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中呈现了一个这样荒诞的故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长年奔波，靠微薄的薪金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那时候，他是家中受到感激的长子：父母夸赞他，妹妹爱戴他。某一天，一觉醒来的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贡献了。这时候，母亲逃避他，妹妹想摆脱他，父亲用苹果把他往死里砸。最后，他在孤独中死去了，他的家人才如释重负地开始了“新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触及到了一个主题内核：人的“异化”甚至“物化”。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与社会、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物必然有社会和环境的印记。在研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写于1883年）时，笔者发现这一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品中可能所共通的一个现象——描写人的“异化”。

“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1843年，马克思将这个词语从哲学领域提炼出来并进一步演绎，强调人的异化不仅仅指人从主体变成了客体，而且指人受到社会关系的扭曲从而失去自己的本质。简单而言，人的异化，就是指自然、社会、人与人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

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异化”这个词，但莫泊桑却善于从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撷取微小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家庭琐事来反映社会本质。他以一种冷静、内省的心态去反思人性，对当时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上存在着的丑恶现象有着深刻而独到的体验，并借他的作品来进行揭露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