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胤晨，李颖丽，文传浩

（1.重庆财经学院 经济学院，重庆 401320；2.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四川 成都 610000；3.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4.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上述目标，归根到底要依靠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21年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基于上述背景，从供给侧角度看，深入推动产业的绿色化、生态化和现代化，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体系，将成为支撑我国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和关键基础。

一、内涵厘定：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概念衍生

（一）文献回顾：从产业体系到现代产业体系

关于“产业体系”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本质上，产业体系是对产业结构概念的一种延伸、丰富与拓展，既继承现有产业结构研究的合理成分，也吸纳了经济现实发展在分工、技术和组织等领域的新变革、新动态。它具有显著的长期性、动态性和内生性[1]。基于上述认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产业体系”概念，此后学界开始从内涵特征、形成机理、症结治理、关键思路、构建路径及策略等方面进行多维理论阐述与解读[2-8]。总体上看，既有的关于“现代产业体系”的研究及政策导向，从简单地强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到综合地考虑产业的结构化升级，再到全面地审视实体经济地位以及产业体系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协同，内容愈发精准而深入。除了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议题进行系统阐释和深化认知外，部分研究还关注特定区域如何有效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例如，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及现实需要，中央层面提出要因地制宜构建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9]。类似的研究探索，也已在杭州、绍兴等城市[10-11]以及西部和东北地区[12-13]展开。但已有文献对如何建立既顺应当下科学技术革命趋势又符合高质量绿色发展要求，同时兼顾空间差异性的产业体系，缺少必要和系统的探讨。有鉴于此，在新发展阶段下，本文尝试在厘定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内涵属性的基础上，系统阐释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推进理路。

（二）核心概念界定：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概念是伴随人类的生态觉醒而产生的，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产业生态”思想的萌芽。20 世纪50 年代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以及1962 年生物学家卡逊首次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使全世界开始正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污染及破坏问题[14]3-7。人们开始进行有关资源耗竭、环境容量等问题的哲学思辨，以循环再生、重复利用为核心理念的产业生态思想由此应运而生[15]。通过产业生态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传统线性产业进行循环化改造，从而形成生态化的产业构成及形态。

我国有关“生态产业”的提法，始于20 世纪90 年代。邓英淘在《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中预言，生态产业革命可能是工业革命衰退后的新趋势[16]226-229。1993 年，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发展生态农业”。李周将生态产业概括为，采用生态技术，通过能级（或物级）转换，实现能源（或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以及资源消耗及污染程度的大幅下降[17]，具体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等。尽管早期学者对生态产业进行了相应探讨，但迄今对其概念内涵仍未形成统一共识。比较有说服力的是王如松等所提出的定义，即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基于生态系统承载力、具有高效经济过程及和谐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18]。但在实践层面，仍多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的形式来划分与推进生态产业建设。

就比较角度而言，与生态产业相对应的，可称为“传统产业”。综合既有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存有显著的特征差异，见表1。第一，在产业发展理念和目标上，传统产业是机械式的生产与增长，单纯强调获取经济效益，而生态产业是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注重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赢。第二，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产业是较为线性单一的，产业间的协作有限，而生态产业注重主体之间的网络化分工与协作，生产较为灵活。第三，在投入、制造和产出等环节，传统产业呈现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三高”特征，生态产业则体现低消耗、循环化和清洁化的可持续性特征。第四，从流通过程看，传统物流及贸易对资源消耗率较高，以顺向特征为主，而生态产业强调以“顺向+逆向”的方式强化资源的循环回收利用及流通。第五，在消费环节上，传统产业的粗放型消费，极易造成浪费，而生态产业倡导生态消费、绿色消费理念。

表1 传统产业与生态产业的特征比较

综上，生态产业在产品投入、生产、产出、流通和消费的全过程中，具有“低碳、循环、高效”的核心特征，与低碳经济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等所倡导的思想基本一致。鉴此，本文将生态产业定义为：以生态经济原理为理论指导、基于现实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具备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经济过程的网络型、进化型及复合型产业。

