段，“质有余而文不足”乃是缺憾;至沈佺期、宋之问为发展阶段，具备“缘情绮靡之功”;至崔颢、王维为一个崛起阶段，皇甫冉被纳入其中。如何评价皇甫冉呢？

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得，有非师资所奖。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290—291页。

独孤及所作亦以五言居多，距古未远，追求文质彬彬的诗歌创作观念。皇甫冉与独孤氏家族有交游往来，据独孤及《独孤丕墓志》：

乾元二年，从季父峻为御史中丞、都督江东军事。

皇甫冉有《独孤中丞筵陪饯韦君赴升州》《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奉和独孤中丞游法华寺》等诗，乃是皇甫冉从独孤峻游越州之际的和作。云门指的是浙江会稽云门寺，诗作于乾元元年秋季。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舒州任上，独孤及与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交游亦集中于此时。大历六年（771）至大历七年（772），独孤及交游的对象主要是皇甫曾。《暮春于山谷寺上方遇恩命加官赐服酬皇甫侍御见贺之作》：

天书到法堂，朽质被荣光。自笑无功德，殊恩谬激扬。还登建礼署，犹忝会稽章。佳句惭相及，称仁岂易当。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61页。

大历六年（771）独孤及有《酬皇甫侍御望天灊山见示之作》：

早岁慕五岳，尝为尘机碍。孰知天柱峰，今与郡斋对。隐嶙抱元气，氤氲含青霭。云崖媚远空，石壁寒古塞。汉皇南游日，望秩此昭配。法驾到谷口，礼容振荒外。焚柴百神趋，执玉万方会。天旋物顺动，德布泽滂沛。讲武威已耀，学仙功未艾。黄金竟何成，洪业遽沦昧。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载。如今封禅坛，唯见云雨晦。长望哀往古，劳生惭大块。清晖幸相娱，幽独知所赖。寒城春方正，初日明可爱。万殊喜阳和，余亦荷时泰。山色日夜绿，下有清浅濑。愧作拳偻人，沉迷簿书内。登临叹拘限，出处悲老大。况听《郢中曲》，复识湘南态。思免物累牵，敢令道机退。瞒然诵佳句，持此秋兰佩。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54—55页。

今昔对比之感慨与元稹《连昌宫词》如出一辙，仅在他述与自述之不同，结尾则返归自身，思考人生之出处。《同皇甫侍御斋中春望见示之作》：

望远思归心易伤，况将衰鬓偶年光。时攀芳树愁花尽，昼掩高斋厌日长。甘比流波辞旧浦，忍看新草遍横塘。因君赠我江枫咏，春思如今未易量。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60页。

皇甫曾要离开，独孤及有《答皇甫十六侍御北归留别作》：

正当楚客伤春地，岂是骚人道别时。俱徇空名嗟欲老，况将行役料前期。劳生多故应同病，羸马单车莫自悲。明日相望隔云水，解颜唯有袖中诗。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64页。

皇甫兄弟与盛中唐时期的文人阶层交游广泛，而独孤及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领袖人物，其诗其文对于中唐文学格局均有不可忽视的引领意义。舒州期间，独孤及常与皇甫曾一起游山谷寺，有《登山谷寺上方答皇甫侍御卧疾阙陪车骑之赠》：

梵宫香阁攀霞上，天柱孤峰指掌看。汉主马踪成蔓草，法王身相示空棺。云扶踊塔青霄庳，松荫禅庭白日寒。不见戴逵心莫展，赖将新赠比琅玕。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57页。

此时独孤及与山谷寺中僧人必有来往，《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粲大师塔铭》《山谷寺觉寂禅门第三祖镜智禅师塔碑阴文》，均与之相关。此外，皇甫冉卒，皇甫曾编其文集，独孤及有《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

上述主要是个人之间的唱酬往来，而任职舒州期间独孤及与钱起、卢纶、常衮、司空曙亦有一次隔空唱和活动。前面提及独孤及《自东都还濠州奉酬王八谏议见赠》，好友中高适有《送王八》、李嘉祐有《送王谏议任东都留守判官》，钱起《送王谏议任东都居守》也是涉及此人，则独孤及与钱起亦有交集，钱起与卢纶亦多有唱酬往来。关于常衮《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及钱起、卢纶、独孤及、司空曙和诗的创作时间，傅璇琮、陶敏、蒋寅、赵望秦等学者分别提出不同的看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司空曙考》认为是永泰元年至大历二年，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7—508页。被陶敏否定。陶敏《中唐诗人事迹小考》：“常衮、卢纶、独孤及、司空曙唱和诗系年”条认为唱和活动当在大历八年秋，独孤及和作当在舒州刺史任上。

