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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和新环境条件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怎样形成新发展格局？从空间的维度说是中国经济空间和全球经济空间的有效连接及合理布局问题，因而需要运用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原理进行系统思考，构建一个将国内空间和国际空间有机结合，并且能够有效发挥要素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大国经济开放空间。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展，学术界对经济开放问题做了较多研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也成为讨论的重点问题。具体地说，一是分析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差异性特征，对东、中、西部经济开放程度进行实证研究(魏浩，2018；张红霞，2009；汪素芹，2013；苏庆义，2016；刘洪槐，2019)。二是分析中国对外开放区域政策的演变过程，总结由点到面的渐进式开放模式(黄玖立，2013；张平，2018；洪俊杰，2018；裴长洪，2019；盛斌，2019)。三是分析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揭示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开放的互动关系(杨汝岱，2013；鲁志国，2018；唐宜红，2019；张磊，2019；刘洪槐，2019)。以上是关于国内经济开放空间的研究，而关于国内经济开放空间的选择，主要集中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问题，重点是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问题。王晓红(2017)提出要逐步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战略布局，积极深化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战略布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