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京政府时期，安徽同乡会为维护皖省及皖人利益，进行了颇多活动。在政治参与方面，称颂辛亥革命、维护共和国体，抗争军阀督皖，参与五四运动等，活跃在政坛之中;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继续保路保矿运動和反对加征赋税，维护皖人经济利益;在社会救助方面，则以救助皖灾和旅外皖人为主。从其社会活动和组织构建中可以看出其已然不同于传统的同乡组织，转型为具有政治性、民主性、程序性的现代团体。

关键词：北京政府时期;安徽同乡会;社会活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2-0039-06

收稿日期：2021-01-22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HHYJZX2019YC017）

作者简介：朱甲利（1996-），女，安徽阜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Atypical Pattern of Differential Order：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Activities of Anhui Association of Fellow Provincials（1912—1927）

ZHU Jia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hui Association of Fellow Provincials carried out many activiti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nhui Province and Anhui people. In te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t praise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afeguarded the republic， resisted warlords overseeing Anhui， participated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was activ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term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its main contribution was continuing the movement to protect roads and mines and to oppose the levy of taxes to safeguard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Anhui people; in terms of social assistance， the main focus was to provide help for Anhui disasters and Anhui people abroad. From its social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Anhui Association of Fellow Provincials has already been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ellow-town organizations， transforming into a modern organization with political， democratic， and procedural features.

Key words：Beijing government period; Anhui association of Fellow Provincials;social activities

地缘联系长久地存在历史之中，作为朝廷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传统专制社会中大抵只有宗族、同乡、学社等少数组织是被允许的，而在政治事务中地缘联系的同乡组织亦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政治失序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基于同乡组织的地缘联系相比于清代则更为明显。是时，以同乡关系网为基础，杰出政治领袖人物为核心，在其身边集结一批忠诚的智识追随者，组成的政治派系对政府的组成起了作用，而在由共和宪法规定的陌生社会里，政治领袖们越发依赖其派系继续开展政治活动，进而助长了这种地缘联系团体的发展，形成一种非典型的差序格局[1]。在这种差序格局中，安徽和福建的具有同乡关系的团体活动则尤为活跃[2]。学界对民国时期安徽同乡会已有颇多关注，如唐力行的《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考察了徽州旅沪同乡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到1953年消亡， 经历了延续到断裂、再延续、最终断裂的过程[3]。其《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城乡之间：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城乡之间：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则从保障与救济层面探究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功能[4-6]。戴文的《歙县旅沪同乡会研究》则以歙县旅沪同乡会为考察对象探究其社会活动[7]。现有研究成果关注时间段多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注内容侧重在社会保障及公益方面，着重关注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活动，而对北京政府时期安徽其他地区的旅外同乡会及其社会活动鲜少关注，且对政治参与和经济建设方面关注不足。本文在总结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概要论述北京政府时期安徽同乡会在政治参与、经济建设、社会救助方面组织的活动，并从其一系列活动和组织内部构建中得出其不同于传统的同乡组织，具有特定现代性的结论。

一、政治参与活动

称颂辛亥革命，维护共和国体。处于长江中段的皖江地区是革命思想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8]，1905年的吴樾谋刺五大臣出洋、1907年的徐锡麟安庆起义、1908年的马炮营起义都是辛亥革命的先声，鼎革之后，作为全国重要的革命地域，安徽在外的同乡组织对宣传革命事迹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12年5月26日，旅京安徽同乡会在北京安徽会馆特意举办追悼吴樾纪念大会，展示其生前遗物，宣扬其“处处以国家为己任，时时以改革大事为己任，……不屑争功名，不屑争私利，只争国体。” [9]袁世凯特意派遣顾问参会并致祭文称赞吴樾“不有大侠，始基曷赖。昆仑四峙，巨浪东浮。发扬光气，换我新猷。” [9] 扬州籍的熊成基是马炮营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当地的安徽同乡会参加由同盟会组织的纪念大会，宣传其在皖事迹[10] 。1917年张勋发动复辟，推翻共和政体。短暂闹剧之后，徐世昌任命张勋担任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旅京的安徽皖人在反对张勋复辟，抵制其任皖督起到了关键作用。8月30日，旅沪的安徽同乡联合全国各地的同乡会，极力反对，认为如果张勋“今日复辟，明日共和，岂不以国家为剧场，以政治为儿戏…必欲轻薄国家政治道德，若此必欲污辱皖省之全体人格，若此用特电达全国暨在皖三千万同胞抵死拒绝，为国家正是非为个人争人格”[11]。 在北京政府初期的混乱政治形势当中，以旅京、旅沪为首的全国各地安徽同乡会参与组织了纪念宣传革命事迹，一方面印证了民主共和的理念的广泛深入，另一方面也反过来说明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公共领域内社会组织对国家及地方政治作用的增长。

