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堂会

摘要：面对瘟疫、台风、地震、海啸、洪水、暴风雪等巨大的自然灾害，人性得到了真实的检验，卑劣和崇高俱在。当代文学灾害书写常常将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态的自然灾害情境下，表现危难之中人性的光辉和幽暗。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出谁是真的英雄和猛士，显示了绝境中心灵的坚韧和强大;另一方面，灾害中的基本价值体系崩塌，给人类带来心灵的磨难与灵魂的拷问，有利于刻画主人公在灾害情境下所遭受的精神苦难，表现人性的悲悯和无奈。

关键词：当代文学;自然灾害;人性;卑劣;崇高;思辨

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当代文学不可能熟视无睹，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灾难的文学作品，以长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居多。灾害文学常常将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态的自然灾害情境下，表现危难之中人性的卑劣或崇高。自然灾害来临时总是伴随着无穷的威力，地震、海啸等灾害席卷苍茫大地，地坼天崩、房屋垮塌，把人们置于一种惊恐和死亡的情境之中。灾难之中见真情，灾难最能考验人性的真面目。灾难能够照亮人性的光辉，在困难来临之际，大家能够扶危济困、相互关怀、共克时艰，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爱;灾难也常常会打破人类基本伦理规范，导致人性产生畸变，有些人为了生存下去违背良心、无恶不作，以致发生一些难以想象的违背人伦的惨剧。

一、灾害书写中的人性光辉

面对灾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得以彰显，举国上下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面对难关，赢得胜利。灾害看似黑暗，却总有人挺身而出，烛照出人性的光芒，使得平日里看不出来的伟大与无私充盈整个世界。

2008年，南方出现冰冻灾害，供电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河北唐山农民宋志永带领12位农民兄弟一同前往湖南郴州，毅然加入共同抗击冰冻的战斗之中。潘飞、段捷智的诗歌《敬礼，我们的农民兄弟》高度赞颂这13位农民兄弟。郭传火的报告文学《汪洋中的安徽》描述了行洪区民众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怀。魏台子农民魏敬奎家中缸里虽然只有一点发芽的麦子，但当被问及魏台子被列入行洪区蓄水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时，他毅然决然地说道，应该行洪，“俺村对岸就是淮南孔集煤矿和电厂。要是电厂一进水，连上海、江苏都要缺电哩。俺村一行洪，保电厂的大堤就安全了。小局服从大局，就是这么个理”[1]。凤台县有十几个像魏台子这样“未入册”的行洪区，为了顾全大局，他们最终选择响应上级号召掘堤分洪，不惜将灭顶之灾“扣”到自己头上。安徽淮河中游两岸有一百多万这样“揽灾受、找苦吃”的灾民，正是他们的默默牺牲，为淮河洪水的顺利下泄开辟了一条宽阔走廊。

