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四十一炮》中“罗通杀妻”的另一种解读

2021-06-15马希武马燕

文学教育 2021年5期

马希武马燕

内容摘要：对于《四十一炮》中罗通杀妻的情节，评论者一般认为是罗通不堪忍受妻子私通之辱，暴怒之下杀死了妻子。但这种理解会“浪费”作品中大量的细节，也将稀释这一幕的悲剧性。文本细读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指向了另外一种解读，即罗通是出于救赎的目的而作出了毁灭的行为，他作出的是一种超越欲望的反抗行为。新的解读可以更圆满地贯通情节，也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罗通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和整部作品的悲剧内核。

关键词：莫言《四十一炮》不可靠叙述欲望救赎

“罗通杀妻”是莫言的《四十一炮》[1]中的重要情节，指的是罗通在老兰之妻的葬礼上，当众用斧头砍死了妻子杨玉珍。这一幕是故事中最为惨烈激荡的场景，是小说冲突的高潮所在。然而这个重要情节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原因或许在于作品的狂欢化叙事风格极为鲜明突出，吸引了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2][3][4];叙述者罗小通是一个“炮孩子”，善于胡吹神侃，属于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他所叙述的情节给人留下了虚实难辨、捉摸不定的印象。少数研究者留意了这个情节，一般认为这起惨剧的发生是由于罗通难以忍受妻子与人通奸的耻辱，暴怒之下杀死了妻子。[3][5]这一解释符合现场给人的印象，似乎也正可以与此前姚七等人讽刺罗通“戴绿帽子”的情节相衔接。

然而，这种理解是存在缺陷的，从情节上来说，它无法对至少三处情节提供有力的解释：（1）杨玉珍在葬礼上的异常表现（精干、热烈，惊慌），（2）罗通杀妻时的异常表现（从容、仔细），（3）罗通被捕时，嘱咐小通和妹妹有困难去找老兰（与兰有夺妻之仇）。从作品品格上来说，这个观点会消解或降低罗通杀妻的悲剧性，使之沦为“失败、嫉妒的丈夫杀死与人私通的妻子”的人伦惨剧，虽然悲惨，却平庸俗套。因此笔者以为，罗通“不堪羞辱，激愤杀妻”的说法需要作出修正和改进，以便更好地融通情节，更深入地理解罗通这个人物形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作品“狂欢化”叙述外衣下的悲剧内核。

一.悲剧现场的异常迹象

老兰之妻的葬礼上发生了诡异离奇的事情。其中老兰的妻弟苏州突然抚棺鸣冤，中断了葬礼的进程，使得故事异峰突起。苏州突然提出姐姐死得冤屈，将一个众人讳莫如深的问题抛到了台面上来。那么兰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如苏州所说，他姐姐的死是有冤情的？或者是否真如他所指控的，是老兰勾结情妇、谋害了他姐姐？因为故事主要是以罗小通有限的第一人称、儿童视角来讲述，所以不能提供完整、确凿的证据来佐证兰妻的死因。又或者，也许一桩扑朔迷离的疑案才是莫言先生所要达到的效果。因此我们无法如推理小说一般，确切地证实兰妻死于谋杀并确认凶手是谁，但种种蛛丝马迹还是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

需要顺带指出的是，“炮孩子”罗小通总体而言无疑是属于“不可靠叙述者”，但他的叙述并非全不可靠。如费伦[6]等学者指出的，不可靠叙述的情形是复杂多样的，在报道、解读和评价的多个方面的可靠性可能呈现出纷繁交错的情形。莫言在访谈中讲到，《四十一炮》这部作品涉及了在虚实两个层面间的穿梭游弋。[7]罗小通对葬礼上事件细节的叙述，基本应看作是“如实”的陈述;除了场面描写的夸张，以及罗小通表达自身情绪感受的描写，对葬礼的叙述主要在写实的层面上运行。

关于苏州在葬礼上的出场，罗小通几句看似不经意的评论，其实意味深长：“按说他是要紧的亲戚，应该最早地出现在这里，但他一直到现在才出现，如果不是早有预谋，就是从外地刚刚赶回来。”[1]（P391）而当苏州质疑为什么匆忙火化时，老兰辩解说派人找过苏州，但“有人说你到东北进货去了，有人说你去海南岛游玩了”[1]（P393），所提到的地方，是中国的南北两端;而酷暑的天气里，居然称“到海南岛游玩”，貌似无可指责的辩解中，充斥着匪夷所思的荒诞成分。这些异常的迹象强烈地暗示，兰妻之死另有隐情，而老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苏州称老兰想埋棺入土是“消灭罪证”时，老兰的反应也颇为耐人寻味。他“低着头，好久没吱声。”随后老兰“萎靡不振地说：‘苏州，你说吧，你想怎么样？”[1]（P393）这几乎就是默认了杀妻的罪行，并开始与指控者讨价还价。

