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文，张瑞林，沈克印

(1.山东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61；2.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政府的职能定位与价值诉求出现转向，以职能转移与公共服务效率提升为核心的行政机构改革深入实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已成为学界与业界的主流共识。在体育领域，体育社会组织开始逐步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转移，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社协作供给机制已在苏州、无锡、上海、武汉等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1]。地方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已是政府转移职能、提高供给效率的有效手段，并逐步成为一项制度安排与群众体育治理的途径。这也使得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双方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的合作框架下，体育社会组织能否高效地供给公共体育服务成为政府购买服务中的重要挑战。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效用目标不一致，掌握信息的非对称使得体育社会组织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在没有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的规范下，极有可能在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中做出违背政府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鉴于此，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阐述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考察体育社会组织道德风险的问题表征，审视体育社会组织激励约束机制的建构困境，提出激励约束机制的重塑之道，以求规范体育社会组织在承接公共体育服务中的供给行为，为提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