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春军 吴流芳

栖霞仙馆是珠海三大园林之一，为晚清著名买办莫仕扬之孙莫咏虞所建。但因档案资料遗失，栖霞仙馆的建设时间及修建由来，众说纷纭。在一些有瑕疵的口述实录资料基础上，猎奇的媒介又推波助澜，使栖霞仙馆蒙上了传奇色彩。本文以新近发现的史料为基础，辩驳讹误，廓清史实，以期还其历史真相。

方志文献中的栖霞仙馆

关于栖霞仙馆的史料，散见于各种岭南的近代方志史书中。如《珠海文物志》记载：

栖霞仙馆在金鼎镇会同村村西，是一处中西结合的园林建筑，依山面溪，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门楼、斋堂、喷泉、兰亭、茅亭、啖荔亭和发电房。主体建筑斋堂仿上海太古洋行模样建造，砖石混凝土结构，一座两层，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有梦香楼、念经堂、客厅、寝室和厨房，铺花瓷砖地板，镶彩色玻璃窗。门楼高3层，圆顶出尖，门前卧立一对西洋石狮……该园建于1918-1922年，是会同村富商莫泳如（又名咏虞，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莫仕扬之孙）为他的侍女阿霞和会同村的老处女们信佛念经所建造的。当时园内还设置柴油机发电供全村照明，使会同村成为当时中山县（包括珠海）第一个用上电灯照明的乡村。该园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占据做医院;1949—1985年，曾做过会同村小学校址;如今荒芜闲置。（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据以上记载：一、栖霞仙馆建于1918-1922年;二、富商莫咏虞为他的侍女阿霞和会同村的老处女们信佛念经所建造。但本地方志则以为：“该馆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是会同村富商莫咏虞（字应驺，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莫仕扬之孙）为其信仰佛教的原配夫人郑玉霞（中山三乡雍陌人）所建造的。”（珠海市唐家湾镇政府编：《唐家湾镇志》，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年）

栖霞仙馆，究竟为谁建造？成于何时？上述两个基本文献已经出现了抵牾，之后的各种史料歧义，基本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这种歧义产生的源头何在？

莫月英口述实录是问题出现的源头

历经战乱及兵燹，栖霞仙馆的文物及档案资料已经荡然无存，而熟悉这段史料的耆老也凋零殆尽。对栖霞仙馆的记载，最早出于一自称为莫咏虞婢女的莫月英之口。莫月英的口述记录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郑玉霞）对莫咏虞侍服备至，温柔体贴，使得咏虞疾病渐渐好转起来。故此，府中的人都窃窃私语，说这位婢女有“旺夫相”，劝莫咏虞将其纳为偏房，并且还为他去说媒，当时莫亦有此意。谁知却遭到了婢女的婉言拒绝，口称：“今生不嫁人了。”莫咏虞见她心肠铁石，即问：“我在乡下建一间庵寺你吃素斋好吗？”婢女当时为解脱情困，并祈望神灵的呵护，当下点颔同意了。其实莫咏虞也早有意思建一间庵寺来安置府中的几位愿“守清”的婢女，以遂她们的一片心香。于是返回家乡，花了一千银两向本村的商人莫润鹏买了一块面积三十余亩的果地。于民国九年正式筑造。当时建筑材料全部都是从香港运入，设计师和工匠也是从香港聘请。经过几年的时间，方才告竣。莫咏虞特为这间庵寺取名为栖霞仙馆。（莫月英口述，何志毅整理：《栖霞仙馆见闻录》，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珠海文史》第4辑，1986年）

