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王土根，是在H市文联新春团拜会上。用餐时我们被安排在了同桌，还相邻而坐。出于礼节，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的名片上面写着：王土根 H市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首位耳朵演奏家。

耳朵演奏家？看着那个头衔，我搞不清是干吗的，正要问王土根，主持人在台上报幕：“现在请耳朵演奏家王土根先生为我们演奏《今天是个好日子》。”

王土根大踏步地朝着台上走去。

乐曲伴随着歌声响起，站在台上的王土根，不断地左右张开嘴，两只耳朵跟随着上下跳动。我发现他的耳朵不是乱跳的，而是合着《今天是个好日子》的节拍，类似于音乐喷泉时高时低的水柱。

演奏结束，掌声雷鸣。王土根谢完幕，回到我们桌上，虽然我并不觉得他的演奏有什么美妙之处，但还是恭维地夸道：“王老师，你演奏得真棒！”

王土根也没表示谦虚，只是向我道了谢。

等他在座位上坐定，我忍不住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耳朵演奏的？”

“三年前吧。”王土根回答。

“那你怎么会想到用耳朵演奏？”我感到很好奇。

王土根如实相告：“因为生了一场病。”

“生病？”我还想问下去，旁边那桌过来一拨人，估计都是音乐家协会的，王土根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就跟着他们一道去其他桌敬酒了。

等王土根敬完酒回来，我们这桌已杯盘狼藉。尽管我对王土根的故事还充满疑惑，但见同桌的人均作了鸟兽散，也不好再扯着王土根问下去，便跟他道了别。

二

我再次见到王土根，是在H市文艺家采风活动中。那次文联组织了十来个不同门类的文艺家到外省几个著名的景区参观，王土根代表音乐家协会，我代表作家协会。因为之前见过，相遇便格外亲切，晚上安排住宿，我们要求住一个房间。

结束了白天的行程，用过餐躺在床上，我们便开始闲聊。我又重提了上次那个话题，王土根还是那句话：“因为生了一场病。”

“因为生病，你就用耳朵演奏，让自己开心？”我自作聪明地猜测着。

王土根说：“那倒没有。”

“那为什么？”我颇感困惑。

王土根直言不讳地说：“是我的耳朵生了病。”随即告诉我，那是四年前的一天，他正在上班，耳朵突然病了，不是听不见，也不是疼痛，而是不停地跳动。

“我起初以为跳一阵就会停下来了，想不到的是，它们持续地跳着，简直没有个停了！”

“一个劲儿地跳，那倒是很恐怖的。”我问道，“后来怎么治好的？”

“一直没治好。”王土根说。

“没有吧？”我皱着眉头，不解地问，“它们现在没不停地跳呀。”

“但还是会跳的。”王土根特地张了几下嘴，耳朵便跟着跳起来，一上一下的，像蹦跳的兔子。

王土根这样说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上毫无沮丧之情，相反还充满着欣喜。

三

自从有过那次“同居”，我跟王土根变得关系密切，在微信上互动颇多。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我了解到他三天两头去演出，文艺晚会自然不用说了，还经常送“文化”下乡，甚至去婚庆现场挣外快。

过了半年，有一天晚上，他在微信发语音给我：“鲁老师，麻烦您写个稿，可以吗？”

我问他是什么稿？

他说，H市总工会的杂志，要宣传他成为演奏家的事迹，稿子须由他自己提供，所以他就想到了我。

我满口答应。

因为采访需要，那次见面，我们聊了很多。王土根告诉我，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大专毕业就进了现在的单位，在之前的岗位上做了近三十年。

“从来没升过职。”王土根自嘲道，“不怪单位，只怪自己没啥本事，整天就知道混日子。”

我笑了笑，说：“王老师，你太谦虚了。”

“没有，没有，是真话。”王土根辩解着，继续往下讲，说当他发现耳朵病了那刻，觉得天一下子塌了。他不是担心这病会丧命，而是怕被外人视作怪物。所以，那天还没下班，他连假都没请，就紧捂着双耳，心急如焚地回了家。

我急切地问：“后来呢？”

“我请病假到处求医，可是跑遍了全省大小医院，都未能治愈我的怪病。”王土根说，“最后，一家私人门诊的老中医，在征得我的同意后，试探着运用针灸疗法，缓解了我的病症，但留下了张嘴时双耳跳动的病根儿。”

