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的不同，就是确立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文化的中心地位。自我言说成为近代文学之所以被称之为近代文学的中轴观念。浪漫主义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开端。追求自我和个人情绪的完全解放，奠定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基础，发展了文艺上的自由主义思想。《舞姬》（森欧外著，赵玉皎译，2017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与夏目漱石齐名的文学巨擘森鸥外在留德归来的1890年，根据自身留学经历，以浪漫的笔调、典雅的文体著就的恋爱悲剧小说。

一、近代自我的萌发

《舞姬》讲述了日本青年官吏太田丰太郎与德国舞女爱丽丝之间的爱情悲剧。丰太郎受政府公派去往柏林留学，在德国的自由空气中，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贫穷而美丽的舞女爱丽丝相遇，虽然一开始只是出于同情的解囊相助，但是丰太郎仍旧为谗言所害，被免去官职。在这个过程中，二人之间也萌发了感情，开始了物质贫困、爱情自由的同居生活。但是，丰太郎为回归仕途，在朋友相泽谦吉的斡旋下，选择了抛弃爱丽丝，追求功名的归国之路。身怀六甲的爱丽丝精神失常，丰太郎也在归国的轮船中写下了悔恨的手记。

作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导”，《舞姬》中通过对丰太郎心理的刻画。表现了近代自我的觉醒过程。丰太郎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养中成长起来，意欲扬名显姓、兴家立业的有志青年。明治维新之后。为将日本建设成为与西方匹敌的近代国家。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近代化举措，在培养近代国民方面，推行“四民平等”，打破门阀的制约与禁锢，士族以外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阶级上升的通道。1872年，明治政府在近代日本最初的综合近代教育法規学制的《学事奖励相关诏书》中批判江户时期儒教教育着重空理虚谈，认为“学问是立身之资本”，指出应该重点培养“日用常行言语书算、士官农商百工技艺以及法律政治天文医疗”等近代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专门技术知识，将实学作为立身之本，鼓励教育中的实用主义。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相呼应，该时期日本民间启蒙知识分子亦大声疾呼实学的重要性，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点燃了无数明治青年以学问立身的抱负。如此，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与民众自下而上的上升意志相遇。形成明治初期立身出世主义的社会浪潮。立身出世主义的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个人追求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联。形成个人与国家的一体意识。《舞姬》的主人公丰太郎，自幼勤奋克己，进入东京大学、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以“法律”为敲门砖打通了阶级上升的通道。在立身出世的时代氛围之下自然地将“自我”固定、消解于家国之中。

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主体性的强调是现代性最为核心和显著的标志。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开始逐渐意识到自我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呼吁尊重人性与人权。在文学方面，现代性中的主体性原则表征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对个人感觉和情感自由解放的宣扬。在《舞姬》中，怀揣着模糊的功名心，丰太郎走出日本，来到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柏林。虽然一再自我告诫“纵然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我的·心绝不为它所动”，但是，沉浸于充溢自由精神的城市空间，丰太郎的精神世界还是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发出堪称自我觉醒宣言的反思：“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期熏陶，心中总难平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露出头来。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将反封建作为自我解放的实现，不愿再做母亲的“活字典”、上司的“活法典”，以“真我”对抗“旧我”。试图改变不满的现实，创造理想的人生。丰太郎的精神变革中充溢着从封建遗制和封建道德中解放出来的欲求，彰显着冲破封建桎梏的勃发活力。人性解放和自我确立是现代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太郎的心境变化反映了身处明治文化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向度与既成观念世界之间的错位，正如佐藤春夫所言，是一部生动记录“封建人转变为现代人的精神变革史”。

二、“现代性”的反噬

关于《舞姬》的主题，三好行雄总结道：“毋庸置疑，小说的主题是以异乡人的自由为经，以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与挫折为纬构成的。”丰太郎的命运体现于自我意识萌芽与挫折之中。与爱丽丝的恋爱象征着自我意识自由飞翔。丰太郎的归国不仅是对爱丽丝爱的辜负，更是对“近代自我”的背叛。“近代自我的觉醒与挫折”是中日学界最普遍也最广为接受的观点。这种解读方式与二战之后日本知识分子面对西欧近代社会产生的劣等意识不无关系，是对西欧近代精神过度肯定的一种外在表现。山崎正和将此文学解读现象的产生归之为“对‘近代自我神话的盲目尊崇”。除近代自我的觉醒之外，《舞姬》更深层次地探讨了盘踞于近代自我意识深处的黑暗面。“自我”是现代西方的理念，指“分离自在的独立个体”。它要求重视内心的声音，强调以忠实于自我的方式生活。丰太郎最初的自我理解是深深地镶嵌于社会之中的，留学之前丰太郎的根本认同是儿子、下属，是宗族的一员，是嵌入各种有序关系之中的个体。在柏林的自由空气里，丰太郎从封建秩序中脱离出来，完成了“个人主义的转向”，获得了具有个人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期望过更真诚、更充分、更具个性的生活。但是，这种理想也可能事与愿违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丰太郎的自我觉醒宣言具有振聋发聩的现代意义之外也暗含着“唯我主义”的阴郁。

