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婧雯

网络舆情研究与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介入程度密切相关。我国最早的网络舆情研究于2006年出自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其将网络舆情界定为一种“言论信息”。纵观近十五年国内舆情研究文献成果，大体上呈现为“阐释现象-追溯原因-寻找对策”的脉络，并将“舆情极化”“网络暴力”以及近期热度较高的“舆情反转”作为网络舆情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切入点。从整个文献的爬梳来看，我国初期的“舆情”研究主要侧重于“现象阐释”，并兼及在性质和特征描述上探寻对这一现象的归因思考。在第二阶段网络舆情的研究开始转向对舆情生成及演化寻求多元化路径归因，如群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等，以及在此归因下寻求纾解之道。

如何认知并解释舆情演化现象，即“归因”逻辑的达成，决定了后续针对舆情演化判断及管理、决策思路的重要前提。对于舆情演化的现象而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Stoner J)最早发现了群体讨论中决策达成过程存在的“冒险性偏移”(risky shift)现象①，经莫斯科维奇 (Moscovici)和扎瓦洛尼(Zavalloni)等进一步明确“极化”“极化效果”。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于2003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将群体极化现象解释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可见，国外学者往往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给予群体讨论中“偏移”的决策行为以合理解释。不过，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