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明 张 岩

(湖南工业大学 经贸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2016—2018年，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严重困扰上市公司的商誉高额估值及商誉高额减值爆雷事件，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迅即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根据东方财富的公开数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总额快速上升，从2016年的1.06万亿元递增到2018年的1.31万亿元，商誉减值金额从2016年的148.52亿元激增到2018年的1 537.72亿元。从整个资本市场来看，商誉减值并不是“黑天鹅”事件，更像大概率发生的“灰犀牛”风险。随着以风险导向为主的审计模式快速发展，因大额商誉可能隐藏爆雷风险，确认大额商誉的上市公司是否审计收费更高；新闻媒体负面报道产生消极影响，那么负面新闻报道数量较多的上市公司是否同样面临更高的审计收费；另外，引入媒体关注这一外部变量后，商誉金额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诸如此类，均有待于一一探讨。

国内以前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被审计单位和提供审计服务的中介机构内部特征两个方面展开。张倩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利用准则弹性空间来进行盈余管理，因缺乏外部审计的有效监督，被审计单位利润操纵行为让投资人对公司缺乏信心，最终导致股价下跌[1]。卢煜等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包括选择性计提商誉减值，然而外部监督机制如审计质量的提高，可以抑制管理层计提商誉减值[2]。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背后增加了审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