苏州指控老兰勾结情妇谋害了他姐姐，并抓起斧头逼近老兰时，杨玉珍惊叫“拦住他……”其实苏州指控的是“勾结情妇”，并未指明谁是情妇。而在葬礼现场，三个与老兰有染的女性均已粉墨登场。其中杨玉珍的身份相对名正言顺一些，因为她掌管财务，负责处理葬礼的各项费用。而范朝霞说要给老兰理发，到场的理由十分牵强。范朝霞与黄彪妻子的撕打明显是出于争风吃醋。因此葬礼现场更为显著的情妇是范朝霞和黄妻二人;在苏州逼近老兰时，范朝霞已经离开，但黄妻仍在现场。杨玉珍在面临指控时的表现，反而表明她正是那名与老兰勾结的情妇，对兰妻的死负有责任。

仅凭以上迹象，我们无法以刑事法庭一般的严谨性指控老兰与杨玉珍合谋杀害了兰妻，但作为文学作品的读者，借助以上细节，我们已基本可以判定兰、杨二人共谋的罪行了。

莫言也通过其他细节暗示了兰妻之死涉及了冤屈与共谋。罗小通在灵前的灯光里看到了兰妻的面孔，“脸色煞白，七窍流血，十分吓人。”[1]（P385）这自然是罗小通的幻觉，但它有力地暗示了兰妻去世的隐情。而吹奏和诵经时，天下起雨来，“一阵滚雷过去，铜钱大小的雨点子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纸扎的陪葬品被雨水冲刷，纸糊的外壳破败了，“露出了高粱秸子扎成的框架”，[1]（P391-392）象征着沉冤待雪，被掩盖的真相终将暴露。

杨玉珍此时将要面对两重指控：通奸和谋害他人。前一项指控更多的是道德上的过失，称不上是严重的罪行;后一项指控则是致命的。而老兰和杨玉珍在葬礼现场面临苏州指控时的表现，基本上已经印证了通奸并合谋害命的罪行。

罗通在杀死妻子之前的表现是富有意味的。他先是“背靠着墙壁，仰着脸，眼睛好像看着天花板上那些壁紙的花纹。”[1]（P395）这是一个仰望上苍的姿态，与他独上超生台冥思是一致的。接着他“长出了一口气”[1]（P395），显示出思想斗争后决心已定的释然。罗通拿起斧头之前走得极为缓慢，拿起斧头时是“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木柄，把斧头提起来。然后他用衣襟一角，把斧柄上的鸡血擦干净。”[1]（P396）他缓慢和有条不紊的行动方式表明他思维清晰，情绪稳定。而擦拭斧头的动作则表明他珍视所要杀死的人，不忍斧上带着鸡血而玷污死者。所以他针对的目标不是老兰，而是自己的妻子。他杀死妻子杨玉珍不是误杀，也不是为了报复自己遭到背叛的羞辱。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罗通并非“不堪羞辱，激愤杀妻”，而是在妻子面临命案指控时，经过仔细权衡而作出的抉择。

二.欲望与挣扎

表面上来看，罗通奉行的是及时享乐的“快乐原则”，而杨玉珍则过着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生活。然而这只不过是莫言先生的障眼法。深入文本的内里，我们会发现，虽然都被欲望所驱使，罗通是一个“畏寒型酒徒”，他面对真正汹涌的物欲浪潮时踌躇不前了，想抽身而退;而杨玉珍则是一个“燥热型酒徒”，她内心燃烧着更强烈的欲望之火，并且狂热地追求欲望的满足。