抗争军阀督皖。民国初年政治中军事干预现象普遍而突出，由此形成的政坛与军事实力派恶性互动给地方造成巨大破坏作用，作为普通大众的直接参与组织，同乡会成为一般民众抗争军阀统治的发声器。1913年，倪嗣冲击败柏文蔚，自任安徽都督、皖北镇守使，由此开启安徽安武军政府时期。倪嗣冲督皖期间，大肆掠夺，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弟倪毓棻据守淮北，酷虐残暴，杀戮许多拥护共和之士，并诬其为盗贼。旅沪的安徽同乡会陈紫枫等致书参众两院议员，弹劾倪嗣冲祸皖。1920年倪嗣冲因病去皖后，北洋政府命张文生为皖督。张文生任内两年间，全国各地安徽同乡会反对之声不绝[12]。1920年9月19日，旅京皖人在《申报》上发表申明不承认张文生为安徽政府督军。皖省县自治联合会联合旅京安徽同乡会也登报表示支持，公推管昆南、李次宋为驻沪代表联合各省一致进行反张运动[13]。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废督裁军”运动高涨。以上海和北京的安徽同乡会为首的同乡组织，配合从省内组织起来的驻沪安徽救国代表团、京沪皖事改进會、皖省县自治联合会等，不仅要求拒绝张文生，还在积极要求实现无军阀的各省自治。1921年8月21日，已经八十余岁的李兆珍任省长，杭州安徽同乡会连续2日发文称“刻值皖政纷扰，灾重军繁，非得智勇深重，声望夙著之大员难期宏济” [14]，而“李属外籍，隔阂滋多，旧政无闻，新猷可卜;且衰庸窳旧责以发扬民治，振起颓波，如何其可”，以外籍身份质疑李兆珍能力，迫使其9月29日辞职[15]。1926年陈调元任安徽督办后，继续实行并扩大鸦片公买。旅沪安徽同乡会派遣会员秘密调查皖江地区的烟祸情形，“芜湖沿江一带，船舶进出口之运卖鸦片，由官保护。各实在情形，并谓官种鸦片。三年以后，地力耗尽不能出产谷麦，皖民永沦黑狱，恐将绝食”[16]，并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然而北洋时期的社会舆论，更多情况下，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核实步骤，口传言听和个人来信是形成谣言的温床。1919年，各地安徽同乡会群起声讨安武军污辱安庆蚕桑女校事件，而事后证明不过是子虚乌有而已[17]。1922年甚有托名旅京同乡会攻击安徽议会选举，以至于不得不登报澄清。

参与五四运动。地缘与学缘在历史上紧密相连，以地缘而划分的学派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为普遍现象。1916年陈独秀北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移到北京。一校之中而被文学革命所尖锐批判的重要古文学派——桐城派，其代表人物如姚永概等虽去职，同一地缘的不同学派共存于北京地区的安徽同乡会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作为思想和文学方向皆截然不同的安徽桐城派人士积极营救陈，北京各校的39名教授联名保释陈独秀，这其中包括被陈等新文化知识分子所激烈批判的桐城派代表，如马其昶、姚永概等纷纷上书同是安徽籍的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龚心湛。在此过程中，安徽省内积极声援各界营救陈独秀。6月24日，面对陈独秀被捕后既不公开审理亦不开释的境况，省内的安徽协会连同旅沪同乡电请北京的安徽会馆，表示“不胜愤激，是否当局欲以此次北京学潮归恨陈君一人。诸公近在京门，岂可坐视，务乞竭力设法援救”[18]。乃至于后来被视为“祸皖”的安徽省长吕调元也通电希望开释陈。9月16日，陈独秀因为在警察厅关押三月有余，患上胃病，安徽同乡到警察厅请求将其释放，警察厅立即批准，陈独秀得以重见天日[19]。 固然，当时营救陈是席卷国内的社会运动，不独安徽籍人士，但就直接并持续地参与营救活动，以地缘联系为核心的安徽同乡会确乎是最为重要。