关于丰太郎的心境变迁，森鸥外在《致气取半之丞书》（1890）中解释道“丰太郎与爱丽丝的恋爱与分离均为其软弱善变性格的一种体现”，同时指出“然而其所说之变，也许并非是真正之变”。这是解读《舞姬》的关键，丰太郎的“自我”变化，所谓觉醒与挫折，并非“自我”质的改变，不过是硬币的一体两面，丰太郎的“自我”本身包含积极与消极、明与暗的两个侧面。其“软弱善变的心”的实质是：缺乏律己性的自我解放。为谗言所害被免去官职、母亲的突然离世，捆绑丰太郎个体的秩序绳索渐次解除，身处异乡的丰太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面对留学生的谗言诽谤时，哀叹自己“脆弱而可怜的心”;听取友人丰泽谦吉斩断与爱丽丝情缘的建议时，悲叹“我这颗软弱的心”;接受天方伯爵的归国邀请时，自责道：“我的心竟是这样没有操守。”丰太郎发表近代自我宣言之时的勃发活力日渐式微，其自我觉醒、自我同一性的发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白式的幻觉体验，显示出一种摇摇欲坠的脆弱性。这种体验忽视甚至无视与他者的关系。沉醉于肥大化的浪漫幻想，这种失控的自由催生了他者的牺牲。造成了爱丽丝发狂的悲剧。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1939-）在《后现代精神》中提到“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从哲学上说，个人主义意味着否认人本身与其他事物有着内在的关系。”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一旦抛弃一切约束、放弃一切规准，那激情散去解放的自我无所归属，反而会成为一种充满痛苦的情绪解放，这即是现代性的反噬。没有“律己”、超然于他者之上的“自我解放”是盘踞于“近代自我”意识中的黑暗面。是森鸥外对“现代性”主体性危机的敏锐捕捉。

森鸥外曾在半自传体小说《妄想》中写道：“广义狭义等种种social（社会的）家累思想便会毫无头绪地纠缠在一起，但最终归结到individuell（个人的）自我之上。所谓死，就是指這个从各个角度牵引的网络中，自我不再存在”。可见森鸥外的自我，绝不是超然于他人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各个关系网之中的自我。森鸥外对自我的理解绝不是简单的“成为自己”的呐喊，丰太郎独白式的自我告白始终逃离不开虚幻的阴霾，解放出来的自我时刻处于被缺乏约束的自我吞噬的危机之中。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在《现代性的隐忧》一书中将这种独白式的自我同一性视为一种幻觉，称“内在生成这种事情，如果理解为独白式的，则是子虚乌有。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而是说，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内化的对话，订立了这一同一性”，认为“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森鸥外追寻的自我是一种存在于与“他人对话关系”之中的存在。

被吉田精一视为“最深刻理解欧洲近代精神之人”的森鸥外在欧洲经历的西方近代，并非单纯积极赞颂现代精神的上升时期，临近19世纪的黄昏时刻，现代性的危机已经呈现，对现代性的反思业已出现，森鸥外以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与感受性察觉于此，并将其思想寄予文学作品之中。但是，当时甚至相当长的时期，日本沉醉于对西方近代的盲目推崇之中，将西方近代自我视为应当追寻的理想而过度神圣化。森鸥外理解的现代精神与整个日本社会理解的现代精神之间存在落差。正是这种偏差，使得森鸥外的很多作品在当时甚至相当长的时期都不被正确理解或者是完全理解。对此，佐藤春夫曾不无苛刻地写道：“就连忍月居士都认识不到其真意与真价，更不消说当时凡俗的评论家与读者了。（略）过于知性的《舞姬》，于当时的读者而言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关于森鸥外精神与所处时代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佐藤春夫写道：“菊池宽常说‘领先于时代半步是刚刚好的。不幸的是。森鸥外先生的文化意识太过超前于时代了，虽不知其间到底差了多少步，但至少领先于时代半个世纪。”《舞姬》既是刻画近代自我形成之旅的青春物语，也是探讨人的主体性可能样态的哲学小说。被樋口一叶称为“文坛之神”的森鸥外以其真实经历为底本，借由其非凡的文学表现力，将近代日本现代性的萌发与反噬阐释得淋漓尽致，跨越时间空间的藩篱打通共通的生命感受，是一部时至今日仍不失启示意义的佳作。

（吴丹/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