（三）概念内涵延展：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相比于生态产业，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概念增加了两个部分，分别是“体系”和“现代”。《辞海》对“体系”的定义为：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9]2237。“产业体系”可被视为所有产业（包括农业、工业、旅游业等）相互关联衔接的系统。它既是全社会所有要素投入产出相互关联的体系，也是所有产品供给、流通与消费的一体化体系[20]。“现代”一词，本质上是“现代化”的一种静态表达。与传统产业体系不同，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特征。罗荣渠强调“现代化”有“成为现代的”动态之意，至少包含时间尺度（长时程）和价值尺度（新时代精神与特征）两层含义[21]。《辞海》则指出“现代化”存在两个维度：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作为目标，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照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19]2488。

综上，“生态产业”可看作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综合作用结果，“现代化”是利用当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升级现有产业发展水平、质量的动态过程及状态。回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科技革命必然带来产业变革、产业组织方式的重构。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特征，正成为当下科技革命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趋势，创新引领、要素协同和提质增效已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要求[22]。按照这样的逻辑，“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将内在地包含清洁“绿色化”、高效“生态化”和动态“现代化”的属性特征。

由图1 可知，一方面，当资源或要素作为投入品融入生产、加工、制造、产出及消费等环节时，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要求产业及其体系实现“低碳、循环、高效”的生态属性，使得孕育出的产品或服务符合绿色化、生态化标准。从理论层面来看，整个投入产出及消费过程，将融合低碳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的绿色生态思想，以求达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从产业的技术、组合和布局角度来看，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还应具备“科创、融合、集聚”的现代属性，三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动态过程，即产业技术的创新引领与更新迭代、产业发展的跨界融合与再组织、产业空间的优化布局与集聚集群趋势。这一“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过程，构建在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上，使得“现代生态产业体系”成为一种符合新时代生态经济需求的新兴业态集合。

图1 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内在属性特征

二、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三维逻辑框架：空间—组织—技术

根据前文分析，现代生态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不断向绿色化、生态化、现代化更新与转型的演进过程。对产业体系而言，通常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产业之间的结构，即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二是各次产业内部从低端到高端转型升级的结构关系[23]。但传统“割裂式”的结构性特征也凸显了既有产业体系（如一产、二产和三产）的缺陷，即产业部门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忽略了产业部门间的互动与融合趋势[1]，故而难以适应建设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因此，依据区域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出现时，企业在科学技术层面的创新应用与转型提升，将引发产业在分工及组织层面的变革和重组，使得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类型和环节，将在空间层面重新进行区位布局[24]45-53。产业在技术、组织和空间层面的相互解构与再配置，将推动实现产业空间及组织的重构，进而促进既有产业体系持续向绿色化、生态化和现代化方向演进升级，如此循环逐步塑造出符合高质量绿色发展要求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见图2。具体而言，可从产业空间、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三个维度加以推进与建构。

图2 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一般演进方向及过程

（一）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三维取向：现实逻辑及趋向

1.空间取向：超越“行政区划边界”，以“全域空间”实现产业生态集聚

依照约翰·费里德曼的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当区域经济结构不断向高级阶段演进时，区域之间的合作需求将会超越竞争需求，因为各类资源要素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流动和配置，同时需要区域之间的协作来共同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类外部性问题[25]279-281。当前我国最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性问题便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污染，不论是水体污染还是大气污染，其影响效应均是无边界的。一个区域爆发生态环境问题，周边地域都将受到极大影响。同时，对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过程，单靠个别区域的努力无法根除，需要不同区域之间的跨域一体化协作及治理，实现联防联治联控才是长效之举。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不断深入推进，长江流域及沿江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当前仍面临不少生态环境风险，“重化工围江”现象依旧突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风险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和部分中心城市区域，其排放量占全国化工行业排放总量的比例达到37.7%[26]。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顽疾”的频发，恰好映射出既有产业体系所存在的结构性和布局性矛盾，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与布局过程中，存在“谋一域”居多、“谋全局”不足的问题，“行政区经济”的属地空间思维并未根本扭转。因此，“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需要考虑空间影响，建立协同机制”[27]。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风险及背后隐含的“行政区”管理掣肘，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各级战略性区域。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相继提出，并均不同程度地强调要在空间范围内实现跨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这客观上要求我国在构建区域性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过程中应超越“行政区划边界”，以“全域”一盘棋思想推动特定区域（特别是国家重点战略性区域）建立跨流域、跨地域、跨政域的产业规划衔接与布局机制，使产业在全域空间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和协同发展，摒弃传统“粗放集聚”行为、形成产业“生态集聚”格局，从而塑造出集约高效、绿色生态的生产空间。