小说对杨玉珍体貌神态的描述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红色高领毛衣，二是面色绯红或者汗水津津的样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审视，这两个特征具有丰富的意蕴，红色、高领象征着杨玉珍热烈、高涨而被压抑的欲望。这件毛衣在暗夜里脱下时，会噼噼啪啪地放出绿色火星。“这些火星刺激得母亲低声呻吟，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只是麻酥酥的很舒服。”[1]（P60）在罗通归来和想要再度出走时，杨玉珍声称下馆子、去车站追罗通以及在车站呵斥罗通时的描写，都涉及了红色的高领毛衣：“会放电的化纤红毛衣的高领子从外套里露出来”[1]（P76）“她脸上流下来的汗水——也许还混杂着泪水，把她刚换上的化纤高领毛线衣的领子都弄湿了”[1]（P92），等等。杨玉珍的这件毛衣在罗通出走时只是穿在里面，用电线来束腰，是一幅穷困、节约的打扮，更象征着她严苛地压抑着自身的欲望。而罗通的归来挑动和刺激了她，使她频频绽放出欲望的迹象。

红色高领毛衣所表现的欲望是克制（乃至压抑）的，與之相联系的是带有美感的女性魅力，指向的对象是丈夫罗通，而满脸汗水的样子所表现的欲望则是得到解放以至于放肆的，与之相联系的是野蛮粗暴的破坏力和征服力，指向的对象换作了老兰。杨玉珍在打谷场上同老兰学开拖拉机的场景充斥着欲望和性的意象。鸡鸣猪叫的喧嚣中，柴油机吼叫着，水箱里水汽蒸腾，烟筒里喷吐着油烟，“既声嘶力竭又生气勃勃”[1]（P21）。杨玉珍坐在老兰怀中，由老兰手把手地来教开拖拉机。时值寒冬，杨玉珍却“脸上流出了汗水，头发里散发着热气”[1]（P21-22）。同老兰交往的众多场景中，杨玉珍往往是这种面色潮红、汗水津津的样子。

而到了兰妻的葬礼上，杨玉珍俨然一副总揽全局、大权在握的样子，安排各种事务，“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1]（P382）显示出力量十足、情绪高涨，其高调张扬与罗通低沉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见，罗、杨二人与表面上的一个随心所欲、一个清心寡欲，而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罗通在经历了出走和归来之后，内心的欲望归向了平淡，而杨玉珍的欲望则是始而压抑，继而绽露、凸显，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三.权势与虚荣

罗、杨两人在对待权势与虚荣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截然的反差。罗通拥有凭肉眼观察和直觉便能准确估计牛的出肉率的能力，从而在牛贩和屠户间享有很高权威。但他没有滥用这种权威，始终不接受任何人的贿赂，恪守中立，保持了清醒的克制。或许也可以认为他有一种迂腐的清高和对清誉的渴慕，但不得不说他拒绝贿赂的做法包含了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他与野骡子的情欲与出走也包含了对老兰的权势和世俗伦理的蔑视、挑战和抗拒。野骡子在老韩来为镇上官员采购熟肉时所表现出的对权贵的厌恶与不屑，其实也反映出罗通的性格。罗通归乡之后，虽然迫于情势出任肉类联合加工厂厂长，但他的局促和笨拙说明他始终不欣赏、不享受这份权势和地位。到后来他经常独上超生台，这个举动可以看作他的又一次出走。他对于周围的世界，表现出厌弃与疏离，想通过物理上的距离来逃避权势与物欲弥漫的现实，求得一点内心的安宁。

但在现实中多次碰壁之后，罗通在失去对权力的欲望的同时，也失去了斗争的勇气。他告诫罗小通，不要把迫击炮对着老兰家;不要发誓，否则就会像是上了高墙而蹬倒梯子。他虽然反对生产注水肉，但也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已不再是那个能够凭智慧和勇气面对发狂公牛的勇士，欲望和勇气都已被磨蚀掉，变得木讷、愚笨，毫无光彩。这样的性格变化，体现了莫言先生看待欲望的辩证法。作品主要是展现了欲望所蕴藏的席卷一切、吞噬一切的恐怖力量，但完全丧失欲望也就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杨玉珍则是内心始终充斥着欲望所激发的动力。丈夫罗通与情人私奔给她带来了耻辱，而她将感受到的压抑转化为粗野下流的语言和工作时野蛮的力量。最终她的欲望和压抑物化为高耸的大瓦房和厚重的大铁门，这个房子有着庞大与厚重、虚荣与怨恨，没有家的温暖和亲情。大瓦房里冰冷刺骨，而杨玉珍却经常汗水淋漓，凸显了她压抑而又被欲望灼烧的内心。

