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离开学校就在大同煤矿参加了工作，参加工作不久，便调到晋华宫矿的党委宣传部搞了宣传工作。一直到63岁退休。在长达46年的工作中，一直没离开煤矿。退休后又20年了，仍生活在煤矿——对煤矿我是有感情的。

那时矿党委宣传部只有三个人，除去部长和我，还有一个干事，是女同志，她年纪比较大，身体也弱。矿上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总结基层队组的好经验，表扬矿工中的好人好事，得经常为广播、报纸写稿送稿。我年轻，常常是不分黑夜白天，井上井下地跑。就是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一天天一步步地加深了对那些整天钻在地层深处不见阳光、吸着煤尘流着汗水的矿工们的印象。在炮烟滚滚的巷道深处，和工人们一起擦着汗，聊着天儿，我往往想到电影和小说中那些战火纷飞的战场，想到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青纱帐以及白洋淀的游击队……如果把矿井下这些炮声轰鸣、机声隆隆、煤烟滚滚的场面以及矿工们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和不怕流血流汗创奇迹的英雄形象传播出去，其意义也许并不次于战场上那些感人的场面。于是，我想到了文学……

我的祖籍在河北冀中平原，上小学时，我读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是袁静和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小说写的是冀中平原一支抗日游击队利用白洋淀的地理优势英勇抗日的故事。这部书对我影响很深，至今里边的主要人物牛大水、杨小梅、黑老蔡等形象还能在眼前活灵活现地出现。后来又读了孙犁的《荷花淀》、梁斌的《红旗谱》和冯至的《敌后武工队》等。这些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荷花淀”派的作品吧。到大同后，我订了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一下子又迷上了“山药蛋”派。那几年《火花》上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像马烽的《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西戎的《燈芯绒》，孙谦的《新麦》《南山的灯》等，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也淡不去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见到马烽老师，还谈到了《三年早知道》，并向他请教了刻画赵满囤这个人物的经验。在我看来，“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虽然被人们称为两个流派，但有很多东西都是共同的。比如作品中的人物都很鲜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语言都很朴实通俗，百姓们能看懂，愿意看;故事性也很强，读后能记得住，讲得出。

由于这些，我就越发地产生了要将矿工的形象传播到社会上去的强烈愿望，使更多的人了解矿工、理解矿工、爱戴矿工。于是我便产生了一种简直是不自量力的想法——我要动笔写矿工，以文学的形式宣传矿工，也许这只是一种心愿，成与不成，试一试吧。

开始，我写的是一些小故事、小小说、小演唱之类的作品，多是发表在《矿工报》的副刊，后来在市报、省报、《工人日报》《教师报》也偶能见到。这期间我写过独幕话剧、多幕晋剧，还有相声、快板、对口词等演唱材料。话剧《矿山一家人》、对口词《矿灯》都参加了省里的文艺会演，并且受到好评或奖励。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局、矿党委宣传部和工会组织都很支持，有的领导还亲自帮助修改，周围的同志反映也还可以。总的说，除了自己付出了比日常工作要大得多的辛苦和劳累以外，没遇到什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更增加了我写矿工的勇气。这时候，我还抽空读了不少文学名著，特别是反复地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反复考虑，我索性从干部宿舍搬到了工人宿舍——真正是和井下工人睡在了一盘炕上。

我们这炕上睡了三个人：睡炕头的叫史正，个儿不高，浑身上下都是肌肉块块，两只胳膊就像那木椽，大拇指的指甲就像铜板。他在采煤队是装煤工，不善说，但能干，到工作面拿起蒲扇大的铁锹，可以一个班不休息。每次评先进他都是第一名。他饭量特大，58斤定量，每个月都能吃光。后来，我写短篇小说《王林林》的时候，脑子里就总出现他的影子。睡在中间的是个检修工，叫宫如。这后生身体单薄，但机灵，腰里背着“三大件”，机器出了小毛病，他能给鼓捣鼓捣。我们仨处得很好，他们都叫我小黄，我称他们为师傅。史正一天说不来三句话，出了班只有三件事：睡觉、吃饭、晒太阳。宫如嘴皮流利，能说会道，宿舍内外的杂事，都是他经手。他的口粮吃不了，每月都能给我补几斤（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机关人员定量是24斤）。