陶敏：《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2页。不过，钱起、卢纶、司空曙的诗文集校注者对于“奉和”之作的系年也并不相同。钱起《奉和中书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御》，王定璋系于大历九年秋。

王定璋：《钱起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卢纶《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十二韵寄赠江南徐薛二侍郎》，刘初棠认为是在大历八年至大历九年期间，未有确切的结论。

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司空曙《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文航生则系于大历十一年（776），并未说明系年的理由。

文航生：《司空曙诗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19页。

独孤及的和诗究竟是在舒州刺史任上还是常州刺史任上作，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蒋寅认为独孤及和作的创作时间当在大历九年秋，常衮被贬之后，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6页。《毘陵集校注》即采纳此说，并加以疏证。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67页。赵望秦《独孤及年谱》以独孤及和作中有：

“禁省一分袂，旻天三雨霜”，认为“‘三雨霜当以大历八年始为第一次，九年二次，十年三次。”

故而独孤及的和诗乃是大历十年所作。

则可見奉和之作非与原唱同时同地所为者，乃隔岁作于常州也。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58页。

据《旧唐书》，大历八年二月，徐浩、薛邕违格，并停知选事，原因则是：

坐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坐贬明州别驾。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1页。

《旧唐书》还记载了两人被贬的时间，即大历八年五月，吏部侍郎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歙州刺史。常衮在京城创作《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的时间一定是大历八年秋，独孤及奉和的时间自然不会很晚，当在舒州和之。至于创作时间，笔者认同陶敏先生之观点，认为独孤及创作在大历八年秋的可能性更大些，当是读到常衮原诗同时而异地唱和之作。徐浩与独孤及交游不晚于上元二年（761），独孤及有《尚书右丞徐公写真图赞并序》，在《上元二年豫章冠盖盛集记》中有“庐州长史、前尚书右丞徐公浩至是合肥”之叙述。此外，大历二年（767）独孤及有《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还京序》一文。大历八年秋重阳节，独孤及与徐浩在越州相会，徐浩是越州人，独孤及有《同徐侍郎五云溪行亭重阳宴集作》一诗，云：

万峰苍翠色，双溪清浅流。已符东山趣，况值江南秋。白露天地肃，黄花门馆幽。山公惜美景，肯为芳樽留。五马照池塘，繁弦催献酬。临风孟嘉帽，乘兴李膺舟。骋望傲千古，当歌遣四愁。岂令永和人，独擅山阴游。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65页。

至少此时独孤及有机会读到常衮的诗作，并从而和之。

和诗并不好写，和者既要了解原诗作者的创作因由，还要了解原诗作者的仕宦经历，并尽可能地与原诗作者有共同之体验。

实际上“和”诗不仅是与原唱同意，它根本上就是借用原唱的诗题和思想，甚至是站在原唱者的立场上写作的。

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

因此，原唱者的主体性会自觉地融入“奉和”者的创作意图中，构成了写法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同质性。如常衮《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先写集贤院的日常图景，这是常衮、徐浩、薛邕曾经的共同风景，从风景到集贤院生活：

北朝荣庾薛，西汉盛严徐。侍讲亲花扆，征吟步绮疏。缀帘金翡翠，赐砚玉蟾蜍。

遣词典雅和正，用典与白描相间，而后托出“寄”的主题，以传达对于遭贬旧同事的忆念以及期待归来之意。常衮以“北朝荣庾薛，西汉盛严徐”出之，和诗中独孤及以“汲冢同刊谬，蓬山共补亡”对之，司空曙以“颜谢征文并，钟裴直事同”对之，卢纶以“汲书荀勖定，汉史蔡邕专”对之，均有用典。言贬谪之意则常衮云：

序秩东南远，离忧岁月除。承明期重入，江海意何如。

独孤及以四联言之，云：

差池摧羽翮，流落限江湘。禁省一分袂，昊天三雨霜。石渠遗迹满，水国暮云长。早晚朝宣室，归时道路光。

读来情深意长，当是因与徐浩直接对话而入情境之中矣。

司空曙：

离群惊海鹤，属思怨江枫。地远姑苏外，山长越绝东。惭当哲匠后，下曲本难工。

情境为之一变，由欢快而入悲音。

钱起：

旧僚云出矣，晚岁复何如。海峤瞻归路，江城梦直庐。含毫思两凤，望远寄双鱼。定笑巴歌拙，还参丽曲馀。

亦是四联，可谓辞采华艳，唱和之际并非专于抒情。

卢纶则以：

列署齐游日，重江并谪年。登封思议草，侍讲忆同筵。沧海风涛广，黝山瘴雨偏。唯应缄上宝，赠远一呈妍。

与常衮意同，更为连贯，意脉相承而浑然一体。从唱和内容来看，和者在原唱的基础上增加了贬谪意，而独孤及、司空曙尤其明显，非直接和常衮之作，而钱起、卢纶极有可能是直接和原唱者的。司空曙有《奉和中书李舍人昆季咏玫瑰花寄徐郎中》，此诗又名《和李员外咏冬瑰花寄徐侍郎》《和李员外与舍人咏冬瑰花寄徐侍郎》，如以“徐侍郎”为题即是徐浩，司空曙此诗与《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为同时之作，故而司空曙亦是与徐浩直接对话者，故而独孤及、司空曙用意更为直接。