二、经济建设活动

继续保路保矿运动。清季民初鼎革之际，全国各地兴起的保路保矿运动是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清末安徽收回铜官山矿权，进入民国后，太平山矿权与繁昌县的裕繁铁矿相继成为安徽收回利权的重点，在此过程中，旅外安徽同乡组织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太平山矿案发生于1916年9月，北洋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兴亚公司贷款500万元，以湖南水口山和安徽太平府当涂县、繁昌县铁矿的铁矿开采权作为交换，双方秘密签订《太平山矿约》（太平山是指旧太平府所属的当涂县、芜湖县、繁昌县的几座铁矿山）。皖省人民即组织发动“公民保矿会”，掀起了戢奸民而保矿权的保矿废约斗争风潮。首先对此发声的就是同乡会，“皖人力争太平山矿权…在京同乡钧鉴政府。”[20]除钧鉴政府外，北京同乡会还向皖议会去函，并得到皖议会的重视。在皖议会第四次常会上刘议长主席报告北京同乡会的来函：“政府虽允为修改条约究未见确实明文，应请本省官绅商学各界合力电争废约。”皖议会为太平矿致电中央，称“太平抵押借款，全皖人抵死不能承认”[21]。在这场废约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地方军阀倪嗣冲函电张勋也十分重视同乡会组织的力量，从地方军阀经济利益出发也向段祺瑞政府同样表示反对，同时请求旅外的安徽同乡会“务恳内外合力，一致坚持，不达废约目的不止” [22]。在旅外同乡会、皖省立法行政两机关和皖省人民的一致主张反对并电请参众两院力争下，1916年10月30日时任省长的倪嗣冲接到国务院复电，云：“太平山矿废约一层已达目的矣”[23]。

裕繁矿案是太平矿案的延续和扩大。是年，裕繁矿业公司总经理以个人名义与天津中日实业公司订立卖砂合同，霍订约后又在桃冲附近一带添购山地八百余亩，因向农商部请扩张矿区的执照而引起皖省政要的注意。于是，李经羲、周学熙、王揖唐、杨士琦等以铁矿国有名义，坚请农商部扣发霍守华矿照[24]。旅沪同乡会余诚格等认为霍守华私行开采繁昌铁矿，罔法妄为，请议会将霍送交法庭惩办。余亦以霍守华盗卖繁昌桃冲铁矿函请张勋，张勋“刻徇皖绅余诚格等之请，饬令芜湖繁昌两县知事查办裕繁公司铁矿事”[25]。省议会据旅沪安徽同乡会的请求，为争矿权尤为努力，其意在发封该矿收回自办。对此矿案《申报》的报道中认为：“此次反对裕繁之原动力仍在北京诸同乡，欲乘太平山矿约之时机，将裕繁铁矿收回自办。” [26]由此可见，安徽旅京旅沪同乡会各尽其力，在皖省保矿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反对加征赋税。倪嗣冲督皖期间大肆扩充安武军，为筹措军费，1917年安徽当局对田赋加征，盐税加价，全国各地安徽同乡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对这一政策。旅沪同乡会于1918年12月22日为抗争“旧赋续征一五又加七分、盐价徒加一元一石” [27]一事开会，大会决议电函府部反对加税，电请京津同乡呼吁速开会议协筹方法并请周学熙出面尽力挽回，以及再开大会公举代表北上请愿，表示“誓死力争，不罢不休”[27]，后又公电迫请旅京同乡会“开会决议，一致呼吁，协同拯救”[28]。杭州安徽同乡会于1919年1月3日致电北京财政部盐务署，电云“今乃通过此案是反民意，凡属皖人万难承认”[29]，反对增高税率。旅浙安徽同乡会代表高凤德等又致电旅沪同乡会呼吁“诸公公开力争”[29]。除此之外，旅津同乡会、旅汉同乡会与旅京同乡会联合致电反对加征赋税[30]。在1919年1月之后由于未得到北京政府的重视，各旅外同乡会电争加赋活动不了了之。1921年张文生为新安武军征税，“欲复一五加微并创设八分米厘”[31]，引起皖人强烈反对。旅京皖人因此事于1921年在安徽会馆召开同乡大会，决议：“（一）上呈府院及推代表谒见交涉、（二）电诘张文生何以带兵到省索饷…（六）电请本省各公团举代表就近质问张文生”[32]，坚决抵制张在皖加税索饷。此事经省内外皖人誓死反对，各种交涉后，北京政府致电张文生要求其“禁止例外要求，以杜悉索，饬队回防，以安人心”[33]，致使张的加税计划以破产而告终。