我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来，要想让矿工的形象进驻到读者的脑海里，记得住，忘不掉，光靠那些小故事、小报道以及一些演唱材料是不够的。这需要文学的力量，需要塑造艺术形象。就像《新儿女英雄传》里的牛大水、《三年早知道》里的赵满囤、《创业史》里的梁生宝那些人一样，要活在人们的脑海里。这对我来说，肯定很难。但我想去追求，想去探讨，想去闯闯。

我先写了一篇老工人回忆对比的材料，文学味儿浓了些，《火花》还真给发了。马不停蹄，紧接着就开始了小说创作。但是问题来了，写回忆对比的材料，写报道以及演唱材料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办公室写，都是属于宣传教育的内容嘛！宣传部就是做这些工作的，可写小说不行，领导没说反对，但也没表示支持;办公室每天出出进进的人很多，有的是联系工作，有的是串门，看看就走，表情各异，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其实我自己也感觉不合适，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怎么能写小说呢？好像理短一样，不踏实，进入不了创作状态。宿舍吧，更不行。工人三班倒，也没有桌凳，当时还真是没个合适的环境。不久，周围的议论也纷纷传来：说什么小黄不安心工作，想离开煤矿，要写小说，想当作家，有名有利嘛…… 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小黄，刚二十多岁呀！还没有抵御这些闲言碎语的能力。小说创作的事，只好停手。

真没想到，过了不久，矿务局党委宣传部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文艺创作的会议，我是以矿宣传部的干部和文艺骨干的双重身份参加的。原来，局里抽了几个人，办了一个刊物，叫《矿工文艺》。局党委宣传部长在讲话中强调了文艺创作的重要性，对下级宣传部门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几个办刊人向与会者分配了写稿任务，做了写作辅导。回矿后我立马向领导汇报，着重传达了上级领导的讲话和分配给我的任务。我认为这次会议太重要了，至少让领导对文艺创作提高了认识，也使创作环境有所好转。因为我是在局里领了创作任务的，再拿起笔来就不那么胆怯了。这时，我还找了招待所负责人，他答应我业余时间写东西可以到他那里去——这又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没几天，我就写了短篇小说《说不来老汉》。《矿工文艺》很快就发表了，矿上的人们反映还不错。接下来又写了《王发林的脑瓜》等几件作品，也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记得《矿工报》上还发过两篇评论，也使我这个青年作者受到了鼓舞。虽说这些作品多数是刊发在矿务局的报刊上，但我的文学创作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出发的，这对我至关重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平淡而又蹒跚的步履。

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紧接着写出来四篇小说，有一篇被矿务局的刊物拿走了。另一篇就是1963年第12期《火花》发的《王林林》，还有一篇发在了《火花》1966年的第6期，题目是《巷道深处》。

《王林林》发表不久，我们矿党委办公室主任找我，他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来了一个政审件，说你的作品《王林林》要汇集在《新人小说选》出版，问党委同意不同意。我当天就以矿党委的名义回了信，说作者没有政治问题，同意出版。这篇小说从寄出到《火花》发表，再到听到党办主任告诉的出版信息，一直没和任何一个编辑或者别的有关人有过什么联系，到现在也说不清刊物上是谁给发的，出版社里是谁给选的。当时我太高兴了，感到文学界环境真好，要想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只要下功夫学习和创作就行了。自己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首先就是从文化艺术界开始的。虽然我在文学之路上刚刚起步，还没有什么成就，但当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如风似雨地扑来之时，我很自然地就被卷入了漩涡之中。“修正主义的黑苗苗”“赵树理的黑爪牙”“写中间人物的黑干将”……都在批判我的大字报中毫不含糊地戴在了我头上。