盛中唐时期，中古胡姓士族已经全面汉化。独孤及舒州时期的文学活动是其地方官生涯中的一个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他与亲友唱酬往来，诗作比濠州、常州时期要量多而质高，赠别唱酬之间展现了其作为州郡官的文学影响。此外，他的两篇“集序”分别是文论、诗论的代表作，亦能体现出他的文学观念。

三、常州：倾心政事而创作弱化

大历九年（774）三月，独狐及到常州上任。常州任职，独孤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事方面，关于这一点，前述崔祐甫《神道碑》有具体的描述。韦夏卿《东山记》：

有唐良吏二千石独孤公之莅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于兹。文为宗师，政号清静。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三八，第4473页。

常州是獨孤及人生的最后一站，文学与政事并进中的彼此消长是独孤及常州时期一个突出的特征。

从现有遗存文本来看，任职常州，独孤及将更多的时间投入政事方面，除日常的唱酬往来，并无刻意创作的文学文本。舒州期间，独孤及与李幼卿即有往来，有《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花见寄》，常州与滁州距离较远，两人唱酬往来更为集中。本年，独孤及有《得李滁州书以玉潭庄见托因书春思以诗代答》：

春物行将老，怀君意讵堪。朱颜因酒强，白发对花惭。日日思琼树，书书话玉潭。知同百口累，曷日办抽簪。

《答李滁州忆玉潭新居见寄》：

从来招隐地，未有剖符人。山水能成癖，巢夷拟独亲。猪肝无足累，马首敢辞勤。扫洒潭中月，他时望德邻。

《答李滁州见寄》：

相逢遽叹别离牵，三见江皋蕙草鲜。白发俱生欢未再，沧洲独往意何坚。愁看郡内花将歇，忍过山中月屡圆。终日望君休汝骑，愧无堪报起予篇。

李幼卿《前年春与独孤常州兄花时为别倏已三年矣今莺花又尔睹物增怀抒情聊以奉寄》：

近日霜毛一番新，别时芳草两回春。不堪花落花开处，况是江南江北人。薄宦龙钟心懒慢，故山寥落水奫沦。缘君爱我疵瑕少，愿窃仁风寄老身。

李幼卿卒，独孤及有《祭滁州李庶子文》，称其“为州治行，居百城之最;诗赋歌辞，穷六义之美。”祭文中特意追忆滁州之会，云：“往岁滁城之会，俱未以少别为戚，临歧道旧，坎坎鼓我，酒酣气振，言尽欢甚，孰知此际，以是永诀。今万事如昨，书札犹新，惟故人音容不可复见。”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432页。怀旧中寓有深情，这正是人到暮年的征象。

在独孤及的笔下，以诗歌交游并能“酒酣气振”的第二个人物是王员外。王员外的到来，令独孤及欣喜不已，把酒言欢，泛舟望月，满是惬意。如《雨晴后陪王员外泛后湖得溪字》：

远山媚平楚，宿雨涨清溪。沿溯任舟楫，欢言无町畦。酒酣相视笑，心与白鸥齐。

酒酣之际，多尘外之思，情景交融，故而有澄明之境。再如《陪王员外北楼宴待月》：

劝酒论心夜不疲，含情有待问谁思？伫看晴月澄澄影，来照江楼酩酊时。

送别之作则是《水西馆泛舟送王员外》：

单醪敢献酢，曲沼荷经过。泛览亲鱼鸟，夤缘涉芰荷。剧谈增惠爱，美景借清和。明日汀洲草，依依奈别何。

独孤及与李幼卿、王员外唱酬往来的诗作主题一致，重在书写故旧之交谊。此外，独孤及还有《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登后湖亭伤春怀京师故旧》等作品。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作于大历十年（775），李大夫指李涵，吕评事指吕渭。

傅璇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刘长卿有《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储仲君认为“李大夫”指李峘，两人和诗作于乾元元年，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73页。误。杨世明将此诗系于大历十年（775），刘长卿在睦州任上，此诗所述征讨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一事，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405页。当时浙西观察使李涵辟吕渭为支使，故而独孤及和诗中“长蛇稽天讨，上将方北伐。明主命使臣，皇华得时杰。”指的是李涵，而“况有阮元瑜，翩翩秉书札”则以阮瑀为曹操掌记室而比之于吕渭。结合独孤及与王员外的诗作，刘长卿所指的“王员外”当是与独孤及一起的王员外。大历五年，独孤及在濠州刺史任上与刘长卿有交游，刘长卿有《题独孤使君湖上林亭》：