“这样偏偏成全了你？”我又自作聪明。

王土根笑而不语。

四

王土根如何利用那个遗留的病根成为耳朵演奏家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就从我那篇写好的稿子里摘录两个与之相关的片段，来替代我接下去的叙述吧。

他的病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是无法根治，每次只要一张嘴，双耳就会跟着跳动起来，这让王土根苦不堪言。为了不被别人笑话，在后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必须的交流，几乎很少开口，形同哑巴，在家里也不例外。

有一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一个选秀节目里，一位失去双臂的残疾男，正在现场用脚丫子表演书法，那草书如行云流水，让全场观众啧啧感叹。据节目主持人介绍，他苦心练字十余年，目前已入选十多次全国书法大展。

那次选秀节目，给了王土根深深的启迪，他突然想：自己为什么不能用跳动的耳朵来成就一番事业呢？于是，他利用对音乐的那份爱，开始尝试双耳演奏。通过三年多的训练，终于成为了一位知名的耳朵演奏家。

那篇稿子发表不久，我在一个朋友举办的个人画展上，偶遇了一位中年眼镜男，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看上去身体健壮，四肢齐全，但擅长用嘴咬著笔画画。

“我知道你，你为我们工会主席写过一篇文章。”听了朋友对我的介绍，中年眼镜男握了握我的手，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正感到惊诧，他自我介绍：“我是王主席的同事，是单位的工会干事。”

随后，他向我透露：王土根开始练习耳朵演奏，其实不是受什么选秀节目的启发。

五

那篇宣传王土根的稿子，在H市总工会的杂志刊登后，用王土根自己的话说，被H市晚报的编辑看到，用了一个整版进行了转载。紧接着，H市电视台约他做了一个专题。后来，Z省日报竟然也瞄上了，又用了一个整版进行宣传。

王土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正请我在一家餐馆吃饭。因为之前那个中年眼镜男的“透露”，使我对他的“如实相告”半信半疑。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确实已被炒出名。就在我们吃饭时，有一个老妇认出了他，强烈要求跟他合影。用完餐结账时，老板破天荒地给打了折扣。

那次见面后，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我屡屡获悉他的喜讯：参演了Z省电视台的中秋联欢晚会;荣获了“爱心杯”全省文艺会演二等奖;在S省W市的洪灾中捐款人民币一万元;受聘为H市艺校客座教授;被授予Z省劳动模范……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围坐着吃饭，很少看电视的儿子突然指着屏幕大喊：“这个人是我们市的，他的耳朵很奇怪，能演奏！他是耳朵演奏家！”

我抬起头，发现王土根上了央视一档选秀节目，并且已进入年度总决赛。于是，淡淡地对儿子说：“这人老爸认识，以前还给他写过文章呢。”

“不会吧？他这么有名。”儿子将信将疑地说，好像我在哄他。

我急了，跟儿子强调道：“他真的是老爸的朋友，我真给他写过文章。”

“那好吧。”儿子说。过了一会儿，试探着问，“那你能让他给我签个名吗？”

我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这没问题，小事一桩！”

六

我牢记着对儿子的承诺，希望在某个场合遇到王土根，顺便向他要一个签名。在之后的半年里，我积极参加H市文联的活动，但一次也没碰上王土根。而每次參加活动，我总会问音乐家协会的人：“这次王土根来了没？”

“哦，哦，他没来。”被问的人回答。

我自言自语道：“他好像很久没来参加活动了。”

“哦，哦，嗯。”被问的人说，“他现在成了大名人呢！”

时间久了，儿子对我当时的话产生了怀疑：“老爸，你不认识那个著名耳朵演奏家吧？”

“我真的认识。”我告诉他。

儿子反问：“那你怎么这么久了还要不来他的签名？”

“我碰不上他。”我解释道。

儿子似乎不信，我便决定去趟王土根家。

到王土根家时，已是晚餐时分，我敲开门，他正吃着饭，见是我，脸上有些不悦。

“打扰了，王兄。”我歉意地说。

王土根依旧闷着头吃饭，我就站在边上。

终于，王土根开口了：“小鲁，下次来最好提前打招呼。”说着，耳朵跳了几下。

我愣了一下，他以前可是喊我“鲁老师”的！我不露声色地再次道歉：“不好意思，你换了手机号码，联系不上你，就直接过来了。”