2.组织取向：突破“三次产业划分”，以“两化协同”实现产业交织融合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通常利用“三次产业”划分法进行产业分类。然而，随着现代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态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演进至技术分工和知识分工[1]，使得三次产业的“简易分割”形式，愈来愈不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要求。未来产业不太可能呈现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片面”分野，而是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充满着渗透融合的机遇及空间，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例如，文旅融合、制造业服务化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形式，已在不同区域和空间展开实践探索。产业部门的边界已逐渐模糊化，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当前，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助推现代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建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的发展格局，推动产业破旧立新、重塑产业动能[28]，已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从全国各省市陆续发布的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省市均不同程度地传达出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和绿色经济等绿色、生态与现代产业的信号。

鉴于上述产业发展趋势，我国应突破传统固有的“三次产业”划分理念，抢抓新兴产业生态转型、融合发展的新机遇。紧密围绕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等关键领域及内容，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方式，深入推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两化协同”发展，深化区域之间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分工与协作，建立健全各地域间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网络对接机制。同时，以“补链成群”为具体手段，完善智慧创新、循环高效、低碳绿色、环境治理、生态利用和融合集聚等新兴业态的创新链及生态链组织，培育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集群网络。另外，要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为战略方向，推进农村地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镇地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以此实现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跨界交织融合与全面高质量绿色转型。

3.技术取向：跨越“低端价值锁定”，以“专精特新”实现产业绿色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中，实体经济是重中之重，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要与实体经济实现供需匹配与协同发展，为夯实实体经济提供助力和支撑。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手段。它强调要更多地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汗水经济”转变为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智慧经济”[6]。本质上，科技创新的源泉动力在于微观企业主体，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衍生、成长和集群组织，是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核心关键。

根据OECD 的三方同族专利①三方同族专利是OECD 组织关于创新与技术指标中的重要统计指标，定义为来自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保护同一发明的一组专利。这一指标可减少“本国偏见”的局限，以及不同国家之间专利制度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剔除了大量低质量专利，对客观评估各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数据，2018 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数量前4 位国家分别为日本（18644.76 件）、美国（12752.98 件）、中国（5323.17件）和德国（4772.07 件）。至此，我国三方同族专利数量首次超越德国，上升至全球第三位，2010—2018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8.16%，而其他三国均未超过1 个百分点。但从数据来看，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差距仍然巨大，日本和美国的三方同族专利数量分别是中国的3.5 倍、2.4 倍。由此可见，我国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西方新兴的跨越式发展理论认为，后发地区拥有应用新兴绿色技术的后发优势，因而具有实现环境跨越的可能性[29]。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既有技术体制并未被完全固化，具有弹性变化的潜力及空间；同时，后发地区在建设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过程中，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基支持和容错空间。根据上述思想，我国应尽可能挖潜环境跨越的“后发优势”、创新跨越式发展路径，鼓励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既有技术体系向绿色化、生态化和现代化方向升级，实现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在这一过程中，可重点培育打造特定技术环节上的“专精特新”企业，甚至若干“隐形冠军”企业，以此为牵引驱动我国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建设和整体产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

（二）从现行产业体系转型至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三维逻辑框架

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国已提出在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排放中和的生态环境约束目标，而现代化建设又是一个随技术、环境等因素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因而，推动“现行产业体系”转型至“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并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而要有相对明确的战略选择。根据国际可持续转型理论，社会技术系统向更加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变的过程，不仅是新的绿色技术取代旧技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技术体制层面的根本性转变[29]。基于这一理念，Geels 形成了综合考虑宏观远景、中观社会技术体制和微观利基的多层视角分析框架[30]。