三、社会救助活动

救助皖灾。北京政府时期，安徽境內的兵灾、旱灾、水灾、蝗灾、寒灾不断。作为在外的安徽同乡救助的方式总体而言大致两种：其一，公请政府或专门组织救灾。1912年望江旅京安徽同乡会檀玑等的公呈袁世凯，报告望江县与和县、含县一样受灾严重，应与之一体发款赈救[34]。1921年寿县绅士张伦等报告皖北水灾“为数十年所未有，六七两月，淫雨不休，沿淮两岸，一片汪洋，加以飓风，庐宅尽毁，人畜死者不知凡几。水势依然浩大，人皆流离失所，衣食住三者皆无。”[35]请求旅沪的安徽同乡会与华洋义赈会的联合救助。1919年5月皖南大水，万春圩南南埂窑溃口，有3 600余户被淹，受灾达30 000余人，灾后秋收无望，疾苦异常。接灾报后，旅沪安徽同乡会向上海的中国救济会捐助千元，用于奔赴皖南救济的资金[36]。其二，筹集善款，自行组织救灾团体救灾。1916年，皖北水灾奇重，为数十年所未有。现经旅京安徽同乡开会议决。设立安徽驻京筹赈处。推举江朝宗，刘朝望主办赈务事务，所暂设步军统领衙门内[37]。1923年徽州地区水灾，江苏安徽同乡会在苏州的新安会馆开会筹集赈款。到会70余人，捐棉衣1 000套发往灾区，筹款共计5 000余元用于补助与“棺木捞起”[38]，并组织义赈会设于苏州门外的苏关监督署内，接受义捐。甚有因赈灾筹款因而受奖。1915年，安徽巡按使、安徽赈抚局龚心湛、内务部徐世昌特意致函袁世凯，称旅汉安徽同乡会在上年的水旱兵灾中，募捐义款四万两千元，超过《义赈奖励章程》规定的五千元奖励标准数倍，请求予以褒扬激励匾额字样，由安徽巡按使转汉口的安徽同乡会[39]。上海的安徽同乡会在一枝香会馆，公议组织安徽义赈会，从事劝募赶放急赈工作，“认捐认募者颇形踊跃”[40]。

救助旅外皖人。北京政府时期，农村经济的日渐衰微已渐成趋势，大量离村人口流迹沿海都市，其中以上海、杭州、天津为最多，这些地区的安徽同乡会几乎都在其章程中规定了救济同乡的职责。1921年上海安徽同乡会改组章程中规定：“议决同乡会应办事务，全注重生为会员之利益，计分五种：（甲）创安徽公学。为同乡子弟求学之地，即以校址为会所。（乙）维持同乡生计。凡流落在沪或不得职业者，设法营救之。（丙）设备医药。救济同乡贫病。（丁）聘任中西律师。代同乡会员办理法律事件。（戊）设备同乡公寓。凡穷无所归者，不取经费。另备上等房舍，酌取房金，以资补弥。” [41]从教育、职业、医疗、法律、生活等方面给予接济，当然这些资金多由筹备委员或集体捐助，时常性的短缺造成无法真正有效的落实，遣返回乡也成为常规做法。以下是就《申报》资料所见归乡的统计：

上表中有几点需注意：第一，就区域而言，由于《申报》以上海地区为消息来源和报道中心，上海地区的安徽同乡会在救助皖人回籍中确乎占有主要地位;第二，就事件而言，救助之类型多数是因经济问题而落于困境中，救助方式也无一例外是“遣资回籍”，而其之所离村原因原本就是内地农村经济无所恃依，回籍手段只可“救急”，不能“治病”;第三，在这一时期的安徽同乡会极为重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捍卫合法权益。如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上海杨树浦地区的日方工厂中有相当数量的皖籍工人，救助皖籍受害者旅沪安徽同乡会发挥重要作用。案发之后，首先调查统计受伤人士资料，并联系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救济，会员进行自发捐助。同时延请律师对施暴的日方工厂提出控诉。7月4日，合肥籍老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被美国水兵枪杀，7月6日，旅沪同乡会上海总商会立即组织到会的法律顾问杨春绿等三位法律顾问组成蔡案调查委员会，依据正当法理向美国驻沪领事先后提出三次交涉，宣称“系关国权人命”，并非简单赔偿即可了事，并发动上海的安徽同学会、市政促进会等组织要求惩办凶手，赔偿生命损失，最终迫使美国领事致歉[42]。

四、余论

同乡会当然是地缘性质的共同体，这点无可置疑。就其起源来说确乎是在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中国渊源流长的，但在近代尤其是辛亥以后的政治失序时期，同乡会组织在某些方面又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义，也就是说其形式是古代的，而其组织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却是极具现代性的。