王土根简短地“哦”了一声。这次，耳朵没跳。

我说明了来意。

“我现在不随便签名。”王土根冷冷地说，耳朵又跳了几下。

“王土根，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不禁恼怒了，“你不就靠一对儿耳朵嘛！如果没了，看你……”

王土根显然给吓着了，蓦地起身，双膝一软，跪在我的脚边，痛哭流涕：“鲁老师，您别伤害我的耳朵……”

我从王土根的哀求中惊醒过来，不禁谴责自己：怎么能做这种梦呢？太居心叵测了！

七

我不会因为一个签名，特地去王土根家跑一趟，但相信他也不可能像我梦到的那样，势利到连一个签名都不愿给。只是考虑到他现阶段的名气如日中天，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易在微信上跟他互动。毕竟，今非昔比。

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关注他的微信朋友圈，间接地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虽然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我还是意外地发现，他的称谓正在不断升级——从“耳朵演奏家”到“知名耳朵演奏家”，再到“著名耳朵演奏家”，然后是“耳朵演奏大家”。

我正期待他成为“耳朵演奏大师”，他的微信朋友圈突然不再更新。开始，我以为他演出繁忙暂时中断。可是过了两个月，依然不见一点儿动静。这让我深感疑惑，是他病了？抑或自认为已大红大紫，用不着再借助微信朋友圈？

我很想打个电话给他，但转而一想，打过去又能说什么呢？难道问，你病了？万一他没病呢！这样岂不变成了诅咒？或者问，你怎么不更新微信朋友圈了？可这样的询问，又显得那么幼稚！谁规定必须长年更新微信朋友圈？

如此纠结了一阵子，我只能静候有他的消息传来。又等了三个月，还是杳无音讯。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几次H市文联的活动，遗憾的是没有一次见到王土根;向他曾经的同仁打探，均以摇头摆手回复，自从王土根暴得大名后，他们几乎不联系了。

由于长时间得不到王土根的信息，我便隐隐觉察到了一种不祥，暗忖他会不会遭遇到了不测，甚至怀疑是否已撒手人寰？带着这样的担心，我在网上搜索。很明显，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真是那样，早成了H市的特大新闻。

八

过了将近一年，我在那个朋友举办的又一次画展上，再次碰到了那个中年眼镜男。这次，朋友隆重向我推介了他：“这是余主席，著名画家。”

“哦，你好。”我一边向中年眼镜男伸出手，一边转过脸对朋友说，“我们上次见过。”

“哦，哦。” 中年眼镜男似乎没有上次那样热情，只是蜻蜓点水般握了下儿我的手。

要是以往碰到这类情况，我也就跟他“各奔东西”了，但现在我急于了解王土根的近况，便厚着脸皮凑上去，问：“你们单位的王主席……”

“我们单位的王主席？哪个王主席？”中年眼镜男不由得愣了一下。

我直呼其名道：“就是你们单位的工会主席王土根。”

“哦，哦。”中年眼镜男不屑地说：“他的耳朵早在一年前就坏了。”

“啊？”我大吃一惊。

中年眼镜男见我不解，生硬地补充了一句：“就是不会跳了！”

“那他在你们单位还是工会……”我想起中年眼镜男上次的“透露”，开始替王土根担忧。

中年眼镜男冷笑了一下儿。

“早不是了！”在一旁的朋友赶紧插嘴，“余兄是他们的工会主席。”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这时，中年眼镜男不屑地说：“就算他的耳朵还会跳，现在也做不了工会主席。我们单位那位喜欢看他耳朵跳的前老大半年前就退休了。”

“他们单位的前老大口味就是俗！”朋友听了，赶紧帮腔，“耳朵跳有什么好看的！我们余兄余主席用嘴画出来的大作，那才叫有品位有档次，顶呱呱的！”

正说着，展厅进来一批人，朋友就收住话头，忙着向他们推介中年眼镜男。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大致了解到，朋友这次个人画展，在中年眼镜男的帮衬下，他们单位赞助了一笔钱。当然，朋友也送了好几幅画，给中年眼镜男单位的新老大。

九

我决意给王土根打个电话。打通他的手机，接听的是一个女的，估计是他的老伴吧。我还没开口，她就说：“你是记者吧？我家王老不在！”

我说：“我不是记者。”

“那你是谁？你找他有什么事？”那女的问话里充满警惕。

我说明了身份。

也许王土根就在边上，一听说是我打的电话，示意她要跟我通话吧。反正，她的口气缓和了下来，停顿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就去叫王老。”