出树倚朱阑，吹铙引上官。老农持锸拜，时稼卷帘看。水对登龙净，山当建隼寒。夕阳湖草动，秋色渚田宽。渤海人无事，荆州客独安。谢公何足比，来往石门难。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315页。

独孤及还有《登后湖亭伤春怀京师故旧》：

昨日看摇落，惊秋方怨咨。几经开口笑，复及看花时。世事空名束，生涯素发知。山山春草满，何处不相思。

当下的风景中蕴含着怅惘之情，追忆的情愫仅从笼统的物象中呈现而出。

任职常州期间，韩翃、刘长卿、张南史、毕耀等人有诗与独孤及相关。韩翃《赠别崔司直赴江东兼简常州独孤使君》：

爱君青袍色，芳草能相似。官重法家流，名高墨曹吏。春衣淮上宿，美酒江边醉。楚酪沃雕胡，湘羹糁香饵。前朝山水国，旧日风流地。苏山逐青骢，江家驱白鼻。右军尚少年，三领东方骑。亦过小丹阳，应知百城贵。

赠别之中含遥寄之情思。张南史《独孤常州北亭》：

北洫敞高明，凭轩见野情。朝回五马迹，更胜百花名。海树凝烟远，湖田见鹤清。云光侵素壁，水影荡闲楹。俗赖褰帷谒，人欢倒屣迎。始能崇结构，独有谢宣城。

两首诗分别以王羲之、谢朓比之。毕耀是独孤及的老朋友，早在天宝十四载（755），独孤及与之便有往来，有《夏中酬于逖毕耀问病见赠》，后来又有《客舍月下对酒醉后寄毕四耀》，独孤及到常州后，毕耀有《赠独孤常州》：

洪炉无久停，日月速若飞。忽然冲人身，饮酒不须疑。

此诗与独孤及《登后湖亭伤春怀京师故旧》格调一致，仅有劝人与怀人之区别，步入人生晚期的独孤及不免有黯淡之感。不知是否在记忆中会浮现出二十七岁的梁宋之游，“登大梁之墟”，思阮步兵的文学心路：

弛张蘧甯之际，出处夷惠之表。否泰莫得介于灵府，名实不足汨其冲气。螭蟠龙卧，与道偕隐，所以沉吟志全，慷慨神王，独立长啸，遗荣此台。当其寓兴也，盖将豪视泰山，囊括颢气，颓然自得，与造化者为友。故卷其用而怀之，世莫得而窥也。其外物所感，则寄之翰墨焉。谓道莫至于专气抱一，于是著《释老论》;哀莫大于矫时死名，于是有《吊比干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赋《咏怀诗》;问道苏门，笑而不答，作《大人先生传》。

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第165页。

这一切都远去了，惟有追忆的图景徘徊于内心挥之不去。写《仙掌铭》的独孤及远去了，写《古函谷关铭》的独孤及远去了，为人师的独孤及远去了，老境已至，一个复古的时段将要落幕，另一个复古的时段将要开启，崔祐甫的祭文还在，梁肃的祭文还在，权德舆的祭文还在，这些都是一个人影响的回映，如雪泥鸿爪，隐约地伏在历史的深处，令我们读罢感喟不已。根据遗存的文本来看，除了唱和，独孤及诗作无多，文章也不多，以应酬为主。自濠州到常州，可见地方官经历对其文学活动发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纵观独孤及任州郡官时期政事与文学的并进状况，地方官经历对于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作为一位胡姓文学家，独孤及的经历独一无二，从北地到南土，他在州郡官任上政绩卓著。上任伊始便借助迁墓的契机梳理家族文化之传承，呈现了独孤氏形成文化家族的变化过程。在文学创作方面，以碑、诔、序文和唱酬往来的诗作为主，这是以政事活動为中心带动文学活动的必然结果。文学观念的嬗变与文学家所留下的文化轨迹休戚相关，政事与文学既可以相互促进，也会相互制约。频繁的政事活动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质量。相比之下，州郡官不像京官那样处于文化中心地带，所创作的文学文本区域文化特征更为明显，以交游为中心开展的文学活动亦受到所处区域的局限。根于故土，独孤及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非常看重，除交游活动外，创作的纯文学性文本较少。因地方官职事本身牵绊多，独孤及不复刻意于文章，以政事为中心的选择是其参与文体文风改革活动的必要条件，亦是促使文学创作实践活动日渐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州郡官经历令独孤及具有了师者的身份，文学传统得以承续。CD7EF3D2-B1D4-4D01-8108-E78A8FB3E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