在罗通归来后，杨玉珍放弃自尊，同时促使罗通也放弃自尊，投靠了老兰。她发自肺腑地认同了老兰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的理念。原先收集废品时主要通过废品分类获得较大利润，偶尔干一些往废纸中掺水的勾当;而在肉联厂，为了获取利润，她支持老兰往肉里注水的决定，伙同老兰向质检部门行贿。她最终与老兰暗通款曲，而与罗通渐行渐远。罗通到超生台上去她也不在乎，表现出她已经不在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次罗通的离去已经不再对她的内心产生影响。她已经离开了理性尚存但软弱无力的罗通，投入了代表欲望、财富和权势的老兰的怀抱。

四.毁灭与拯救

如果说罗通、杨玉珍加入肉联厂是外在的沦陷——屠宰村最后一家不参与屠宰行当的人也开始从事屠宰业了，那么杨玉珍与老兰合谋害死兰妻则是内在的沦陷与道德的崩塌。他们的良知已经完全被欲望吞噬，道德的底线彻底沦丧。他们以“原始积累”的说法为不择手段辩护，连往肉中注水时加入福尔马林液，都说成说不定会提高人们的抗癌能力。他们已经彻底堕入欲望的黑洞。

罗通虽然是妥协的、软弱的，但他面对欲望的姿态始终是挣扎的，始终没有死心塌地地拥抱欲望。他对天道人性保持了一丝敬畏：建造肉狗围栏时，坚持使用加粗的铁管;独上超生台冥想。虽然他被欲望的洪流所裹挟，但他始终想抽身退出，不愿全身心地拥抱这个欲望的时代。

在兰妻的葬礼上，危机全面爆发，无可挽回、无可回避。杨玉珍即将被推上审判台，谋害他人的罪名一旦被证实成立，将导致她身败名裂，人生走向毁灭。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之际，或许“谋财”之百般钻营、不择手段甚至心狠手辣都不再受到道德上的拷问和诘难，但“害命”毕竟是明显地跨越了底线，人情、律法都不会宽容。对于杨来说，如果被指控谋害兰妻，那将是灭顶之灾。

指控老兰勾结情妇、谋害发妻的苏州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他的指控更多的是基于风言风语和猜测。在葬礼这种情绪激动的场合，他的话也会被看作一时激愤之语，他所说的“情妇”也没有確切的指向，因为老兰权重一方，风流成性，情妇为数众多;到过现场的就有三位。苏州发难时，除杨玉珍外，黄彪之妻也在场，杨玉珍自己心虚，才暴露出真凶身份。但是在民意和道德的公堂上，这种身份的确认，并不需要像真正的刑事法庭那样必须呈现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认定了嫌疑人，那就是有罪推定了。人们不必去搜寻具体的证据，一旦杨玉珍被指认，她会立刻被定罪，无可挽回。

不过莫言先生将弦绷到了最紧，却没有让故事走向这样的结局。有一层纸始终没有被捅破：与老兰勾结、害死兰妻的情妇到底是谁。苏州还没有来得及点破，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思考现场的情形、评估杨玉珍的表现;现场其他人也尚未确认杨的真凶身份。看清形势、洞察真相的只有罗通。因为他早已察觉了妻子与老兰私通（限于罗小通的儿童视角，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清晰，但在肉联厂工作的后期罗通的消沉、对妻子的疏远应该看作是察觉了妻子与老兰的私情之后的表现），而且在兰妻的葬礼上他沉闷抑郁，情绪低落，应该是对于兰妻之死早有疑虑。

苏州的指控、杨玉珍的惊恐，均指向了一桩欲壑难填、良知泯灭所导致的罪恶，葬礼现场的剧情正在朝着沉冤昭雪激烈地推进着，马上就要到了揭露真凶的关口。此时比众人更早觉察真相的罗通站了出来，扳转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他当众杀死了杨玉珍，于是中断了谋害兰妻案的审判，代之以“丈夫遭到背叛，激愤杀妻”的戏码。罗通成功地遮掩了众人的耳目，使人们（包括苏州本人）不再沿着苏州开启的合谋害妻思路继续走下去。血腥暴烈的场景完全掩盖了兰妻之死的冤情，所有人都震撼于新的惨剧，不会再记得去探寻旧的悲剧的根由。

罗通通过杀死杨玉珍，提前避免了人们对她的审判。杨虽然死于斧头之下，但死时的身份是一个背叛婚姻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为此付出了性命的受害者。她已经为自己的私通之罪赔上了性命，在众人眼中，她已没有什么罪恶，甚至会博得几多唏嘘和同情。至于其他，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去追究，再说也已经死无对证，已经无法去诘问一个死人是否干过谋害他人的勾当。这相当于免除了杨玉珍谋害他人的罪责。

