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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概念的历史流变

2021-06-06王克霞

关键词:妇女中国共产党概念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妇女”一词。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概念作为一个桥梁,既连接了中国女性过去的苦难经历与未来的光明前景,又促进了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将“妇女”与“性别”疏离、与“阶级”联合;在土地革命时期重新解读“妇女”与“传统”的关系,开始将“妇女”本土化;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又将“妇女”推向宏大的国家、民族场域;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妇女”与“翻身”合体,并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重塑“妇女”概念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中国化的历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妇女;概念

从概念上讲,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女性整体的称呼几经变迁。其称呼从儒家家庭亲属关系中的“妇女”,到具有西方女权主义色彩的“女国民”,再到以生理属性为基础又具有小资情调的“女性”,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演变为革命政治范畴的“妇女”。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是出现频率较高的重要概念,是理解把握革命历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语。目前学术界对“妇女”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从词源学角度梳理了近代“妇女”概念的变迁谱系,认为“妇女”一词可追溯至明清时期,

“妇女”本身的历史意义丰厚,符合儒家思想中“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主要用于强调女性从属于家庭与婚姻这一事实;其二,从社会性别角度指出,在中共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在获得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同时,其作为女性的性别解放却被忽视;其三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妇女概念作历史的、具體的分析,着重分析了“女性”与“妇女”意识形态之区别,认为“妇女”一词是中国共产党为区别西化的“女性”概念而塑造的。①以上研究各有千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妇女”一词与中国革命的高度关联性。概念的流变与话语背景的变迁是相辅相成的,“妇女”概念作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被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含义有无变化?这一切都需从中共具体革命实践语境中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妇女”概念与“性别”疏离、与“阶级”联合

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向警予出于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提出了将‘妇女替换成为女性整体的名称”[1]83 。“妇女”这一概念随之在马克思主义刊物与译著中广为流传,逐渐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词汇之一。

(一)“妇女”概念开始与“性别”疏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妇女”概念开始与“性别”疏离,其实质是跟性别指代遮蔽下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清朝之前的“妇”与“女”、清代的“妇女”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概念在性别指代的基础上都被赋予各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无论是“妇”“女”还是“妇女”都代表着儒家家庭教义符号体系中的女性亲属整体,是男权主义文化中的“空洞能指”,其隐喻了统治阶级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为维护封建父权制的家庭稳定,封建统治阶级根据“男尊女卑”的原则,对女性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范要求。身处父子君臣的文化符号结构中,女性早已被规定了角色和职责,“妇”是妻子,相对于丈夫、公婆而言,“女”是女儿,相对于父母、兄弟而言。“妇”“女”和“妇女”概念传递的是“男尊女卑”的等级关系。女性形象的性别意味“已被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从属意味所取代(至少部分取代)”[2] 18。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女性”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同样拥有意识形态的烙印。作为反封建传统的产物,“女性”历史地包含了一种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反阐释力。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时,将女性解放作为突破口,认为女性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奴隶的奴隶”[1]77。但同时“女性”作为西化文化的产物,又被赋予新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女权主义”等新词汇与“女性”链接,并产生巨大的话语权力,最终“女性”在更大的反封建话语的框架中构成了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的话语符号和主体位置。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平等观的指导下,中共对“妇女”一词重新阐释,逐渐取代“女性”概念,淡化乃至消除两性对立,构建一种全新的“男女平等”的两性关系。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不再是与“男性”相对立的性别指代词,而成为与部分“男性”并肩作战的战友。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指出“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3]292。1923年中共三大提出的《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在总结女工斗争的经验时指出,“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3]68,并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男女社交自由”等口号,强调性别联合的重要性。“妇女”与性别的分离,意味着其与封建宗族统治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分离,从而确立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阶级”观念置入“妇女”概念