受益于上述思想以及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所侧重的“空间—组织—技术”三维取向，笔者认为推动“现行产业体系”转型至“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从宏观（空间）、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三个层面对“现行产业体系”进行三维延展，共同聚焦“低碳、循环、高效”的绿色生态化特性与“科创、融合、集聚”的现代化特性，进而逐步实现从“现行产业体系”到“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战略转型与升级，见图3。

图3 由现行产业体系转型至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三维逻辑框架

首先，从宏观维度看，空间是现代生态企业及产业的“落脚”之地，产业空间应由粗放集聚转向生态集聚，更加科学合理集约地利用空间。任何企业和产业的投入产出过程均需要一定的空间进行承载，而相关企业及产业的空间布局是否按照集约、集聚乃至集群的方式进行组织，也是“生态”的一种重要表现。已有研究证明，空间形态越是集约紧凑，资源消耗越是节约[31]。在实现生态化过程中，需严格控制土地等资源空间的开发强度，推动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三生”空间之间的匹配协同，最终使生态绿色成为“三生”空间的底色。由此，形塑与建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中的产业空间体系。

其次，从中观维度看，产业是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核心载体，产业组织应由传统分类转向深度融合，更加注重不同领域知识的交织与渗透。当前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已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形成新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32]1-3。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状态，不断推动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和生态链等的交织连接，交错形成绿色生态现代的产业组织体系。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传统产业持续革新，先进产业层出不穷，逐步孕育创造出新型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再次，从微观维度看，企业是推动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建设的创新主体，产业科学技术应由集成创新转向协同创新，更加注重突破关键技术。在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各个领域与环节的生态化转型均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及引领。这就需要企业大力建构协同创新、平台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等新型创新模式，将绿色化、生态化创新融入生产消费全过程，实现技术环节、组织形式、创新效能等方面的根本变革，建立绿色生态现代的产业技术体系，这也是避免我国陷入产业体系“结构性陷阱”的核心逻辑[20]。

18S rDNA基因提取与测序：离心收集对数期藻细胞，用植物基因组试剂盒提取基因组总DNA，电泳跑胶验证后进行PCR扩增。PCR反应体系（25 μL）为：基因组DNA 1 μL，上下游引物各0.5 μL，2×Taq MasterMix 12.5 μL，ddH2O 10.5 μL。PCR反应程序为94 ℃预变性5 min，94 ℃变性1 min，53 ℃退火1 min，72 ℃保留1 min，程序共设置30个循环，最后72 ℃延伸10 min。

三、推进理路：以“三维协同”策略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按照上述逻辑框架，为了高质量地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应以空间、组织和技术的“三维协同”策略为思想引领，驱动产业在空间层面呈现生态集聚集群的组织形态及发展格局，在组织层面推动形成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互促融合”状态，在技术层面以要素协同为抓手聚焦助推产业科技创新。

（一）以空间协同为导向，构建“分类指导、生态集聚”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与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不同，我国存在以流域为串联的长江经济带、以湾区为连接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地缘人文为纽带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战略性空间。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区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呈现突破“行政区藩篱”、推动空间协同的内在需求。特别是流域与湾区这类以水系网络为支撑的区域，具有天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33]。因而，在统筹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过程中，区域空间的协同就显得尤为关键。

1.坚持规划先行，完善明确空间功能的分区、分级和分类

应由中央顶层机构牵头，借助联席会协作机制（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机制等），在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制度基础上，推进空间重构、产业重塑、环境重生。同时，将不同层级的战略性区域视为一体化协同的关键空间，整体进行空间功能区的统筹划分，可联合制定区域性的空间功能区规划，完善功能分区。采用上下结合的方式，以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明确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三区三线”界限，形成分区分级分类指导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格局。由此，明确各地区（特别是省际交界地域）现代生态产业布局的战略方向和区位，健全不同空间功能区现代生态产业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国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科学合理布局提供基础性支撑。

