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是读书好”：我的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邵阳地区洞口县（原属武冈县）黄桥镇。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我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父亲在商店里当了两年学徒，刚刚出师，自己做一点小买卖。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母亲老是带着我到外婆家去，所以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里长大的。我外婆又善良，又能管家。我从来没见过外公，他很早就去世了。另外外婆家里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大姨妈。后来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自己也有地种了。本来我父亲要我跟他一样，去当个学徒，做点小买卖。但我的二叔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我的二叔长年跑外，先是在家乡的小镇，然后到宝庆府，即今邵阳市。邵阳近代出了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魏源，武的是蔡锷，所以别看这么个小地方，还是出了不少名人的。因此我二叔的眼光比较长远，他对我父亲说还是读书好。这句话可以说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是我父亲就送我去读书了，即先去上黄桥中心小学。我本来念了两年私塾，那时候已经十二、三岁了。去报名的时候，校长曾育贤老师说你这么大了，不能从一年级学起，念五年级吧。我一辈子都记得，念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期末考试得了37分，不过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全班第二名了。

读完小学后接着去读中学，考上了洞庭中学。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当地有一所军校，叫作军二分校，校长叫李明灏，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因为当时有好多教官的子弟要上学，他就创办了这所中学，在湖南武冈县县城郊外，取名叫湖南私立洞庭中学。我记得我是在初10班，后来在高4班，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我老伴。我念高中的时候，她念初中。她家里比较富裕，有三姐妹，父亲是国民党的上校，所以跟着去了后方。她当时还在念初中，两个姐姐读高中。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演话剧。我记得演过《万世师表》，讲闻一多带着学生从北京到昆明的故事，我演老师，她演学生，她大姐就演我的老伴。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认识了。

二、从中大语言学系到北大中文系

本来我是想考北大的，我记得当时北大和清华同时招生，要么报清华，要么报北大，我就报了北大，结果没考上，考上了中山大学。那时候在湖南还不能参加北大、清华的招生考试，得到上海去。湖南出锑，有很多锡矿山，实际上是出锑，生产的锑常常要运到上海去。一个工程师的儿子跟我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就坐运锑的船去上海参加考试。因为我们在中学演过话剧，我当时以为语言学系是演话剧的，就这样报考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

本来中山大学没有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创办的。王力先生是清华的教授（系主任是朱自清），原本他是准备回清华的。在他回北京之前，先回了一趟广西老家，然后经由广州回北京。结果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挽留他，请他在广州待几年，然后再回北京。于是王力先生给朱自清写信，说有朋友要他留在中山大学。朱自清说也好，同意他待在广州。王力先生给中山大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创办语言学系，校长答应了他。我记得那时候除了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高华年先生和严学宭先生等。高先生是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另外还有黄伯榮先生，当时是助教，后来我毕业的时候他是讲师。

1949年以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是王力先生在清华时候的学生，他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搞语言学的老师集中到北大来，从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专业中分出一个语言专业。这样就在1954年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全部老师和学生调来了。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那一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招了30名学生，是历年最多的，以前总是只招五、六个人。我们那一级也只招了六、七个人。

根据胡乔木的建议，当时的燕京大学也合并过来了，像高名凯先生和林焘先生都是燕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是老北大的教师，还有周祖谟先生。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都集中到北大来了。那时候北大没有语言学系，所以王力先生建议创办一个语言专业。后来成立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汉语教研室，一个语言学理论教研室。语言学理论教研室是高名凯先生做主任，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做主任，后来汉语教研室又分为现代的、古代的两个教研室，那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

我1954年来到北大，本来那时候中文系不光有汉语言、语言学专业，还有一个新闻专业，后来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去了。我记得当时让我教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写作课，那个班的课代表就是林昭。

三、我的汉语音韵学教学与研究

到了北大中文系之后，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王力先生，其次是岑麒祥先生。本来在中山大学，留下我是做岑麒祥先生的助教的，跟着岑先生学语言学理论。到了北大以后，王力先生对我说语言学理论教研室已经有两个助教了，就是石安石和殷德厚;我们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还没有助教，那你就跟着我学汉语史吧。这样我就转换了研究方向，从此就一直跟随王先生。我记得那时候住在现在中文系所在的朗润园教师住宅区。朗润园还是有四合院的房子，还没有盖现在的人文学苑，旁边住的是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住在未名湖边的，我记得还有季羡林先生。我在那里就这样度过了好些年。