之后的各种说法，基本源于此。这种说法蕴含着情色、忠贞、重义诸传奇因素，屡屡受到各种报章钟爱，之后的各种记载，或照抄上述资料，或采撷情节浓墨渲染，颇为热闹。一些较为严肃的辞书也以此为史料来源：“民国初年，会同村富商莫咏虞曾任过香港太古洋行船务处华人经理。一次，他病倒床上，沉疴不起，幸得婢女阿霞服侍周到，才渐渐痊愈。他康复后，回家乡专为阿霞建筑此座寺庵;于1918年筹建，1922年竣工，取名‘栖霞仙馆。”（杨森主编：《广东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这些被歪曲的历史，以讹传讹，已经波及学术界，一些权威的学术著作也以口述史料为资料来源。如，“栖霞仙馆，位于珠海市金鼎镇，是富商莫泳如为其侍女阿霞和本村的老处女们供佛所建造的，面积有1.5万平方米，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刘庭风编：《中国园林年表初编》，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年）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在论文中能严谨使用史料：“栖霞仙馆位于会同村西南，20世纪初莫家鼎盛时期，莫咏虞为纪念早逝的妻子而建，是座中西合璧的纪念园林。”（周、朱晓明：《珠海市会同古村保护与再生利用策略》，《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3期）饶是如此，由于研究者没有一手资料，所以语言表述有欠严谨，所谓的“莫咏虞为纪念早逝的妻子而建”，事实上，郑玉霞去世的时候，已经是53岁，无论如何说，也算不得早逝。

2012年6月4日，《南方都市报》的《栖霞仙馆首次披露“身世”》写道：

昨天，珠海地方志学者何志毅向记者披露了一段未曾公开的采访。1983年，他曾采访过当时还在世的自梳女莫月英（法号应为昌明）。80多岁的她说，当时莫咏虞要娶第七或第八房妾侍，为免争风吃醋，图个耳根清净，郑玉霞要求莫咏虞为自己修建一个清修之地，莫月英作为她的贴身侍女，和另外几个选择自梳的婢女一起，随同女主人在此清修。后来一次登山，郑玉霞被一种毒草割伤，不治身亡。

事实上，栖霞仙馆建成后不久，郑玉霞就病死在香港。如果一个大买办夫人因登山被毒草割伤身亡，必然是一件奇闻逸事，可查阅当时香港报章以及莫家家谱、族谱，均无记载。再者，按照莫氏族谱记载，莫咏虞是一妻四妾，其中侍妾吕氏，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亡于宣统元年（1909年），卒年17歲，莫咏虞更无七八房侍妾之说。一些传闻更把莫咏虞和婢女阿霞描写成不伦之恋：侍女阿霞，下人偷情，夜半私奔，有愧主人;主人也仁至义尽，犯而不校，成人之美;栖霞仙馆最后也走向没落，成为“鬼屋”。如此厚诬故人，哪有的事情？

新发现墓志：栖霞仙馆主人是郑玉霞

莫咏虞是晚清太古洋行买办莫仕扬的嫡孙，《莫氏族谱》有记载：“履仁诰授昭武都尉候选部都司，名应驺，号咏虞，冠球公三子，生于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卯时。现生三子，长肇承，次荫承，三庆兆，出嗣应良公，二女。……（正室）雍陌郑氏琼芳公长女，诰封四品恭人，生于同治九年，岁次庚午闰十月初六日子时。”莫咏虞的妻子郑玉霞，是中山雍陌乡人，母亲为日本人，这些情况也见于《郑氏族谱》记载：“日本国横滨人，福岛氏生于咸丰十年庚申三月初三日，卒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迳口铺。”莫咏虞娶妻郑玉霞，是民国时期香山县莫、郑两个大家族联姻，属于强强联手，符合当时的通婚习俗;而郑玉霞之父在日本横滨经商，娶妻日本人，在当时香山县是很常见的。

莫咏虞夫人墓志拓片——《皇清诰封恭人郑恭人墓志铭》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莫咏虞的认识，栖霞仙馆的相关问题亦水落石出。该墓志由南海区大原撰文，番禺吴道书丹，新会伍铨萃篆额。莫咏虞继承前辈遗业，在香港太古洋行做买办。莫氏为人豁达，与妻子感情笃厚，妻子去世之后，请三位岭南贤达为其撰写墓志。墓志反映了莫咏虞的为人处世情况：“应驺字咏虞，商于香港，负远识，多义行，既于其乡建祠兴学，营桥筑路;复洞审世变，于欧西物质之学，可以利民用、沦民智者，辄捐资提倡不吝，以是负乡望。客岁冬，丧其贤偶郑恭人。”