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概念,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的符号出现的,超越了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正是在阶级观念置入“妇女”概念过程中,“追求女权解放的妇女运动……已悄无声息地转变为唤醒被压迫阶级妇女群众为自身解放而投入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事业”[4]。具体而言,用阶级分析法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妇女”与“阶级”联合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现代工厂制度和现代工厂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都是建立在对妇女的剥削之上的。“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5]。通过直接雇佣,资本家残酷剥削了妇女的剩余价值。即使不被雇佣,妇女也“通过再生产劳动力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但又是隐藏着的角色”[6]。也就是说,作为母亲,妇女生育了将来要成为工人的孩子;作为妻子,妇女承担了男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承受的压力。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要想根本解决两性间的不平等问题,就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变滋生剥削妇女的经济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重要观点。陈独秀在1921年1月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制度造成的不平等需要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目前的“社会制度,造成社会的许多不平等的事情,因社会造成个人的不平等不独立,然后方有社会主义发生”,“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7]向警予同样将妇女悲惨的命运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压榨,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越发达,妇女越沦于悲惨之境地”[3]299。强调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同步性,是完成“妇女”与“阶级”联合的第二步。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蔡畅通过分析俄国革命与妇女的关系,得出“十月革命根本解放了俄国妇女!中国妇女若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3]305的最终结论。结合中国妇女运动的现状,王会悟主张学习俄国经验,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任务不是追求个体的性别解放,而是“依据阶级的觉悟为阶级的结合去推倒资本制度”[3]33,更进一步强调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同步性。她认为只要“社会主义不能实现”,那么“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 [3]34。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第一部妇女运动决议,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等同于阶级解放”的观点。该《决议》认为只要经济不平等存在,妇女就得不到平等和自由,并且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3]29-30。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妇女解放纳入阶级解放的过程之中,使妇女与整个被压迫阶级结合,将妇女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人力资源而加以重视和开发。美国学者汤尼·白露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妇女作为宏大话语群体中的一份子,与其他现代的国家普遍范畴如‘工人、‘青年、‘无产阶级这样的词语误用并存” [1]64,其实这不是“误用”,而是阶级联合的产物。

二、土地革命时期:“妇女”概念开始“本土化”

国民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始筹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不同于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背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面对农村这个封建宗法社会,中共开始调整妇女工作重心,“妇女”概念开始“本土化”,其含义得到进一步拓展,“一方面,‘妇女在马克思主义符号谱系中的位置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妇女与中国传统话语的联系被重新挖掘出来”[8]。

(一)“农妇”被纳入“妇女”的主体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动员和组织农村妇女也随之成为中共妇女工作的重心,农妇开始成为革命“妇女”的主体之一。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就曾注意到农村妇女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中共四大的《对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就提出,以后开展农民运动的地方须同时“注意做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作”[3]281。在四大决议的指导下,各地也曾出现过趋于组织化的农妇运动,但迫于形势,这种农妇运动未能成为妇女运动的主流。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注意到过去妇女工作的主要问题为“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9]11,并提出下一步“应在农民组织中作有系统的妇女工作” [9]16,从而正式将农妇纳入“妇女”的革命行列。为什么农妇能成为革命“妇女”?这是基于“农妇需要革命”和“革命需要农妇”[10]双向性需要的认识。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妇女受压迫的源头在中国具体表现为 “四条绳索”构成的封建宗法制度。中国女子除了要承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权力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11]。农妇不但物质生活困苦,而且精神上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这一切都促使其走向革命。当然革命也迫切需要注入农妇这一重要力量。早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中,中共就认识到妇女将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12]。