政治性。此时的同乡会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性，首先表现在皖籍政治人物借用同乡会进行政治活动。如前文提到的陈紫枫联合其他旅沪同乡以安徽旅沪同乡会的名义致书参众两院，弹劾倪嗣冲祸皖[12]。又如1923年1月31日，时任会长江朝宗发表启示召开旅京安徽同乡会紧急大会，欲借同乡会发声来挽留祸皖的许世英继续担任安徽省长。而挽留许世英之举违背乡人公意，由到会全体决议取消江朝宗会长资格。事后江朝宗对借用同乡会欲达其干涉皖政之举概不承认[43]。其次表现在会长多由皖籍政要担任。如旅京的安徽同乡会会长江朝宗，在清末就任近畿督练公所稽查处管理，民国以后任步军统领衙门统领长达6年，被免之后就任旅京安徽同乡会会长。旅沪的安徽同乡会长李经义更是在前清任云贵总督，民国以后先后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审计院院长等职。望江旅京安徽同乡会长檀玑，之前是前朝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民国后是国史馆编修。同乡会要员活跃于政坛之上，使得同乡会与政治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关联，亦密切了皖籍政要人物与同乡会之间的联系。不可否认，安徽同乡会之所以能于北京政府时期在地方社会治理上取得显著业绩，与皖籍政治人物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民主性。此时的同乡会组织带有显而易见的民主性，主要表现在其会长、理事和评议员由民主选举产生上。如1921年旅京安徽同乡会以该会正副会长届更换之期，定期在省会馆召集皖省同人主持召开选举大会，民主选举正副会长[44]。1923年11月7日，旅沪安徽同乡会开筹备选举会，是日筹备员暨各组总干事到会30余人，许伯龙主席议定选举票格式，采用十人连记法分送各会员自由民主选举，票匦分设五区，各区推定管理监察各一人，并择期登报宣布选举结果[45]。11月8日，定期选举会长及各科职员，厘定办事细则，整顿会务[46]。11月25日下午，旅沪安徽同乡会开选举评议员会，到会人员1 100余人，自正午至皖六时止计到会投票者有2 120票，李少穆揭晓选举者至深夜，计当选评议员者柏烈武等80人，候补者20人，26日继续审查当选人名单[47]。11月28日，该会通函各常选人定期召集大会，“选举理事，交代一切”[48]。 由此可见，旅沪安徽同乡会尽力在选举中采取民主形式，力求公开。在此民主选举和决策的氛围中，会员们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会员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了同乡会内部决策的拥护度。

程序性。此时的同乡会组织活动具有突出的程序性或常规性，主要表现在定期召开例行理事常会和干事常会上。如旅沪安徽同乡会于1924年4月20日（周日）召集理事会讨论反对导淮督办事项，因到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仅开座谈会[49]。1924年6月15日（周日），旅沪安徽同乡会开第二十四次理事常会，讨论墨工潮事宜[50]。1924年8月3日（周日），旅沪安徽同乡会于改日下午召开第三十一次理事常会，到者有常藩侯等十余人，由书记报各处来件，决议同乡及本宾问题[51]。该会还于1924年8月17日（周日）召开理干两部联席会议讨论组织第一届征求队事务[52]。旅沪安徽同乡会于每周日下午例行召集会员开理事会和干事会，讨论与皖省省内及旅沪同乡相关的各项事宜，注重在组织层次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提高了同乡会内部的沟通与合作，实现了内部的有效管理，亦促进了同乡会与皖省省内的联系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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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安徽同鄉组织义赈会急赈皖南水灾[N].民国日报，1922-07-16（15）.

[41] 安徽同乡会进行步调[N].民国日报，1921-03-22（10）.

[42] 美领答复蔡案之继续抗争[N].申报，1925-07-28（14）.

[43] 旅京安徽同乡启事[N].顺天时报，1923-02-02（05）.

[44] 旅京皖人改举会长[N].益世报，1921-12-18（07）.

[45] 安徽同乡会筹备选举纪[N].申报，1923-11-10（15）.

[46] 皖同乡会定期选举[N].申报，1923-11-08（18）.

[47] 安徽同乡会选举会纪[N].申报，1923-11-27（15）.

[48] 皖同乡会选举揭晓[N].申报，1923-11-28（15）.

[49] 旅沪皖同乡反对导淮督办讯[N].申报，1924-04-21（14）.

[50] 安徽同乡会理事曾纪[N].申报，1924-06-16（14）.

[51] 皖同乡会昨日开会[N].申报，1924-08-04（14）.

[52] 团体近讯[N].申报，1924-08-16（22）.

[责任编辑：范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