2.坚持结构优化，链接建构空间网络的极点、轴线和域面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生态环境风险较为突出的地方也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城市群地区，这从侧面反映出现有产业结构的“负外部性”空间效应。因而，通过产业结构的绿色化、生态化转型来优化调整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重要方向。它一方面使生产和生活空间更加集约集聚利用，另一方面使生态空间发挥更多样更重要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功能。这一过程中，要抓住中心点、增长极、发展轴、都市圈、跨界地区等关键空间载体，充分考虑地域内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状况，构建以“生态增长极（极点）—生态发展轴（轴线）—生态功能区（域面）”为主体的现代生态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实现产业空间转型升级至现代生态产业空间，使其在本质上也成为生态空间。同时，强化空间上的交通、信息、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之间的通道连接效率，以生态集聚、生态集群的建构方式，促进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的网络化链接，形成“极点—轴线—域面”相互交织的网络化空间结构，强化要素和资源在空间上的流动与协同。

3.坚持空间治理，推动塑造生态集聚的载体、形态和效能

开发区是塑造我国产业集聚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显示，我国目前共有2543 家开发区，包括国家级开发区564 家（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219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68 家，占比为68.6%）、省级开发区1979 家[34]。如何将开发区这一空间载体运用好，是摆脱过往“粗放集聚”困境，推动现代生态产业在开发区空间范围内实现“生态集聚”的关键一步[35]。2018 年1 月1 日，我国正式开征环境保护税，但现阶段环保税在征收方式、税额和税基等方面，均存在忽视跨行政区域、跨流域、跨湖域湾域等统筹协同的情况。鉴此，以促进环保税的空间协同为财政政策调节手段，撬动企业的空间变换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案。例如，在生态功能区征收较高税额，推动污染型企业迁移至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采用集中污染治理措施进行统一处理。同时，以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作为辅助，将征收上来的环境保护税金进行集中配置，设立支持环保型企业发展的鼓励基金，以补贴政策推动环保型企业在生态功能要求较高的区域进行布局。由此，形成鼓励发展环保型企业、推动污染型企业外迁的“双向驱动”机制[36]。在此基础上，积极创立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构建以开发区为现代生态产业集聚的核心空间载体，推动形成以“国家级新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省级开发区”为主要体系的生态集聚核心区、重点区和特色区，塑造空间差异化发展格局。

（二）以产业协同为主体，构建“两化互促、跨界融合”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我们应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一方面，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由现行产业转型至现代生态产业的升级步伐；另一方面，则要将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特殊资本来运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四量齐进”，深入推动产业生态化

其一，做好“存量升级”，坚持用现代化创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现代生态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二，做好“增量崛起”，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新业态、新经济，在现有产业优势和基础上，积极拓展产业经济的新增长点、产业链条的新衔接点，延伸现有产业链与创新链，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三，做好“流量突破”，进一步强化对外开放，借助资源、信息、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域空间的往来流动，促进现代生态产业组织和发展的更新、解构与重构，塑造产业生态化、网络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开放共享、包容互通的环境氛围，形成流动空间下的全球和地方产业网络组织。其四，做好“变量衍生”，积极拥抱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的根本性影响，推动现代新兴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创新技术和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之间碰撞形成“化学反应”，迸发未知的“X”效应并催生创新生态产品、创新生态服务和创新生态应用等，构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2.加快生态价值增值的“四变演绎”，深入推动生态产业化

从全局而言，应将不同层级的战略性区域视为统一全域空间，全方位推动“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产品→生态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过程，实现由生态资源向生态优势、由粗放集聚向生态集聚、由全域空间向生态空间的“三大转变”[35]。从局部来看，一方面需全面摸清和挖掘好当地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生态资源本底，其中自然资源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气候等，这是大自然所赋予形成的；人文资源包括历史、文化、民俗、艺术等，这是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在摸清“家底”的情况下，明确全域空间内各地区的生态资源禀赋、条件及特色，为生态资源转变成生态资产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需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机制，不断挖掘生态产品市场价值，让生态资源实现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价值增值，进而拓宽生态资源转变为生态产品乃至形成生态产业的渠道和方式[37]，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与产业的互促互融。