墓志中的郑玉霞个人情况，与上述郑、莫两家族谱所记载的史料相吻合：“恭人，姓郑氏，香山雍陌乡人，处士讳茂棠长女，年十八，归同邑莫应驺，应驺以援例得都司职衔，诰封恭人。壬戌十二月晦日，卒香港寓舍，年五十三。”莫咏虞建造栖霞仙馆是为给信仰佛教的郑玉霞建一个禅修地。“初，吴太恭人奉佛虔，恭人守姑训，尝于是乡筑栖霞仙馆为禅诵地。”吴太夫人是莫咏虞的母亲、郑玉霞的婆婆，老人笃信佛教，郑玉霞追随婆婆，亦信仰佛教，所以莫咏虞修建栖霞仙馆是为了给妻子一个禅修之所。

1929年，书画家邓尔雅应莫咏虞堂弟莫鹤鸣的邀请，与区大原、黄般若等同游会同村，返港后撰文称：“村前遥对有山庄在焉，曰栖霞仙馆。其左为坟场，形势尤宏丽，则鹤鸣之兄咏虞，为其室人而筑者。林亭花邬与佛阁丰碑相映，近似公园。”可见，栖霞仙馆是莫咏虞为妻子所建，而所谓的墳场，就是郑玉霞的坟墓所在地。

2012年6月4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报道：“何志毅说，当年为厘清事实，会同村的居委会主任莫姨（外号，已逝世）曾专程赴港，找到莫氏家族后人采访。莫氏后人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仙馆就是为郑玉霞而建，无争议。”

清代书法家赵藩曾经为莫咏虞在香港的藏经阁撰写过一副对联，题为《岭南莫咏虞于香港建筑栖仙馆藏经阁寄联赠之》：“天下苦兵氛，幽壑栖迟，一片尚余干净地;海南储佛藏，妙香馥郁，千秋常护吉祥云。”可以看出，莫咏虞一家笃信佛教，在香港有藏经阁，在僻静的家乡建一个禅修地，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谓的“栖霞仙馆为侍女阿霞所建”之说，可以休矣。栖霞仙馆的主人是郑玉霞。

新发现画幅：栖霞仙馆落成于1922年

从栖霞仙馆之名，亦可以探求莫咏虞修建此园林之目的。“栖”有居住之意。“霞”就是郑玉霞。“栖霞”的倒文就是“霞栖”，也即“郑玉霞居住”之意。至于“仙馆”，则指“神仙修道的处所”，《晋书》云：“放绝世务，以寻仙馆。”通俗地说，“栖霞仙馆”的含义就是郑玉霞禅修之馆。

栖霞仙馆的建成时间，需要更多的资料证明。幸运的是，最近又发现了栖霞仙馆内当年悬挂的六幅以佛教为题材的屏风画。其中一幅屏风画上有题跋，录文如下：

咏虞先生栖霞仙馆落成志喜，岁次壬戌仲冬吉日

国宁轮船办房：邓泉 吴吉甫 卓钧如 萧汝辉 陈泽宇 林福祥 廖瑞林 赵 锡 胡秉煊  萧 炳 黎 志

瑞安轮船办房： 陈永棠  唐次彭 卓缉芝 岑炳芬 郑炳韬 吴冕臣 唐 田 容桂芬 张见盛  陈鉴湖 卓 晓 陈保全

同人敬赠

按照上述题跋，这些佛画是莫咏虞担任轮船办房经理时，其下属庆贺栖霞仙馆落成的贺礼。“岁次壬戌仲冬吉日”就是栖霞仙馆的落成时间。壬戌仲冬为1922年农历十一月，依据这个题跋，可以确认栖霞仙馆的建成时间即为此时。至于其破土动工时间，尚需要新的材料来佐证。

《皇清诰封恭人郑恭人墓志铭》云：“壬戌十二月晦日，卒香港寓舍，年五十三。”可以确定，郑玉霞去世于1922年农历十二月。也就是说，栖霞仙馆落成一个多月后，郑玉霞就卒于香港。中国民间有“冲喜”之说。可以推测：郑玉霞病重，为了驱邪，莫咏虞在新落成的栖霞仙馆举办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但病魔还是夺走了郑玉霞的生命，让其无法在这里真正禅修了。