到北大之后，正好吕叔湘先生提出要普及语言学的知识，他就跟王力先生说，您来写一个音韵学的普及读物吧。王先生住的那个四合院，实际上只有东屋、北屋和西屋，王先生住北屋和东屋，我就带着我老伴和一个三岁的小孩，住西屋。虽然只有一间房，但有卫生间。王先生把我叫过去，对面就是他的书房，他说刚才开会回来，吕先生要求我写一本音韵学普及读物。他就要我写，我说我还没学，他说边学边写、边写边学。这样我就写了第一本书——

《汉语音韵学常识》。没想到那本书后来日本还有两种翻译本，台湾也印了，香港也印了。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现在，从事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汉语音韵学和语音史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我先后出版了两本教材，就是《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当时同类的著作主要有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上册）和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导论》。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罗常培先生的《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原来是跟着王先生写《音韵学常识》，然后就是《音韵学教程》。后来再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也是考虑到学生们反映看王先生的那些书，不容易看懂。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写得通俗一些，让学生除了在课堂听课，也能够自学。

那时候学生住在礼堂前面，北大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原来是大饭厅，在那后面还有一个食堂，邮局也是在旁边，就在三角地，还有好些小商店。那时候同学们就住在前面的楼里，在礼堂的南边，他们常邀我到学生宿舍里面去辅导，尤其是57级、58级、59级的那几个班。

四、广博与专精

我常听不少朋友谈起，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越来越细，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限于时间和精力，往往只能就其中一个方面进行探索，难以做到全面贯通的研究。音韵学研究好像也有这个趋势。我觉得这种做法太窄了，不太合适。你学音韵学不光是音韵学本身，还要有汉语方言的基础，因为很多古音都保存在方言里面，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广州话、客家话、福建的闽方言，都保存了比较多的古音。5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方言学课，我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他学。学了以后还记录了我湖南家乡的方言，记录以后请他看，后来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所以我觉得音韵学跟方言是分不开的，学音韵学一定要学好方言学。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语音学学好，没有语音学的基础，你就不会记音了。

虽然很多人把音韵学称作“绝学”，认为学习和研究都有不小的难度，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它。一方面系里在安排课程的时候，不要忘了安排这门课，虽然有时候选课的人少，但是还是应该开。另外就是要招收音韵学方向的研究生，因为你要想进一步学好音韵学，还是要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另外，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学语言学的需要音韵学的基础，学文学的有一点音韵学基础也是好的。我的好朋友袁行霈先生，他就听过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

据我了解，就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来说，我觉得我们中文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好几个教音韵学的教师。除了孙玉文老师，还有耿振生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有张渭毅和赵彤，赵彤本来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人大，现在调回来了。

在我退休之前，跟我学的日本学生比较多一点，最早是花登正宏、古屋昭弘，还有平山久雄的一个学生。另外我在马来西亚教了一个学期的课，除了教音韵学，还开一门《诗经》研读课，所以一些那时候的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来旅游了，总是要来看看我。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坚持开一些课，本科就开音韵学，研究生就开上古音、中古音、《切韵》和《中原音韵》。过去咱们的校友杨耐思先生是研究《中原音韵》最好的学者，可惜已经去世了。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好既要做到专深，也要做到广博。比如说你要是重点学中古音，近代音、上古音也得掌握，另外我也反复强调方言学对学习音韵学、汉语史的重要性。

我觉得一般来说，北大的师生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像袁行霈先生他就强调，学文学也得学点语言学，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对。我们学语言学的人也不要忘了文学，也得学点文学，这样比较全面一点。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尽量去了解一下别的学科，这样对提高自己本身的研究也会有帮助。

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了110年，对于她未来的发展，我当然是希望能越办越好。除了留我们自己学校毕业的，外校如果有好的青年人才也可以交流，条件成熟的话把他们引进来。因为要办好一个学校、辦好一个系，主要还是要靠教师，教师好，开的课才好，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本文由唐作藩口述，向筱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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