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 阮丽娟 马景丹 王俊雅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2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 450000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1〕。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乳腺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2-3〕。目前，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内分泌治疗、化疗、放疗、分子靶向治疗等〔4〕。治疗给乳腺癌患者带来痛苦，也使家属承担较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患者家属由于缺乏疾病的相关知识，治疗过程会产生较强烈的焦虑情绪。本研究通过调查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临床工作中降低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减轻其焦虑状态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术后化疗的329名乳腺癌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明确患者诊断，②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照顾时长每天≥7 h，③无语言沟通障碍，④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疾病、认知障碍，②存在雇佣关系者。患者是经病理检验确诊为乳腺癌并实施术后化疗者，排除复发或远处转移者。

1.2 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包括患者家属一般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与患者的关系、家庭月收入等)，患者一般情况(疾病分期、营养状况等)。

1.2.2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MUIS-FM) 该量表由Mishel〔5〕编制，王文颖〔6〕修订包含4个维度，25个条目，即不明确性、缺乏澄清、缺乏信息、不可预测性。以Likert 5 点计分法积分，Cronbach α 系数为0.923。

1.2.3状态焦虑量表(S-AI) 李文利等〔7〕对S-AI进行了检验测试并取得了常模，S- AI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该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水平越高。

1.2.4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8〕SCSQ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0～3级评分。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消极应对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

1.2.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9〕SSRS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评分范围11～62分。10个项目及总评分的Cronbach α系数在0.825～0.896之间，问卷分量表和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724～0.835，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62～0.66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

1.3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人员发放问卷并负责收回。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向被调查者讲解调查目的、填写方法。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40份，回收率为97.1% ，其中有效问卷329份，有效率为96.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7.0进行数据分析。进行描述性分析、多组间比较采用ANOVA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分析

调查对象329人中，年龄18～73岁，平均(46.23±11.60)岁，其中男278人，女51人。

2.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得分情况分析

调查对象疾病不确定感总分为(71.91±8.15)分，其中不明确性为(31.71±4.72)分，缺乏澄清为(20.01±3.95)分，缺乏信息为(11.09±2.44)分，不可预测性为(9.11±2.01)分。

2.3 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的单因素分析

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家庭住址、入院次数、与患者的关系和化疗副反应种类变量的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得分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影响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的单因素分析(分，

2.4 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与状态焦虑、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状态焦虑呈正相关(P<0.05)，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P<0.05)，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5)，与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0.05)，见表2。

表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与状态焦虑、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r值)

2.5 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状态焦虑、积极应对方式、主观支持、与患者的关系、副反应的种类以及文化程度是影响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的重要因素(P<0.05)，见表3。

表3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多元逐步回归分析(n=329)

3 讨论

3.1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现状

本研究显示，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得分为(71.91±8.15)分，大于最高分的50%，表明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中存在较高水平的疾病不确定感〔5〕，与邓丽娜等〔11〕的研究结果相似。患者术后不仅身体形象发生改变，后续的化疗也面临脱发、胃肠道反应等不适症状，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痛苦。同时突发的变故使家属产生较强的心理应激。其中，不明确性和缺乏澄清性维度得分较高，说明家属缺乏患者所患疾病的相关信息，如疾病的症状、严重程度、检查、用药、化疗知识及相应的护理技术等。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过多的是关注患者的情况，没有注意到家属获得信息的强烈需求。因此，临床工作中，在照护患者的同时，应加强对家属的相关知识教育，以使其获得有关患者疾病的信息，降低疾病不确定感，减轻焦虑情绪。

3.2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

3.2.1状态焦虑 调查发现，状态焦虑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呈正相关，与王建凤等〔12〕研究结果相似，说明焦虑水平是疾病不确定感的强预测因子。适度的焦虑对机体有保护作用，而严重持久的焦虑对机体健康则是一种威胁。有研究结果显示〔13〕，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疾病不确定感得分与焦虑得分呈正相关，即疾病不确定感得分越高，焦虑得分越高。乳腺癌患者确诊、手术、PICC置管、化疗副反应等会使其患者家属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因此，根据个体特征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缓解其状态焦虑，对减少疾病不确定感有重要意义。

3.2.2应对方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与疾病不确定感总分和不确定性、缺乏澄清、缺乏信息三个维度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疾病不确定感总分呈正相关，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1-12〕。但在回归分析中，只有积极应对方式进入了回归方程，说明积极应对方式是疾病不确定强预测因子。有研究发现〔14〕，应对方式不仅直接影响疾病不确定感，还可通过影响焦虑水平间接影响疾病不确定感，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积极的应对方式使家属能主动关注患者疾病的相关知识，与医护人员沟通，获得关于疾病预后及治疗等信息，从而降低疾病不确定感。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乳腺癌术后生存率上升，生存期延长，家属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勇敢面对疾病，主动寻求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身体的恢复。

3.3.3主观支持 主观支持是个体体验的情感上的支持，与主观感受密切相关〔9〕。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11,15〕证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降低疾病不确定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患乳腺癌是一个重大应激事件，主要照顾者多为配偶，由于其不擅长照顾女性和情感宣泄，心理压力往往较大，容易出现消极情绪，迫切需要得到亲友及医护人员情感上的理解和支持。

3.3.4与患者的关系 每个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同，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感受具有差异性。有研究〔16〕结果指出，在照顾癌症患者期间，配偶的焦虑、抑郁水平高于其他家庭成员，而焦虑与疾病不确定感呈正相关，因此，配偶的疾病不确定感高于其他家庭成员。

3.3.5化疗副反应种类 化疗在杀灭肿瘤或抑制肿瘤生长的同时，对机体正常细胞产生毒性，特别是正常增殖修复细胞，易引起脱发、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等并发症。研究结果显示，家属疾病不确定感随化疗副反应种类的增多而升高〔16〕。因为化疗副反应种类越多，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越大，家属由于担心患者是否能承受化疗，对患者病痛的担忧而出现焦虑等负性情绪。焦虑等情绪与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呈正相关，与相关〔17〕研究结果一致。患者化疗前，及时告知家属化疗相关知识以及化疗后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对降低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十分必要。

3.3.6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越高，家属的疾病不确定感越低。有研究显示〔18-20〕，恶性肿瘤患者家属文化程度对其疾病不确定感有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属，对乳腺癌相关知识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较强，能够通过更多的渠道获得疾病相关信息，也更能理性、客观地看待疾病的发展与预后，从而降低疾病不确定感。

综上所述，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家属疾病不确定感处于较高水平，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医护人员在关注患者的同时，也应关注家属的身心健康，评估疾病不确定感来源，据此对家属进行心理指导，不仅可降低家属的心理压力，还有利于促进患者康复。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