按照上述题跋，“国宁”和“瑞安”是莫咏虞负责的轮船办房，这也符合史实：“事实上，我的父亲确有意识地培养了大批子侄为太古洋行服务，除为了照顾长房——我伯父云裳那一房，将办房所属的华人船务处划归我的堂兄莫泳如负责。”《皇清诰封恭人郑恭人墓志铭》曰：“以甲子某月，归葬邑之会同乡。”甲子年是1924年，那么郑玉霞逝世一年之后，归葬于会同村的栖霞仙馆之侧：“其葬也，阡于馆侧，盖从其志云。”也就是说，归葬于栖霞仙馆附近，是郑玉霞生前的愿望。据村民说，郑玉霞的墓葬毁于20世纪50年代，立在墓前的墓碑也被损毁，不过这个墓志文的拓片还是幸运地被保存下来，可以作为史料，让我们还原当年的一段历史。

口述史料的真实与虚构

纪晓岚借批评《聊斋志异》曰：“今燕昵之词，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回顾莫月英的口述实录，大段采用了对话体，以描述莫咏虞与侍女的一段交往。这样的文学性描述，从常识来看，远非一般婢女所能闻，其可信程度存疑。问题产生的根源，笔者忖度有两种可能：一、莫月英当时已是87岁高龄，老人的记忆模糊进而失真;二、口述材料整理者在转换成文字时更强调其文学性，从而忽视其史料的真实性。上述那段史料，整理者在随后的不同著作中，文字不断被修订，故事情节越来越离奇。这样的口述实录，远远偏离了信史的轨道。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口述实录史料的价值所在。比如莫月英回忆道：“仙馆建成后的第二年，莫咏虞将其在香港逝世的妻子棺柩移厝在仙馆安葬。”除了时间差一年之外，基本还是符合事实的。莫月英在口述实录中说，莫咏虞举办了“益安、同安”两个轮船公司，这点也符合史实。“为了打开僵局，太古洋行的洋人曾鼓励我们办房的华人船务处（名义由我的堂兄莫泳如主持，实际工作由我的姨丈胡禧堂负责）组织了一个益安公司，把省港澳轮船公司拥有的那几只船租过来经营。泳如和胡禧堂等除经营益安公司外，还自行集资组织了一个同安公司。”但反过来思考：公司的运营及架构情况，非常复杂，太古洋行的航运业具体情况，连当时的参与者莫应（莫咏虞堂兄）也有说不清的地方，一个普通的婢女，如何能如此清楚？所以不能不让人怀疑：口述史料的整理者，将莫应撰写的史料，与莫月英的口述对比起来，所以也就真假参半。莫应的文章写于1966年，何志毅整理的口述成于1986年，后者完全有可能见到前者的文章，从而在写作中以为参考。

郑玉霞去世之后，莫咏虞为了缅怀妻子，完成妻子的遗愿，将其安葬在栖霞仙馆之侧。将那些不愿在香港的仆人安置到栖霞仙馆居住，栖霞仙馆有人照看，侍女们诵经礼佛，亦可陪伴安葬在仙馆附近的亡妻，符合常理，顺乎人情。莫月英是当时的参与者，其回忆有可信的成分：“栖霞仙馆建成之后，首先在馆内修禅的是那位服侍莫咏虞的婢女，取法名为昌龙。继而来仙馆的又有三位在莫家做婢女的乡人，她们分别是昌华、昌义、昌明。我二十八岁那年，母亲因年迈返乡居住。为了照顾老母亲，我亦经得莫咏虞家同意返回乡下，入栖霞仙馆当了斋姑，改法号昌球，负责煮饭扫地等杂活。”其实，这也较为真实地记载了栖霞仙馆后来的运行情况。

遗憾的是，口述的整理者为了突出故事性，在以后的文章中不断修改史料，愈来愈离奇，甚至加上了郑玉霞在栖霞仙馆禅修的记录：“栖霞仙馆建成之后，首先在馆内修禅的是郑玉霞和这位服侍莫咏虞的婢女，各取法名为昌义、昌龙。”故事又不断被新闻媒体演绎，竟然出现了莫咏虞的婢女和栖霞仙馆的电工私奔之说，此大谬矣。

[本文系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珠海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2019YN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