或许这正是罗通的目的，他在无奈的情势之下，通过极端的举动，为自己的发妻杨玉珍争取到了尽可能好的结局。杨玉珍最后倒在罗通怀中，正可以看作是摆脱欲望、向家庭和亲情的回归。众目睽睽之下，在儿子的亲眼目睹中，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刀斧相向，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哀至极的人间惨剧。这一幕的悲怆，是莫里森笔下的女奴塞丝扼死幼女一般的悲怆，塞丝为了避免女儿重蹈沦为奴隶的命运，毅然割断了年幼女儿的喉咙。[8][9]这种杀害是出于拯救的目的，因为相对于将要降临的灾难（对于杨玉珍来说是被指认为合谋杀人的凶手，对于塞丝女儿来说是沦为奴隶），死亡是痛苦较少的选择。作为深爱她们的人，作为丈夫的罗通和作为母亲的塞丝作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通的做法是一种特殊的拯救。

五.情节的贯通

本文在引言中提到，如果认为罗通的行为是“不堪羞辱、激愤杀妻”，则无法顺利、圆满地解释作品中的多个情节。不能排除姚七等人的羞辱给他带来了刺激，但这种羞辱只能算作起了导火索的作用，真正推动他采取行动的是长期压抑所积聚的心理能量。如果调转视角，将罗通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塞丝杀婴式的拯救，这些情节看起来却有浑然一体、前后呼应的感觉。

杨玉珍在葬礼上始而精干、热烈，继而惊慌失措的表现，表明她对兰妻之死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她在欲望的泥潭中愈陷愈深，终于良知泯灭，做出了谋害性命的勾当。仅仅是家庭伦理道德上的指责已不足以对她造成影响，她可以在嬉笑怒骂中从容应对这种伦理的指摘和影射。让她惊恐的是面临谋杀的指控，抚棺鸣冤的苏州虽未指明是谁与老兰勾结，但做贼心虚的杨玉珍还是惊恐失态了。

罗通在实施杀妻的行为时，从情绪上来说是沉重而安稳的，有仰望凝视，有长叹一声，有擦拭斧头的缓慢动作。从过程上来说是有条不紊的，先有思虑，再有准备，最后才有行动。因此罗通不是不堪绿帽之辱、激情杀人，而是为了拯救即将被定罪的杨玉珍，审度形势，无奈之下才痛下杀手的。

而罗通被捕时嘱咐小通和妹妹，遇到困难可以去求助于老兰。这说明老兰虽然对于罗通来说有夺妻之恨，但罗通对他并不是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的心理。罗通对与老兰，应该是一种厌恶、鄙视与认可、感恩混杂的复杂心态。他同意加入老兰创办的肉联厂，当然有迫于妻子杨玉珍压力的原因，但至少说明他对于老兰的开拓精神和经营头脑还是持一定的认可态度的。罗通在已有妻儿的情况下与趣味相投的美女“野骡子”出走私奔，可见他看重的是真情实感，而不是婚姻的名声或责任。杨玉珍看重钱财与权势，与手段多样、善于攫取钱与权的老兰走到一起，会令罗通感到无奈与痛苦，但不会妒火中烧。他对老兰没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恨，相反对于老兰的能力和气度还有比较高的认可。这样才出现了被捕前嘱咐小通和妹妹遇到困难可以求助老兰的情节。

六.悲剧的深度与力量

罗通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那就是耽于口腹之欲，鄙视勤俭节约，崇尚及时行乐，但他年轻时曾经有着过人的才能和勇气，有原则性和底线，清高地与金钱权势保持着距离，不愿屈居人下。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顿磨去了他聪慧、勇猛的棱角，但他依然没有完全堕落，面对老兰之流残害生灵、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他始终是痛苦的，没有乐在其中，没有心甘情愿地与之为伍。从他独上超生台的行为来看，他的内心是煎熬的。这个“畏寒型酒徒”面对真正汹涌的欲望大潮时，表现出的是抗拒和退却。杨玉珍却是全身心地拥抱了物欲的洪流，面对妻子的抉择，他只能是无奈和叹息，似乎一直没有做出断然决裂的勇气和举动。但是在兰妻的葬礼上，形势的发展失去了控制，苏州横空出世一般直斥老兰的罪恶，却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让杨玉珍惊恐失态。罗通洞悉了妻子的凶手身份，并赶在众人醒悟之前作了了结。