当时，我才二十多岁，生活刚刚开始，这条路简直不敢想下去。粉碎“四人帮”后，看到文艺界的春天又开始了，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和其他省市的刊物也纷纷复刊和创刊……这些形势的变化，不能不在我这个曾经的文学作者的思想里引起波动。而且就在这时，我调到矿务局搞宣传工作。先是写了两篇通讯，一篇是写晋华宫矿一个劳模参加全國表彰大会回矿后的行动;另一篇是写一个青年矿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转变，这两篇通讯都以“本报通讯员”的署名发在了《人民日报》。接下来，领导让我去雁崖矿写共青团十大代表张德海的典型材料，住了七天，同这个代表交了朋友。这后生的事迹很生动，写出的材料自我感觉也还感人。写那两篇通讯，又写这个青年代表，使我的思想又“蠢蠢欲动”了——这么好的典型，应该写点儿东西呀！这大概就是生活对作者的启迪吧？那天，我刚交了团十大的材料，晚上就坐立不安了——躺下也睡不着，看书也看不下去，终于放下书本，打开稿纸又动笔写了起来……

开始，想写小说，后来，想到写小说没把握，容易犯错误，就改写报告文学——我完全歌颂好人好事，这大概不会犯错误不会受批判吧！于是，就利用团十大代表张德海的材料，写了报告文学《一个青年矿工的脚步》，发表在1979年三月号的《汾水》上。这是“文革”后我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半年后，又在《汾水》发了短篇小说《在48号汽车上》，并获当年汾水优秀小说奖。这时我发现，不管心里是犹豫害怕还是忐忑不安，实际上我又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就像打麻将的人坐下就不想站起来、就像抽大烟的人抽起来就不想放下一样，写作这玩意儿挺苦、挺累、挺不容易，但只要写起来还真是有瘾。自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我手中的笔似乎是越握越紧，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还没舍得放下。但这条路走得也不容易，困难也很多。

首先，我不是职业作家，我的写作必须在业余时间，而在一个几十万人的特大型企业从事宣传工作，业余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各种会议、各种接待、各种调研、各种汇报、各种应酬……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分上下班的，也往往是不会有节假日的。一个字：忙。这个忙，是我的职业、我的本分、我的责任——只能做好，不能含糊，更不能失误出错。四十而不惑，到这个年龄，在工作岗位上，也正是较劲儿和卖力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在肩上压着，总得把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也不能怠慢、不能松懈——别人工作中出点儿差错，人们不会说啥，我要是出了差错，别人肯定会说，他一心想当作家，整天“种自留地”，不出问题才怪呢！所以就我的情况看，在工作中是不能出问题的。工作搞好了，业余文学创作才能站得住脚迈得开步。那么，业余创作的位置该怎么摆呢？文学路上的步子该怎么迈呢？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只有在实践中去探索，在探索中去实践，踩着石头过河。写作和工作是矛盾的，但也是统一的。我的工作的确很忙，忙什么？实际上就是每天在和各种人打交道——这不就是深入生活吗？对我来说，工作搞得越好，生活底子就越厚。所以在工作中，我就很注意观察人们的思想、表情、语言，收集各类故事……这就是写作的生活积累。《在48号汽车上》就是我从矿调到矿务局工作后，一年多坐交通车跑家时积累的生活。短篇小说《无声的发言》是在不少会议上某些干部发言时给我的启发，这篇小说发表在1985年1月的《山西文学》，在配发的编者手记中最后一段写道：“作者黄树芳同志长年在企业中担任领导工作，对归根这样的人比较熟悉，所以，才敢于接触这样一个比较枯燥、干巴很难对付的题材，而且写出了新意。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些，不仅给了我启发和教育，更重要的是让我有信心把工作和写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已经成了我解决工作和写作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我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长期走下去的重要原因。