高丹宇的诗歌《警察妈妈》对汶川地震时一位普通民警的温暖人性与无私母爱献上了热情的赞歌。抗震救灾时，民警蒋小娟为了专心灾区工作，忍痛将6个月大的儿子送到乡下。作为一名新晋母亲，她不忍看到帐篷里可爱的婴儿只能吃一些稀饭和水，她便把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当成自己的孩子，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们。两天之内，蒋小娟就用自己的乳汁救助了8个娃娃。2020年7月17日《合肥晚报》“档案观止”栏目刊发《1991年那场大水的记忆——从档案看合肥的防汛减灾（中）》，记述了在1991年抗洪抢险中一位当代“红嫂”的动人事迹。战士刘广利、贾庭图泅水拖着橡皮舟奋力向堤埂游去，舟上装满了村民和粮食。突然，这两个战士的手臂被毒蜈蚣咬伤。他俩顿时感到全身麻木，手臂肿得像个馒头，疼得在船上直打滚。村民们见状感到非常心痛，一个50多岁的计划生育干部说：“我们这里有个土方子，奶水可以消肿止痛。”这时坐在船尾的25岁农妇薛文姐走了过来，放下手中刚满9个月的婴儿，二话没说就撩开衣襟，把自己的乳汁挤到战士的伤口上。所有在场的官兵和群众无不为之动容，支队政委陈求激动地给薛文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以军礼向这位当代“红嫂”致敬。后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徐寿增中将听到薛文姐用乳汁救伤员的感人事迹时，也为这位当代“红嫂”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像蒋小娟、薛文姐这样的普通人物还有很多，他们都能在灾难中发出耀眼的人性的光芒。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中，许多人在险境中舍生取义，为了顾全大局将个人利益与安全抛之脑后。在大地震发生时，付兴和的儿子也是万千难民中等待救援的一员，但是当时作为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的镇长，付兴和选择放下小家为大家。他一心扑在抢险救灾上面，顾不上被埋在学校废墟之下的儿子。等到布置安排好全镇的安全工作，儿子的伤情早已被延误，错过最佳救治时期的儿子最终因砸伤导致呼吸系统障碍在医院中无声地死去。诗歌《父亲的愧疚》不仅写出了父亲对儿子的愧疚，更赞扬了“人民的儿子”在地震中无私的举动。天不作美，地震发生时莘莘学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讲。由于事发突然，教室里的学生来不及躲避，所以学校的灾情格外严峻。张家春、谭千秋、王周明、向倩、袁文婷、周汝兰等一批英雄教师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凸显教师的无私奉献。“实验室在一楼的第一间。很快，上面楼层被撕裂，石头和水泥块泼水般往下倒，边上的墙体不断往下压，教室门框吱吱嘎嘎着开始变形，很快就要垮下来。学生逃生的通道眼看就要堵上了，张家春一个箭步冲过去。这位年轻的羌族汉子，使出全部力量，用自己的身躯顶起门框。这是通向生命的大门！学生一个接一个从他的双臂下穿过。40 多个孩子很快逃出摇摇欲坠的教学楼，跑到不远的操场上。而这时，为孩子们扛起‘生命通道的张家春却被裹在滚滚灰尘中，掉下来的砖石不断地砸在他身上。”[2]谭千秋老师在地震中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死死护住学生，孩子得以存活，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些为了学生舍身赴难的老师，身上都闪烁着崇高的人性光辉。

尽管灾难丛生，但灾难中仍然有人性的光芒，这是中华民族能够走过灾难、生生不息的原因。在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为了养活襁褓中的鹦鹉韩和没有生活能力的上官金童，将偷吃的食物呕吐出来，再重新洗净来喂养他们。在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虽然家里每天只能喝很稀的玉米粥，但在許三观生日那天，妻子许玉兰特意将玉米粥煮稠了些，并加了一点过年才会吃的糖。许三观为了让三个儿子多吃点，宁愿自己饿着，用嘴给许玉兰和三个儿子炒了一道道菜。为了家人的生命，许三观冒着生命危险去卖血，还把许玉兰和别人生的孩子一乐也带去吃了碗阳春面。在智量的小说《饥饿的山村》中，为了保住村里唯一的新生命，李家沟人自发把食物送给怀有身孕的盼水。李秀姑甚至还担下吃人肉的恶名，竭尽全力地去保住盼水肚中的新生命。在黄国荣的小说《乡谣》中，跃进和盈盈每日省下一勺粥、一勺饭，接济比自己更需要粮食的叔叔。正是这种患难与共和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撑着灾难中的人们顽强地活下来，在求生的本能中彰显出生命的能量与意义，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渡过苦难的精神动力。在灾害爆发的至暗时刻，只有人性的爱与善可以照亮生命与心灵，在艰难岁月中，是人性的光辉给予众人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二、灾害书写中的幽暗表达

有的人在灾害中彰显出人性的伟大，也有人为了求生，把人性的卑劣暴露无遗。李尔重的长篇小说《战洪水》中的魏鴻运在洪水肆虐之际，想的不是如何渡过难关，而是如何发财。他脱离合作社私自贩运短缺的蔬菜、豆芽、小干鱼，高价卖到抢险大堤上。为了发家致富，他内心并不希望洪水退却，这样他就可以多赚几百块钱。他的合伙人杂货店老板秦前幸灾乐祸地说：“要给财神爷多上供呀！这雨下得多好，水涨得多来劲，小张公堤不行啦，丹水池要垮啦，汉黄公路断了线啦，这都是财神爷对咱们的照顾。”[3]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描写了处于鼠疫阴影之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处在非生即死的极端状态，人们将礼义廉耻抛在脑后。鼠疫充当着照妖镜的功能，使人性中的丑恶原形毕露，无处躲避。巴音是傅家甸第一位感染鼠疫而暴尸街头的人，旁观者全是一副冷漠的嘴脸，不仅不给予同情反而扒去了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4]。小市民的自私贪婪与冷漠被迟子建刻画得淋漓尽致。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写到地震时期一场令人震惊的抢劫风潮，这片废墟被一种无理性的喧嚣声浪所淹没，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 800余人。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一周之内，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共计有：粮食670 400余斤，衣服67 695件，布匹145 915尺，手表1 149块，干贝5 180斤，现金16 600元……[5]149