(二)“妇女”与“传统”的关系得以重新解讀

第一,“妇女”与“家庭”的关系得到重新建构。妇女是家庭革命最关键的因素,争取妇女的工作是中共嵌入旧式家庭、打破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最具策略性的一种手段。中共革命话语体系历来反对“贤妻良母”的主张,认为“妇女”不应受限于家庭场域,却从不否定“妇女”家庭身份的重要性。中共一方面主张妇女应该从家庭中走出来,与男性一起参加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却在革命需要下,保留妇女家庭伦理者的角色,构建其家国意识,从而起到动员家庭成员参加革命的作用。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是建立在“家”的概念之上的,而“家”的先决条件得有夫妇,男女经由婚姻结合,组成“家庭”,而妇女与家庭、婚姻联系密切。妇女作为家庭重要成员,只有她们安心家居生活,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才可以巩固,国家才能逐渐稳定下来。因此,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构建中,“妇女”概念又具有巩固家庭、稳定社会基础的内涵。另外,中共在为妇女保留传统伦理角色的同时,也赋予其全新的革命功能。“妇女”被重新定位,“通过革命社会实践的神奇之力和意识形态的换喻之法,被置于现代家庭的范畴之内”[1]64。中共借助妇女在亲属关系中的“妻”“女”“媳”等伦理角色,进入家庭,从而起到了动员革命力量的作用。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中提到妇女的职责,“在扩大红军工作中,也必须广大劳动妇女有深刻的认识,而热烈起来宣传发动和鼓励她们的儿子、丈夫及兄弟去当红军,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若是这些劳动妇女不起来积极的参加各种工作,则工作的进行上要发生许多阻碍”[9]227。

第二,“妇女”与“劳动”的关系得到重新解读。中国妇女勤劳善良,大多数一生劳作不息。可见“劳动”是传统话语之一,但为什么劳动,为谁劳动,这是可以纳入革命话语体系的新问题。中共革命话语体系对妇女过去一直从事的家务劳动给予了肯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由妇女料理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只是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料理家务才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13]84-85

他进一步强调“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13]85。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作为一种历史主体,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参政权、文化上的婚姻自主权以及经济领域的生产劳动权,其中生产劳动权是重中之重。换言之,妇女只有参加了社会生产,成为社会与家庭财富的创造者,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获得男女平等的各项权利。劳动意味着解放,意味着平等,这样的话语置换,激发了妇女的积极性。劳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引导妇女自觉地融入国家民族解放的大潮之中。土地革命时期鉴于苏区当时恶劣的外部环境及内部劳动力的紧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14]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领域最迫切的任务。中共“领导与激励劳动妇女来积极参加革命”,以劳动促进革命,以革命引领劳动,从而“增加革命胜利的建设”。[15]

三、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妇女”概念与“国家”“民族”等宏大场域相链接

抗战爆发之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共及时作出工作调整,把动员全民族抗战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妇女工作随即调整为“服从于民族的最高利益,服从于抗日的利益,以抗战为中心而出现于抗战工作的各个战线” [16]。“妇女”概念开始与“国家”“民族”等宏大场域相链接。

(一)构建“妇女”的家国意识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重视构建妇女的家国意识,肯定了女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处于儒家家庭教义符号体系中的“妇”“女”

“妇女”概念与家庭这个私人场域相关联。封建社会之所以将女性的活动领域局限于家庭,在于封建統治者们试图制定性别礼规,以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与封建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认识到妇女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此时培养妇女的家国意识刻不容缓。1939年毛泽东在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而作的演讲中认为,“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的前提条件是“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所以“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18]167。当有人提出“女子是没有力量的”“女子有一点力量,不过是很小”等质疑时,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 [18]167。他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与整个民族解放是高度统一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18]169。为进一步推动妇女参与抗日,这一时期“妇女”一词更是“被重塑为中国的第三种因素或三角式范畴,斡旋于现代国家和现代家庭之间”[1]84。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曾从整个民族抗战利益出发提出过“新的贤妻良母”的口号,并解释道“我们不空口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应做新的解释,应创造无数抗日革命的模范妻子(贤妻)、模范母亲(良母)以至模范女儿、媳妇、婆婆等等”[19]144,这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妇女从家庭的“小我”走向国家的“大我”。毛泽东曾说:“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19]149事实证明“女子在宣传组织训练民众工作的效能上,有时会比男子为高”[19]250。

