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章　乔保同　李迎年

二里头文化是否发现记事文字？夏代是否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这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器物上发现的“刻画符号”和卜骨文字（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对研究夏代文字以及姒姓曾国始封地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八里桥遗址与姒姓曾国

八里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曾氏祖根地”（李迎年：《从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看曲烈的封地》，《寻根》2010年第1期）。姒姓曾国是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封国。八里桥遗址和姒姓曾国有铭铜器的重要发现，为研究曾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一）方城八里桥遗址的重要发现

八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南约4公里的潘河西岸，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1994年，考古工作者对这处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该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主要遗物有陶器、石器和兽骨等。特别是在3件陶器和1件卜骨上，都发现有“刻画符号”。这些器物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

该遗址具有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重要地位，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姒姓曾国本是夏王少康少子的封国

姒姓曾国的分封。“曾”或书作“缯”“”。《国语·周语中》载：“杞、缯由太姒。”韦昭注：“杞、缯二国姒姓，夏禹之后、太姒之家也。”《国语·周语下》载：“有夏虽衰，杞、犹在。”韦昭注：“杞、二国，夏后也。”《世本·氏姓篇》载：“，氏，分封用国为氏，鲁有鼓氏。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秦嘉谟辑补本）这是说姒姓国本是少康少子曲烈的封国。

西周末年，人、申人联合西戎攻伐周幽王。《国语·晋语一》载：“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韋昭注：“申，姜姓之国，平王母家也。，姒姓，禹后也。及西戎素与申国婚姻同好。”《史记·周本纪》载，“申人怒，与、西夷犬戎攻幽王。”《索隐》：“，国名，夏同姓。”“申”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部，“缯”与申国为邻。《左传·哀公四年》载，楚人“致方城之外于关”。杨伯峻注：“据江永《考实》，关在今河南方城县。”这说明姒姓封国本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南部。

春秋中期，国已东迁到山东境内。《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子遇于防。使子来朝。”杨伯峻注：“，国名，姒姓。故城在今山东省峄县东八里。”公元前567年，“莒人灭”（《左传·襄公六年》）。国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北。

（三）姒姓曾国铜器的重要发现

周代有姒姓国和姬姓曾国。传世和考古发现的曾国铜器，数量颇多。1978年，湖北省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便是姬姓曾国的遗物（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1964年，上海博物馆从湖北征集到的曾子铜鼎铭文云：“曾子择其吉金用铸彝，惠于剌（烈）曲，卣辟下保，臧集[功]，百民是奠。”

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的曾侯仲子父鼎、铺、方壶诸器（《集成》02423、《集成》04673、《集成》09628），均属春秋早期，当是同一人铸作的礼器。曾子铜鼎铭中的“剌”，通作烈。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载：“烈曲”即姒姓曾国始祖“曲烈”的倒文（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二卷，文物出版社，1980年），其说甚是。因此，这里的“烈曲”指的就是姒姓曾国始封国君“曲烈”。

八里桥陶盆残片“刻画符号”释读

八里桥遗址出土的2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这些重要发现，对探讨八里桥遗址的族属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陶盆残片“曲钩形”符号的释读

这2件陶片上均刻画有“曲钩形”符号：一件是残高13厘米的鸡冠耳盆残片，在其腹壁外侧“刻有‘形符号”。一件是H6出土的“一块夹砂黑陶陶片的内壁上刻有‘形符号”。这2个“曲钩形”符号，原《报告》未作释读。

如何解读这种“曲钩形”符号？李维明指出：马承源先生将“春秋早期曾子鼎铭文中出现的‘剌曲释为‘曲烈之倒文，将铭文曲折笔画与《说文解字》所言曲折状联系的思路，对解读八里桥遗址出土字形呈曲折线陶文具有启示意义”（李维明：《重访八里桥——“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方城”认定会后记》，白振国主编：《中华曾氏祖根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都当是“曲”字的初文。

“曲”，《说文解字·曰部》谓“象器曲受物之形”。《素问·平人气象论》：“其中微曲曰心病。”张志聪集注：“曲者，钩之象。”《淮南子·主术训》：“而旋曲中规。”高诱注：“曲，屈。”《玉篇·曲部》：“曲，不直也。”《广雅·释诂一》：“曲，折也。”这说明“曲”字的构形，当如“钩形”曲折的样子。

于省吾《释曲》指出：“甲骨文有 字（京都二八六），辞已残，甲骨文编入于附录。按即曲字的古文，商器曲父丁鼎作，其框内文饰之划有繁有简。汉无极山碑的‘窈窕曲隈，以为曲，而框内已省去文饰。《说文解字》：‘，象器受物之形也。或说曲，蚕薄也。，古文曲。”按乃后起字，乃之讹。”（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这里所列“曲”字构形演变的大体脉络，为学者所遵从。

每个汉字的构形，都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兹将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竹简、汉魏碑刻和《说文解字》中“曲”字的构形，依其演变过程，大体分为四种形态。略作说明如下：