人们不愿相信唐山曾有过这样骚动的一周，不愿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揭露着人性的幽暗，与阳光下数不胜数的无私援助、克己奉公、友爱无私相比，它让人们不忍直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人性的幽暗，应该把这种伤痛铭记于心！作品细腻地展示和分析了人们心理变化的过程。一开始，唐山人面对的是地震带来的死亡和伤痛，随着灾害的持续，饥渴和寒冷接踵而至。商店倒塌时抛洒出的食物让人们意识到废墟之下有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他们不假思索地走向那些埋着糕点、衣服、被褥的废墟，人们的欲望就这样被点燃了。“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5]151这种情绪和行动具有传染性，越来越多的人在瓦砾上奔跑、争抢。包裹在部分人手中变得越来越大，所有人都“不甘落后”，所以“群起而攻之”。他们不顾一切地瞪大眼睛极力搜寻，唯恐错过了什么。他们早已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也要拖过去。

刘晓滨的《废墟狼嚎》也写了唐山地震中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的情形，“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正在摘取遇难者腕上的手表，她那两条枯瘦的胳膊上已经套满了各式各样的手表，连胳膊肘都不能打弯了，但她仍旧在锲而不舍地努力着希图再在上面套上一层。两个手持棍棒的青年如入无人之境地冲进了商店，‘叮叮当当一阵胡敲乱砸。躲过了地震灾难的玻璃柜台架子歪了玻璃碎了，里面的物品被他们一件一件堂而皇之地捡进了网兜……一辆毛驴车蹄声‘嘚嘚地从郊外驶来，归去时，车上载满着都是五颜六色搬来的扛来的喜悦”。[6]244他们脚下或许正有遇难者凄楚的呻吟和急切的呼救声，他们身旁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或许正有一只濒临绝境的手颤颤地伸了出来，但他们没看见，也没空看见，他们眼里能看见的只是与自身利益和生存相关的物品！

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不死的土地》描写了洪水面前截然不同的几种行为：有的人挺身而出无所畏惧，有的人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有的人见危不救还趁水打劫。危难之时，全国各地的战士朝405国道进发，毅然前往三河镇进行灾民营救工作。三河镇本镇汽车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王维忠却反而命令车队开离三河，抛下抢险救人的重任，其贪生怕死的行为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后来被肥西县纪委开除党籍。当洪水溃坝涌进镇里的时候，一些人明目张胆地出没于街巷趁火打劫，在公安干警荷枪实弹日夜巡逻之下，那些猖狂的“别动队”才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一场场洪水掀起了多少人性的沉渣，又留下了多少遗憾，不禁让我们思索人性到底是什么？岳恒寿的报告文学《洪流》里面提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故事。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日夜兼程，从桂林赶赴沙市参加抗洪抢险，行军30多个小时只吃了一顿饭。两个士兵上街买菜，卖菜的妇女3个冬瓜竟然向他们要了150元。如果是平时，他们不会去买这3个冬瓜，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饿着肚子，所以他们也顾不上讲价付了钱就走了。女干事熊燕在簰洲湾乘坐冲锋舟去救人，看见远处一座楼房的阳台上有一个妇女搂着两个小孩在向他们招手。熊燕从阳台上将两个小孩抱到船上，呼唤妇女赶快上船，谁知那个妇女却慢条斯理地收拾起自己的家当来，大包小包捆了好几个直往船上扔。熊燕一下子就冒了火，说：“我们是来救人，不是给你搬家。只能人上去，东西一点也不能带！”那妇女就和熊燕吵起来：“人走了，家里这么多东西丢了怎么办？”熊燕说：“许多人还在洪水里挣扎，一条舟只能坐十二个人，放了东西就少救了姐妹，你懂不懂？”就将甩到船上的大包扔回阳台上。可熊燕扔上去，那个妇女就又扔下来，扔来撂去了几个来回。熊燕高声说：“时间就是生命。你走不走？不走开船啦！”那个妇女气得叉开双腿，一只脚踏在冲锋舟上，另一只脚踩在阳台上喊：“我看你敢开船！”直到允许她带着两个小包后她才答应让开船。又过了两天，舟桥旅部队官兵在驻地为两位牺牲的战士举行追悼大会时，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说有3个被解救出来的乡民为了回家看看财产有没有丢，不听干部的劝阻偷偷借船划回去，在途中翻船落水，命如垒卵，请求部队立即救援。两位烈士的追悼会不得不中断，仅仅就为了那几个人的家产！[7]