(二)强调“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同步性

在“妇女”概念的构建中,中共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追求个体自由的女性解放,而强调国家、民族解放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女性”一词强调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性等方面的独立自主权,批判男性支配并呼吁社会改革,其目的在于把“性别”抽离出国家、民族等社会元素,最终达到个体的性别解放。这一解放路径与中国具体国情严重脱节。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紧张的性别政治,中国妇女解放是从属于民族解放的。在中国“性别对抗并没有单独成为一种国家理性的差异张力,女性解放必须附着在对国家主权的诉求之上”[20]19。正因为中国妇女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密切关联,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呈现出与政治变迁高度契合的态势,“中国现代政治与妇女史的内在关联性程度之高——有时平行并置,有时又完全融合,这在其他政治体中是罕见的”[20]313。中共强调“妇女”解放与国家民族解放的同步性。中共早在1925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就认识到,只要中国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扰乱就会延长,人民就会沉沦于更痛苦、更悲惨的命运。在日本全面侵华加深民族危机的时刻,中国妇女“只有在积极参加抗战中,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才能获得妇女的解放” [21]。1939年毛泽东在“三八”纪念活动中也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18]166,因此妇女们才不自由不平等。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妇女只有跟工人、农民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解放、民族解放,才能最终得到自身解放。1941年前后中共已经认识到了妇女工作偏重于维护妇女权益的问题,开始对脱离了民族矛盾、局限于性别矛盾的“妇女主义”进行批判。1941年10月《解放日报》就曾指出妇女工作出现的一个不良倾向,是“把妇女解放运动孤立起来看,形成‘妇女主义倾向,使妇女工作流于男女两性的对立斗争”[19]572。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下的“妇女”解放不同于单纯的性别解放、阶级解放,已然走上了与民族解放相结合的道路,成为民族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解放战争时期:“妇女”概念与“翻身”等政治话语合体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解放妇女。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演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中共的中心任务随之变更为推动民主运动,争取和平建国。“如果没有民主的政治就得不到真正的妇女解放”,为争取最终的解放,妇女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参政议政等民主活动。这一时期“妇女”概念开始与“诉苦”“翻身”“解放”“民主”等政治话语相链接,成为衡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否胜利的标志之一。

(一)“妇女”表达“翻身”的期盼

回顾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妇女对于抗战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她们从事于征募,走上前线,同时参加后方的一般战时动员工作,更进而参加武装训练,但是“妇女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又非笔墨所能形容出来的”。[22]6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百废待兴,“今后妇女工作应当怎样做”等问题提上日程。《现代妇女》编辑委员会邀请许多妇女工作者举行了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抗战胜利后广大的乡村妇女、劳动妇女仍是生活在黑暗痛苦中,知识妇女、职业妇女还是在苦闷、彷徨和被排挤中。其原因“在客观上是因为政治的不民主,在主观上是因为妇女工作的本身尚有许多缺点”[22]2,这次大会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民主的政治,就得不到真正的妇女解放。同时,如果没有和平,根本上就谈不到建国。” [22]2-31946年华中妇女代表大会提出了“革命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大会一致答复“是为了群众,就是要替群众兴利除弊,解决痛苦,引导群众翻身,自求解放”,并进一步指出“妇女是群众,而且为数占人口一半,她们最痛苦,最受压迫,她们要兴的利要除的弊特别多,迫切要求解放”。[22]41那么妇女的苦难从何而来呢?邓颖超在《全国妇女界意见的总结》中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并没有改善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却使之“陷入了更深的痛苦深渊”。[22]63具体表现为:其一,封建的压迫。“广大妇女现在仍过着中世纪农奴一样的生活,被人任意打骂杀害”[22]63-64。其二,内战造下的痛苦。“而内战一起,百分之七八十工厂关门了,一般机关紧缩了,妇女职工都是首先裁撤的对象”[22]64。其三,不民主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人民没有丝毫的自由,一切言论、集会、结社、旅行、居住和生命都没有保障”[22]65。正因为妇女“过去受压迫最深,吃苦最多”,所以“妇女”成为“苦难”的化身。要摆脱“苦难”走向“翻身”,其必经之路是“诉苦”,经过仪式化的过程,个人的苦难升华为被压迫阶级的血泪史。农民站起来跟党走,这是中国革命与农民的利益诉求达成一致的结果。而妇女作为最受压迫的群众,她们的翻身更具有标志性。在解放区相继展开的土改运动中,妇女俨然成为主角。“今天有共产党、民主政府做主,可以伸冤报仇,获得翻身的机会,所以各地都有许多的老大娘大嫂子年轻姑娘参加惩奸反恶霸、清算、土地改革斗争,其中还有不少人是斗争的积极分子或领头人。”[22]146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关于土改总结材料中有这样的表述:“各种诉苦会议,……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23]河北某地土改工作队同样把目光聚焦到妇女身上,他们的经验是:“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24]解放战争时期,“妇女”一词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具有“苦难”的内涵和“翻身”的期盼,妇女们仍是需要解放的对象之一。