3.加快现代生态产业的“交织融合”，深入推动产业融合化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关联，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甚至具有相互融合的可能。在充分发挥“两化”互促效应的基础上，对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进行业态划分，确定不同地域空间的产业发展重点，构建以“智慧创新型、循环高效型、低碳绿色型、环境治理型、生态利用型、融合集聚型”六大业态类型为主体的现代生态产业新型业态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六大业态类型仅是引导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一种方向性框架，在不同地域、不同空间需因地制宜地建立适合当地发展的重点产业。根据当地特色和优势细分产业领域及重点内容，形成空间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格局，促进现代生态产业内部及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与交织融合，助推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同时，应基于交通基础设施及通道建设和可达性的提升，推进产业在空间载体上的跨界分工与协作，实现共建、共享和共赢[38]。

（三）以要素协同为手段，构建“科创引领、四位协同”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处理好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三者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6]1-15。有效衔接上述关系，有赖于持续壮大和培育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不断强化实体经济的绿色生态转型升级。同时，应进一步改善科技资源、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错配问题[7]，推动三者与实体经济的供需对接，提升资源和要素的协同效率。

1.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核心驱动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这一愿景的实现，有赖于是否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科技创新的基本单元和主体是企业，应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跨区域技术创新体系，逐步优化具有开放包容特征的区域创新环境。其二，选择重点战略性区域，强化区域之间的创新协作，联合建立科技研发创新服务的公共平台。例如，近年来成渝地区正在推进以国家重点科研计划“成渝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为支撑，构建串联对接成渝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科技服务资源需求和供给的“成渝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旨在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对接效率，同时降低企业创新及协作成本。其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现代生态企业及产业的创新效能，通过“外引内培”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等的研发创新与突破；加快搭建多主体联动协同攻关的科研平台，如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组织形式；拓展发挥园区的“飞地经济”功能作用，加快形成“企业研发+园区孵化+产城融合”的发展格局。

2.充分发挥现代金融对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血脉助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当前经济与金融显著失衡的突出问题，使经济与金融能够实现互促共生、良性互动。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充分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股权等在内的绿色金融工具，引导金融资本重点流向现代生态产业项目，创新金融产品支持现代生态企业发展，建立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和现代生态产业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机制，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另一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绿色化、生态化的科技创新探索，带动现代生态产业的转型发展。此外，还应建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多样化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3.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支撑作用

创新活动本质上属于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离开“人”这一核心载体，任何科技创新都会成为“无本之木”。因而，人力资源（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对于现代生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拥有高端创新人才，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创新的机会和可能。有鉴于此，首先，我国各级政府应大力实施各类人才引进及培育计划，重视创新型人才的接续培育，持续补足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较大、人才质量不高”的短板；其次，应持续加大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强化领军人才、核心人才和关键人才的支持力度，为企业研发、产业创新营造优质的“人才”环境和氛围，培育形成良好的产业创新人才生态；再次，应构建跨区域科技创新的人才政策支撑体系，对各类人才做到“软硬兼顾”，既给予较为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政策支持，也考虑人才长留特定区域可能存在的顾虑（如伴侣的工作就业问题、孩子的就近上学问题等），为其解决“后顾之忧”。这些“软硬营商生活环境”的打造对优秀人才及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吸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区域“黏性效应”。

四、结语与讨论

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是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具体表现，也是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笔者按照“产业体系—生态产业—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演进逻辑，对上述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溯源厘定，归纳提炼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所具备的“低碳循环高效、科创融合集聚”绿色生态现代特性。依照理论规律和现实发展，尝试从产业空间、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三个维度，勾勒形成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空间—组织—技术”三维逻辑框架。同时，以此为指导思想，借助空间协同、组织协同和技术协同的“三维协同”策略，驱动塑造产业空间的生态集聚性、产业组织的互促融合性和产业技术的协同链接性，进而全方位全过程地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

本文在论述现代生态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空间、组织和技术三个维度的核心内容，并不意味着现代生态产业体系仅是涵盖产业空间体系、产业组织体系和产业技术体系三种面向。事实上，现代生态产业体系还包括产业基础体系、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产业开放体系和产业政策体系等内容，是支撑现代生态产业体系高效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囿于篇幅所限，笔者只选择其中重点方面进行探索论述，故有必要对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的内容构成开展更全面、更系统的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