在极端的困境之下，更能见出人性的残酷与黑暗。比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在极度的饥饿情境下，人性中的恶也随之升腾而起。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执行委员會主席卡斯特罗在《饥饿地理》中曾谈及饥饿对人类品格的破坏，“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压倒一切的饥饿力量，能使人类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副精神在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人们“对于环境的一切刺激所应有的正常反应完全丧失消灭。所有其他形成人类优良品行的力量完全被撇开不管。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束逐渐消失，最后一切顾忌和道德的制裁完全不留痕迹”，人们所做的一切越轨犯禁行为，“或多或少都是饥饿对于人类品格的平衡和完整所起的瓦解作用的直接后果”。[8]

一些女性在灾荒之年往往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去谋求生存，莫言的《丰乳肥臀》就书写了饥饿对女性尊严的摧残。1960年灾荒来临后，“蛟龙河农场右派队里的右派们，都变成了具有反刍习性的食草动物”[9]434那些都已变为“食草动物”的右派们，在蛟龙河的农场上，艰难地反刍生存着。本拮据不堪的粮食，中间还要经过场部要员的层层克扣。每人每天一两半的口粮分配到右派嘴边，便只剩成了一碗寡粥，水漾里映出羸瘦面孔。人们只能像牲口一样，把胃里用来充饥的野菜和杂草反刍上来，流着绿色的汁液在嘴里细嚼。“当女人们饿得乳房紧贴在肋条上，连例假都消失了的时候，自尊心和贞操观便不存在了。”[9]435骄傲的医学院高才生乔其莎就像狗一样被食堂掌勺的张麻子用一个馒头诱奸了。“那个炊事员张麻子，用一根细铁丝挑着一个白生生的馒头，在柳林中绕来绕去。张麻子倒退着行走，并且把那馒头摇晃着，像诱饵一样。其实就是诱饵。在他的前边三五步外，跟随着医学院校花乔其莎。她的双眼，贪婪地盯着那个馒头。夕阳照着她水肿的脸，像抹了一层狗血。她步履艰难，喘气粗重。好几次她的手指就要够着那馒头了，但张麻子一缩胳膊就让她扑了空。张麻子油滑地笑着。她像被骗的小狗一样委屈地哼哼着。有几次她甚至做出要转身离去的样子，但终究抵挡不住馒头的诱惑又转回身来如醉如痴地追随。”[9]436在极度的饥饿中，女性也只能靠自己最宝贵的贞操去换取最需要的粮食，灵魂仿佛离开了身体，徒留一具有着女人身体的躯壳。“她像偷食的狗一样，即便屁股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也要强忍着痛苦把食物吞下去，并尽量地多吞几口。何况，也许，那痛苦与吞食馒头的愉悦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所以任凭着张麻子发疯一样地冲撞着她的臀部，她的前身也不由地随着抖动，但她吞咽馒头的行为一直在最紧张地进行着。她的眼睛里盈着泪水，是被馒头噎出的生理性泪水，不带任何的情感色彩。”[9]437饥饿让女人像牲畜一样活着，没有尊严，没有屈辱，没有反抗。不仅乔其莎如此，出身名门贵族、留学俄罗斯的霍丽娜也仅仅为了一勺菜汤便委身猥琐不堪的张麻子。无独有偶，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中也上演着这样的荒诞戏剧。杀猪的许茂法依靠自己手里的肉去诱惑饥饿的周菜花与其发生关系。饥饿不仅将女人的尊严毁灭得一干二净，还将人的原形暴露无遗，把人变成赤裸裸的生物性的人。哀鸿遍野的年代让人们忘记道德，渐渐滋长出野蛮的兽性。饥饿折磨着人的肉体，同时也耗尽了人性中的美好品质。《乡谣》中有一段过年分米粉的情节，原本相依为命的一家人，只为了一点粮食就分道扬镳，真可谓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叫汪四贵的男人在有难之时抛弃了老婆周菜花和儿子跃进，一个人跑到江西寻求生路，教书的大吉瞒着家里人在学校偷食他每天六两的供应粮。灾荒侵袭下的小镇没有了往日的温情，到处都弥漫着荒凉与冷漠，“夫妻不再是夫妻，父母也不再像父母，儿女也不再像儿女，兄弟也不再像兄弟。连男女之间都没了那件事，没有男婚女嫁，没有生儿育女。活着的人一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渴望有一口稀粥喝，不敢奢望米饭、馒头和饼子”。[10]肚子都填不饱的人眼里只剩吃、只剩粮食，为了活着忘记所有的礼义廉耻与亲情，除了缓解饥饿，心中别无他物。