于是杨玉珍在兰妻的灵前付出了性命，偿还了血债;血腥而简单粗暴的形式自然不符合法律程序和法治精神，但基本圆满地实现了民间话语语境中的公平正义。同时，杨玉珍不必背负勾结杀人的罪名，罗通也通过这种血淋淋的方式，宣告了与老兰、与屠宰/掺假行业，以及与周遭世界的决裂。偿还血债，免于谋害性命的罪名，这或许就是罗通对杨玉珍的救赎;与这欲望的、肮脏血腥的、虚伪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裂，这种一了百了、歇斯底里的毁灭，也是罗通对自我的救赎。如果看到这毁灭背面的救赎，那么我们在罗通杀妻的歇斯底里中，还能勉强看见人性的微光;在这幕人间惨剧中，看到莫言先生在浓郁的黑暗中还留下了一丝光亮。

在“炮孩子”罗小通口若悬河的叙述里，似乎觉察不到他的悲痛，但这个事件显然也是罗小通命运的拐点，他从一个指挥若定、谈吐不凡的翩翩少年沦为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因此这个事件既是上一代人物悲剧命运的高潮，也是下一代人物悲剧命运的起点。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这的确是一则欲望吞噬一切、肉吃人的寓言，是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人性异化的映照。[3][10]罗通几乎输掉了所有的一切，这种失败象征着农业文明方式的尴尬而彻底的沦丧。[3][4]他无法拯救妻子杨玉珍的生命，只能挽救她的人格尊严，使之免于千夫所指的伦理绝境。

但是如果将问题再推进一步，这场悲剧在读者心中到底会有怎样的份量？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如何解读罗通杀妻的行为、以及如何看待罗通其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只注重罗通崇尚及时行乐、耽于口腹之欲的一面，认为罗通只是因为不堪羞辱、于激愤中做出了杀妻的举动，那么这样的人走向毁灭似乎也只是可悲可怜而已，不会引发我们深刻的同情和悲哀。但如果我们调整思路，重新阐释罗通的行为，看到罗通理智清醒的一面，那么这场悲剧将带有一番更深的意味。我们也许能体味到当金钱崇拜的巨潮裹挟着物欲汹涌而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它所埋葬的不但有胆大心黑、厚颜无耻和沉溺其中、浑浑噩噩之徒，甚至连廉耻悲悯尚存、理智和自制力尚在的人也莫能幸免。在这场全民参与的金钱迷醉和物欲狂欢里，在这场土改一般席卷全国的经济浪潮下，汪洋一片，没有幸免的孤岛，没有可供逃避的世外桃源。罗通身上的悲剧性有着普遍的意义。

与飞扬跋扈、意气风发地傲立于市场经济潮头的老兰相对照，罗通颓然失意，是这个时代中的失败者、落伍者，他并不完美，身上有着诸多人性的弱点。但他的毁灭不是仅仅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的。罗通不是一个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之徒，他的聪慧、理智在一般人之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有着一定的社会理想和悲悯情怀。他的行为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决绝的反抗，他明知没有一丝胜利的希望，但还是作出了反抗的行动。这种反抗来得太迟了、太虚弱了，这种反抗也引发了反抗者自身的毁灭，但不得不说，罗通的行为终归是一种反抗。[11]正是这种反抗，形成了对欲望的超越，或者说，超越欲望是这种反抗的意义所在。那么他的毁灭便不能不引发我们心底的悲哀了，因为这不再是随随便便一个他者的毁灭，它不是只会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样的农村地区，这分明讲的就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中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了更深切、更撼动人心的悲剧。

莫言先生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称自己为“讲故事的人”，或许读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忽视故事的细节。在《四十一炮》汪洋恣肆、荒诞离奇的话语洪流里，在浓烈而富于象征意义的意象掩盖下，情节与人物描写看似真真假假、写意而随性，其实蕴藏着诸多富有意味的细节。对这些细节的解读不仅让我们深入领略莫言作品文本的丰富性，而且可以为理解作品推开新的窗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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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瑞英.一个“炮孩子”的“世说新语”——论莫言《四十一炮》的荒诞叙事与欲望阐释[J].文学评论，2016（02）：19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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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术术.莫言：让记忆说话.[N/OL]. http：//news.sina.com.cn/c/2004-04-1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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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9]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妮·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41-65.

[10]魏家文.莫言《四十一炮》中的乡村书写及其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05）：14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