很快，电话那端换成了王土根。

“你好，鲁老师。”王土根招呼道。

“王老师，你好。”我问候。

片刻，我试探道：“好久没看到你更新微信朋友圈了，不知道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所以……”

“哦，哦。”王土根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我，病，了。”

“啊？”我故作惊讶，“是身体不适？”

“不是。”王土根沉默良久，似乎鼓起勇氣说，“我的耳朵不跳了。”

“怎么会这样？！”我装作大吃一惊，夸张地喊起来。

但王土根绕开了这个话题，愤愤不平地谴责起医方：“现在的医生呀，真的没有医德！”

我问为什么？

他告诉我，他的耳朵不跳了，每次去医院就诊，医生总说没病。他看遍了省城所有医院，诊断的结果如出一辙。可他不甘心，再次去就诊，以前诊断过的医生，当面说他的耳朵没病，背后骂他“精神病”！

听了王土根的倾诉，我也很想告诉他，你的耳朵现在是没病了。但我没有那样说，担心因此伤害了他。

因为我面对的是一名耳朵演奏家！

十

好久没王土根的消息了，应该有三四年了吧。但在这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我却意外地碰到了他。他孤零零地坐在餐厅一隅，原本胖乎乎的脸瘦得脱了形。

“王老师，你好！”我特地走过去打招呼。

王土根抬起眼皮，望了我一会儿，说：“你好。”声音里透出一股乏力感，仿佛是一个重症病人。

“王老师，近况如何？”我在他边上坐下。

他闭上眼睛，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只是体谅地注视着他，希望以此抚慰他受伤的心。

这时，台上的主持人开始报幕：“现在请摇头表演家黄后发先生为我们表演旋转三百三十度高难度动作。”

顿时，整个餐厅掌声如雷。

王土根没有鼓掌，也不看舞台一眼，只是枯坐着，悲苦地说：“这几年，我几乎跑遍了全国。”

“他们还是都说你没病？”我问。

“一开始是这样。”王土根说，“但后来就诊时，我换了一种说法。”

我问他换了什么说法。

“我给他们看我手机里保存着的演出视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耳朵演奏家，我的耳朵曾经能够演奏出优雅的节拍……”

“那他们怎么说？”

王土根无奈地说：“他们都无能为力。”

“你去找过那个老中医没有？就是那个……”我提醒他。

“找过。已过世了。”说到这里，王土根连声叹息着。作为他的朋友，我也陪着他叹息。

少顷，王土根猛然振作起来，昏暗的眼里闪出了光：“中国这么大，医院这么多，我就不信，我的耳朵真治不了了！”

十一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照常围坐着，边看电视边吃饭，电视里突然爆出一则新闻，说有一位曾用耳朵演奏的老人，前几年因无法诊断的原因，使耳朵失去了演奏的功能，这些年他一直在全国到处求医。昨天晚上，他儿子用刀削掉了他的双耳……

我失声尖叫起来：“王土根！”

“谁呀？这么大惊小怪的！”儿子皱了煞眉头。

我急切地说：“就是那个你让我要签名的著名耳朵演奏家呀！”

“要签名？”儿子一脸茫然，“我向你要过这个老头儿的签名？”

“是呀。”我肯定地说。

儿子问：“什么时候的事呀？”

我扳着手指估算了一下，说差不多六七年前吧。

“都什么年代的事了。”儿子撇了撇嘴，“六七年前我才读小学二年级，现在都读初三了。”说着，走到书房做功课去了。

“我应该打个电话问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自言自语着，拿出口袋里的手机。

妻子听了，连忙阻止了我：“你疯了，这种事也能问！”

“可电视里没说，他的双耳为什么用刀削掉？如果是他的儿子要削，那应该抓起来呀！但电视里什么都没说。”

“这是他们家的事，不用你管的。”妻子不冷不热地说。

最终，我听从了妻子的意见，没有打电话去问，但心头凝了一个结：是王土根儿子无法承受父亲长年累月的医疗费用将他的耳朵削了呢，还是王土根不想再给自己渺茫的希望干脆一了百了？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作品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发表或转载，荣获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阳光文学奖、浩然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和荣登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灵魂的指向》等十多部。有三部小说被拍摄成电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车》荣获第八届电视电影百合奖，《斗犬》入围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和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