一型：丁曲爵

二型：曲父丁爵① 郭店六德简包山楚简 汉无极山碑 魏苏君神道碑 《说文解字》古文

三型：《合》1022 曲父丁爵②       曾子鼎

四型：云梦秦简 《说文解字》篆文

上引第一型呈实钩形，见于商代晚期的丁曲爵（《集成》8278）。此字以往未见释读，当是“曲”字的最初形态。第二型呈虚笔中空状，仅刻画出“钩形”的周沿，见于曲父丁爵①（《集成》8502）、郭店六德简、包山楚简、汉无极山碑（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魏苏君神道碑和《说文解字》古文。这种字体是由实笔演变为虚笔中空的例子，在古文字中屡见不鲜，例如王、吉、丁、步、山、咸等字。第三型呈虚笔带缀饰状，是在虚笔中添加点缀，以增加美感，例如周、每、诲、熏等字。第四型呈虚笔弯曲带缀饰状，乃是云梦秦简和《说文解字》篆文中常见“曲”字小篆体的形状。八里桥发现的这2个“曲钩形”符号，与丁曲爵“曲”字“实钩形”的构形相同，乃是“曲”字的最初形态。由此可见“曲”字发展演变的大体过程。

已知商代金文中的“曲”字，均见于铜爵铭文。铜爵是盛酒的礼器，这些“曲”字当读如“”。《周礼·天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郑玄注：“作酒既有米之数。”《资治通鉴·后梁纪二》：“饲以而烹之。”胡三省注：“，酒母也。”“”，指曲酒。可见，这些铜爵上的“曲”字，当指曲酒，恰与铜爵的用途相符合。《史记·律书》载：“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释名·释天》：“丁，壮也。”《白虎通义·五行》：“丁者，强也。”因此，丁曲爵铭的“丁曲（）”，当指烈度颇高的美酒。曲父丁爵铭文中的“曲（），父丁”，是说为名叫丁的父辈铸作盛酒的礼器之义。

（二）陶盆残片“曲”字的寓意

许慎《说文解字·序》云：“文者，物象之本。”《世本·作篇》：“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这说明我国远古器物上刻画的“图象”，应是其载体的基本象征。

我国上古自裴李岗文化以来，乃至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常见刻画一个符号（或文字）的现象。这些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或单字），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用途和归属相符合，可称“物象文字”（亦名“标识文字”）。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记事文字（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4期）。

陶甑是蒸食物的炊器，下部为鼎，上部常用底部有镂孔的陶盆合体而成。这种炊器在仰韶文化以来的器物里，屡见不鲜。八里桥发现的陶甑为“在盆或罐底部镂圆形气孔而成。H7：22，夹砂黑陶，平折沿方唇，口沿下饰三道弦纹和一对鸡冠耳，斜弧腹上饰6号绳纹，平底上有直径1.2厘米的箅孔（H7：23）”（《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因此，这2件刻有“曲”字的陶片，可能都是陶甑上体陶盆的残片。

“曲”、甑的含义相通。《说文解字·瓦部》“甑，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米为饭者。”《周礼·考工记》：“陶人为。”孙诒让《正义》：“、甑，皆炊饪之器。”《方言》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钱绎笺疏：“甑之言蒸也，蒸饭之器也。底有穿，必以竹席蔽之，米乃不漏。”蒸，通作。因此，“曲”字可以作为陶甑的象征。也就是说，陶盆残片上的“曲”字，当是陶甑的标识。

“曲”与盆的用途相符合。古人常用陶盆来击奏乐曲。《说文解字·皿部》：“盆，盎也。”《尔雅·释器》：“盎谓之缶。”郭璞注：“缶，盆也。”《诗·陈风·宛丘》：“可以击缶。”孔颖达疏：“缶，瓦器，可以节乐，若今之击瓯，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这些都是陶盆可以击奏乐曲的例证。

（三）陶盆残片“曲”字与姒姓曾国

《世本·氏姓篇》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曲烈”，曾侯仲子父鼎铭作“烈曲”。这说明“曲烈”应是姒姓曾国始祖的名号。

曾，《说文解字·八部》谓“词之舒也”。《楚辞·九歌·东君》：“飞兮翠曾。”王逸注：“曾，举也。”《说文解字·会部》：“曾，益也。”可知“曾”有宽舒、高举、增益诸义。因此，“曾”当是姒姓曾国始祖的本名。

“曲烈”与“曾”的含义相联。曾、义通。《诗·豳风·东山》“在桑野”。马瑞辰传笺通释：“，为曾之借字。”是其佐证。因“曲”与甑的含义相通，而“烈”、曾的含义亦相通。《说文解字·瓦部》：“甑，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米为饭者。”“烈”，《说文解字·火部》谓“火猛也”。《诗·大雅·生民》：“载燔载烈。”郑玄笺：“烈之言烂也。”《诗·郑风·大叔于田》：“火烈具举。”孔颖达疏：“烂熟谓之烈。”这说明“曲”“烈”都有使食物柔软、烂熟的意思，而“曲”有可能是“曲烈”的省称。因此，姒姓曾国的始祖本名为“曾”，而“曲烈”则是其字号。犹如“帝尧者，放勋”（《史记·五帝本纪》）、“夏禹，名曰文命”、“帝履癸立，是为桀”（《史记·夏本紀》）。这些帝王均为一名一字，可资佐证。