(二)“妇女”要“当家做主人”

解放战爭后期,新中国的建立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时期,妇女们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妇女”一词也相应地具有了“主人翁”的含义。雷洁琼在《妇女与新中国的建设》一文中强调,“妇女在复兴与建设富强新中国过程中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是要发挥她们的能力以服务国家社会,“必须把社会对于妇女的束缚解除,使她们能有机会,尽量发展其能力”,“必须有各种社会设施,培养她们服务社会的能力,使对于建国有所贡献”[22]7。文章最后还呼吁广大妇女们“必须切实担任起复兴与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不独要争取服务社会机会,还要利用社会机会,表现我们力量,达到优良成绩,使能有所贡献于建国”[22]8。这一时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作为即将迎来的新中国的主人投身于各个行业的建设之中。1946年3月《华中解放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提出“今后华中妇女工作总方针是放手发动全华中妇女,动员妇女参加整个解放区群众生产、救灾、减租减息、惩奸等等运动,以组织妇女积极生产,从中推行识字明理运动,解除封建压迫和束缚,参加解放区各种民主建设工作”,并描绘了未来的目标——“联合全国妇女以争取妇女解放及全国民主的实现,建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22]29面对即将迎来的新社会,“妇女翻身”“当家做主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妇女”概念的潜台词。解放区妇女开始积极参加群众翻身运动和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1947年《人民日报》相继刊载了《翻身女英雄李雪花》《女英雄张恩》《访一个翻了身的妇女》《牛书娥和韩庄纺织——记一个模范女村长》等几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将“妇女”与“翻身”这样的字眼紧密相连,试图围绕农村妇女翻身前后的变化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应当说,中共领导的妇女的“翻身”负载了巨大的社会意义,“中国女性第一次甩脱了几千年的无从逃脱的被杀、被吃的处境,她们终于不再理所当然地承受任何人对她们经济和人身的虐待,她们告别了祥林嫂式的命运:冻馁街头,五花大绑地抬到自己不愿去的地狱,被父兄家族像牲畜一样卖出去,强奸式的婚礼以及无偿的奴役和侮辱。她们解放了”[2]230。妇女能否“翻身”,成为衡量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而翻身之后的妇女则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五、结语

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中国革命事业与妇女解放事业是相辅相成的。当中国妇女运动与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时,妇女运动就有发展,对人民革命斗争就有贡献;反之当妇女运动陷入空泛化或者偏离党的中心任务时,妇女运动就会遭受挫折甚至陷入停滞。所以,中国妇女解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将妇女事业与党的事业相结合”[25]。

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概念的内涵也随之本土化、丰富化和立体化。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概念作为一个桥梁,既连接了中国女性过去的悲惨苦难与未来的光明前景,又促进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在理论概念上,中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妇女”一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将“妇女”与“性别”疏离、与“阶级”联合;在土地革命时期重新解读“妇女”与“传统”的关系,开始将“妇女”本土化;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又将“妇女”推向宏大的国家、民族场域;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妇女”与“翻身”合体,并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共重塑“妇女”概念,并在其基础上衍生出“妇女群众”“妇女事业”等一系列词汇,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妇女解放话语体系。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概念的流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全盘接受到吸纳改造、自觉运用的历史过程。中共重塑“妇女”概念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妇女不断被动员起来、认同革命、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注释:

① 相关观点参见以下文献:牟正蕴的《解构“妇女”旧词新论》,载于《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8年第6期;储卉娟的《谁是“妇女”?——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载于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汤尼·白露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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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储卉娟.谁是“妇女”?——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M]//荒林.中国女性主义: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7.

[9]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0] 宋少鹏,周蕾.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解放理论的开创与发展[J]. 浙江学刊,2008(6):194.

[1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1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9.

[1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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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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