灾害使人性幽暗卑劣的一面浮出地表，这是人类不停向前发展的文明史的重大倒退，给人类心灵带来极大的精神戕害。在越发逼仄的环境下，人性发生严重的扭曲与畸变，人们为了求生抛妻弃子，甚至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们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往往会有多种的需求，人们总是满足了低级的需求才有可能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这也就不难解释灾荒时期发生哄抢食物甚至人食人的现象。智量的《饥饿的山村》写到了饥荒之下人食人的情形，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则写了一个母亲煮吃亲生孩子的惨剧。

三、灾害书写中的人性思辨

人性是什么？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或是善恶并存？梳理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记录了灾害下人性的精神影像。苦难既能暴露出人性中残忍自私的一面，也能凸显人性光辉的一面。善与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性是由一个人的原始本性和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共同作用而决定的，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

刘晓宾的长篇小说《废墟狼嚎》描写了唐山地震中令人遗憾的一幕：“或许，正是有了这些私欲的膨胀和丑恶的反衬，大地震的废墟上上演的一幕幕舍生忘死、相濡以沫的故事，才会如此悲壮，如此的轰轰烈烈、有血有肉吧！毕竟，生存是艰难而又壮烈的，而洗心革面的方式毕竟也是多种多样，是以某种前提为前提的啊！”[6]255关仁山的小说《重生》生动地描写了警察与逃犯的故事，写出了犯人的人性复苏。由于惦记自己的孩子，正在狱中服刑的犯人棍子不顾违法行为，趁地震混乱之际逃出监狱。女警察汪敏在追捕棍子的途中不顾自己的安危掩护犯人棍子，她的大爱感动了棍子。棍子在见到自己的孩子之后，又满含泪水返回监狱接受改造。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叙述了唐山地震时期1 800多名抢劫犯，最终被逮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那些因各种原因被关在看守所里的罪犯，听着周围凄惨悲切的呼救声，那是他们的同胞啊，他们在监狱里再也坐不住了，主动要求出去救人。“几把刺刀其实是管不住分撒在废墟的这一群囚犯的，可是囚犯们没有忘记有一道无形的警戒圈”[5]122， 抢险救人之后他们本可以趁乱逃走，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个“重获自由”的机会。罪犯和英雄在考验人心的关键时刻就这样发生了急剧的反转。善与恶往往就是一念之差，有的人在突发的自然灾害下选择出卖自己的良心，而那些在押的犯人却并没有因牢狱的囚禁而掩盖了人性的光辉。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还记叙了一则富有意蕴的“方舟轶事”。在那常见的防震棚里，为了生存，6个家庭21口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大户”，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在一起共享一点点仅能糊口的食物。后来，随着各自家庭挖掘出来的粮食、财产的多寡悬殊，无情地挑破了他们感情维系的纽带，一些人开始藏匿自己得到的东西，不再打算与其他人分享，这个大家庭又重新被划割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灾难中的人群为了生存而聚合，为了私有财产而分散，就如同人类发展进程的一次戏剧性演示。对生存的现实考虑不可抗拒地牵引着人们的意识和灵魂，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依恋“大锅饭”的温暖，但是一旦环境好转带来了财富的不均，人性的天平便开始失去平衡，人们的内心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深刻挖掘了灾难降临时人性的挣扎，对于是向物欲妥协还是坚持精神高贵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人们面对灾难往往存在一个徘徊、选择的过程，既有人性卑微、懦弱与耻辱的一面，也有责任、良知、怜悯的一面。