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托，兰 彤，2，贾雪峰

(1.武汉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3.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中提出“深化具有中国特色体教融合发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大中小学在广泛开展校内竞赛活动基础上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1]；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为学生纵向升学和横向进入专业运动队、职业体育俱乐部打通通道”[2]；2021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化体教融合，坚持文化教育和专业训练并重，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3]。近期国家密集出台的系列文件，均向外界传递出同一重要信号，通过体教融合培养高素质竞技体育人才，学校理应承担更多的培养责任已被提到重要议程上来。纵观我国的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长期以来主要依托举国体制支撑下的三级训练网模式[4]。进入21世纪后，由社会团体和私人创办的乒乓球学校和职业俱乐部日渐兴起，由此逐渐形成了多种培养模式[5]，为中国乒乓球培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然而，在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学训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6]，我国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多年来长期处于“形合神不合”的现状，使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文化教育问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7]，学校也未能成为我国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主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