至于写作时间问题，主要是靠下辛苦解决。民间的名言“见缝插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管多么忙，总是可以找到能插针之缝的。白天不玩儿，晚上少睡，公出的路上，会间的晚上……都是可以用起来的。有一次在省总工会开会，我和司机住一个房间。他睡醒一觉，看我还在写，便悄悄爬起来给我披了件衣服，倒了杯水，轻声说：“别太累了——十二点多了，悠着点儿身子。”他有点儿动情，我也有点儿感动，说：“好的，咱们都睡吧。”

由于写作时间都是这么见缝插针挤出来的，所以这一时段我写的都是几千字或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还有一些更短的散文、随笔等。应该说步子很艰难，但一直在走。这样坚持了八九年，我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那片米黄色的房子》，收编了二十多个短篇。不久又出版了报告文学散文集《难以泯灭的信念》，收编了32件作品。算起来这期间平均每年发表五六件作品，四五万字吧。总的说数量还不多，质量也不是很高。这正反映了我这个见缝插针挤时间搞创作的真实面貌。对此我自己又满意又不满意：一方面，觉得在这么忙的工作中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尽力了，对自己对社会都可以交代了;另一方面，看到文学界蓬蓬勃勃的大好形势，又实感不安，感到自己落后得太远了，总想多写呀，提高呀，出作品呀，出好作品呀……这简直是一种经常性的精神折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了自己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面临的第二大难题：转型和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我调入平朔露天煤矿。这是一座由中国和美国哈默的石油公司合资开发建设的大型煤炭企业。在当时还比较荒凉的塞外原野上，一下子进来一二百名“老外”和从国内各地调入的几千个男男女女，工作生活在一起，这不仅使企业管理而且使这里的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乃至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对这一切，我的思想、工作、学习、写作都必须重新梳理。这不正是写作中转型和提高的大好机会吗？如果还用初期写《王林林》那样的思路、那样笔法、那样的语言……去写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我就用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探索新的笔法，去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先后写了七部中篇和若干短篇小说……其中有六部中篇是以中外合资企业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集《被开发的沃土》和长篇报告文学《大路朝天》，集中反映了我这个时期的创作情况。不能说这些作品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但是我确实在写作的转型和提高上下了不少功夫。上海的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在《作家的转型》（1997年8月25日《太原日报》）一文中曾写道：“‘文革以后，曾在六十年代活跃在文坛的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一大批工人作者，竟全部失去了早先的灵气，令人大失所望。在这样的时候，五十年代走上文坛、六十年代发表了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的黄树芳，能一直坚持创作，能通过时代和读者的苛刻的剔选，能不断有放置于今天的文坛而并不逊色的小说问世，这都说明，他正在或已经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艰难的‘转型……中篇小说《黄昏的诞生》，就已经标志着他‘转型的初见成果……四年以后的另一部中篇《晨已逝》，我以为这是最能体现他‘转型的作品……我是一口气读完这部中篇的，我为一个长期坚持业余写作的老作者的艺术突破而感动不已。”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王春林在《阳光》雜志（2013年8月号）对中篇小说《灼人的隐情》的评论中，有这样的阐述：“能够以一种细腻笔触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复杂心理展示在读者面前，正是黄树芳先生突出的艺术功力。我一向以为，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对于人物言行做出谁是谁非的道德判断，而是要看它能否准确地呈现出人物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真切的心理状态来。……仅仅从这一点来判断，黄树芳先生的《灼人的隐情》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当然，这些评论并不说明我的作品就有多么好。其实我很有自知之明——总的说来，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只能说是一般般，这使我感到压力很大，总觉得是处在一种不安的歉疚状态中。唯一能使我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业余写作历程中没有彻底被淘汰，一直还跟着时代的步伐吃力地走在弯曲的爬坡路上。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寿，只愿在业余文学创作之路上继续前行。

黄树芳：1938年生，河北定兴人。中煤平朔集团退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以及散文和随笔集等11部。作品曾在省市和全煤系统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