由此可见，八里桥遗址陶盆残片“曲”字的发现，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始祖号“曲烈”，而且也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八里桥陶祖“刻画”文字释读

八里桥遗址编为94FB0：2号陶器，呈不规则圆柱状，下部略粗，手工捏制，为泥质夹砂灰陶，外涂泥浆，顶端中间有一长方形孔，下部有残缺。残高9.5厘米、直经5.5～6厘米。在其腰间有2个“刻画”文字。该器原《报告》名为“残陶器”，从其形状判断，可能是陶且（祖）的残器。

李维明将这则陶文释为“王人”二字（李维明：《重访八里桥——“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方城”认定会后记》，白振国主编：《中华曾氏祖根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我们仔细观察，这件陶且腰间左侧“刻画”的字与甲骨文“禾”字构形相类（《甲骨文编》第308、546页，中华书局，1982年），当是“禾”字。右侧的字，如李维明所释，当是“人”字。因此，这件陶且上“刻画”的当是“禾人”二字。

陶且本是男性生殖崇拜的产物，在仰韶文化以来的远古器物里常有发现。“且”同祖。《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己之从始也。”《尔雅·释诂上》：“祖，始也。”《礼记·檀弓下》：“君子念始之者也。”郑玄注：“始，犹生也。”这说明“祖”有始生之义。

“禾”亦有生义。《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孔颖达疏：“苗生既秀谓之禾。”《公羊传·庄公七年》：“而后言无苗。”何休注：“生曰苗，秀曰禾。”《淮南子·地形训》：“禾春生秋死。”高诱注：“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可见“禾人”当是生人的意思，正与陶祖的用途相符合。因此，“禾人”二字当是陶祖的标识。

“禾”与“曾”“曲”的含义相通。如前所述。《诗·小雅·采薇》：“薇亦柔止。”《毛传》：“柔，始生也。”《素问·生气通大论》：“柔则养筋。”司马光集注：“柔者，少阳初生之气也。”《尚书·皋陶谟》：“柔而立。”郑玄注：“柔，谓性行柔和。”“柔”有“始生”“柔和”之义。

“禾”，通作和。《尚书·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孔颖达疏：“禾者，和也。”帛书：“外齐以禾，必不合齐、秦以谋燕。”蔡运章注：“‘禾，同和，联合。”（蔡运章：《苏子辑校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战国子禾子铜釜铭中的“子禾子”，郭沫若、张政皆以为“‘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之称”（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皆是其证。《礼记·礼运》：“以和夫妇。”孔颖达疏：“夫妇异姓，故言和，谓亲迎合之事。”夫妇和合而生子女，是“禾”亦有“生长”“和合”之义。

由此可见，“禾人”当是陶且的标识，意在说明陶且的名义和用途，应属记事文字的范畴。

八里桥卜骨文字释读

八里桥遗址发现的1件羊肩胛骨卜骨，未经修治。残长15.3厘米，最宽处6.3厘米。在其“下部正中刻有上下两个小字‘”（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李维明认为：“羊肩胛骨上出现上下两字，似为‘乙乙。《说文解字》14下乙部有‘乙象春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不知这一甲骨刻辞内容是否与气象有关。”（李维明：《重访八里桥——“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方城”认定会后记》）这则卜骨刻辞“上下”两字，均与甲骨文“乙”字的构形相类（《甲骨文编》第308、546页，中华书局，1982年），确为“乙乙”二字。

那么，卜辞“乙乙”的含义是什么？《史记·律书》载：“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释名·释天》说：“乙，轧也。”《集韵·迄韵》：“乙，象春木冤曲，其出乙乙也。”《文选·陆机〈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难出之貌。”《梁传·襄公十九年》：“轧，辞也。”范宁注：“轧，委曲。”因此，这则卜辞的大意是说，事情进展艰难委曲。

由此可見，这件卜骨刻辞应是夏代曾国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

结  语

方城八里桥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内含丰富，具有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的基本特质。这里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画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内容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文字是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我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的年代很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器物上，发现的20多个“刻画符号”，当是中国原始文字的滥觞。在距今53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和距今4300年前的陶寺文化遗址里，都已发现由两个以上文字组成的记事文字。

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代的文化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器物上，虽然发现大量单个“刻画”文字，但这里至今尚未发现由两个以上文字组成的记事文字。特别是尚未发现“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来“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许宏：《学术史视觉下的二里头“商都说”与“夏都说”》，《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20日第6版），致使有的学者对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代文化遗存产生疑虑。1991年，河南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1件卜骨上发现的“两个”刻画文字，应是夏代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

八里桥遗址这4件内容较为丰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而且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同时，这里发现的2件由两个文字组成的记事文字，与新密市黄寨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记事文字，共同填补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尚未发现记事文字的缺环，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综上所述，八里桥遗址文字资料的发现和释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姒姓曾国的历史等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城县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