作者在刻画时直逼人心、拷问人性。在冰雪灾害中，“一个饥饿的母亲，竟然夺走自己孩子的食物，然而，她很快意识到她做了什么，她把食物又重新塞进了孩子的嘴里”[11]178。在晚点的火车站台上，一位年轻母亲怀抱婴儿无尽等待，“她好像怕他冷，过一会儿，就俯下身，用舌头舔他，一遍遍地舔，用一个母亲最后的一丝余温”[11]55。其中有这样一位在川藏公路上跑了十几年车的退伍士官，生活不易，在养家糊口的重担下，他决计在冰冻灾害时出车狠狠地宰客，一时之下，盈利颇丰。利益驱使下，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违背了良心，反而认为自己用生命挣来的钱是心安理得的。愈演愈烈，又一个风雪之夜他出去宰客，行车途中看见一个人站在路当中冲他大挥手臂，他心中暗喜，自以为今夜又可以捞一把。然而，当他慢慢地开近，他看到那个人背后的道路已经裂开了一大块，在冰雪的重压下蠕动着、瓦解着下沉。惊吓之余，他赶忙一脚急刹，窃喜后的巨大惊吓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危机解除，他看到那个人仍然站在路上继续给其他司机警示危险，联想到自身，他犹如被当头一击，他的冷汗就这样洗涤了他的灵魂。经过这样一个偶然的小插曲之后，这个退伍的士官第二天又换上了那套好久没有穿过的军服，在自己的车上挂了一块“免费运送急难旅客” 的牌子，成为韶山第一辆免费义务运送急难旅客的车辆。人性暂时被蒙蔽又重现的例子还有很多。人性是自私的，许多人在冰冻灾害到来时想的不是万众一心渡过难关，而是自己如何在变局之下发灾难财。谁能想到，平时教书育人、整天把道德放在嘴上的代课老师在灾害中竟然也加入了哄抬物价的队伍当中。平时工资微薄，趁灾害捞一笔，这显露出人性贪婪的一面。然而，当他看到遭难旅客们的惨状，他的不忍之心与悲悯之情被唤醒了，他犹豫了好一阵，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本”分给了寒风中为小外孙讨要水喝的王娭毑，最后更是把所有的食物和水都分给了困在车上的乘客，“慌忙地下了车，逃也似的走了”。[11]24这些行为温暖了严寒中的人们，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同情与奉献的力量。在这些平凡的人物身上焕发出了耀眼的人性光彩。也正是这些人物真实感人的犹豫与矛盾，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下，灾害造成的外力冲击会导致需求层次的降低，引起心理活动的失调或重整，从而做出异常举动。严酷的灾害已然使最起码的衣食都成了难题，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在生存面前变得虚无缥缈，人们的需求结构必然降低到最原始、最低级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上，去追逐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人性的善会遭到破坏。这也就是为什么，卡斯特罗在《饥饿地理》一文中把饥饿放在对人类行为造成伤害和破坏的首要位置。既然饥饿会冲击到人类的行为规范，这样就需要借助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在非正常时刻把人类的原始本性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存在着精神追求的一面，不能把人類和仅仅满足于生理本能与需求的其他动物等同。历史和事实证明，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只要其精神性的需求战胜原始本性，人性伟大的一面便会取得胜利，彰显出人性的光芒，烛照人性的幽暗。

当代文学对灾害下的人性作了丰富的表现，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出谁是真的英雄和猛士，显示了绝境中心灵的坚韧和强大;另一方面，在灾害情境下，人类的基本价值标准被撼动，为此主人公不得不遭受心灵的磨难与考验，从而表现出人性的悲悯和无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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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