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飞

(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 200437)

商代的年代问题，至今一直是众说纷纭。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1]，此后，陆续有学者针对该阶段成果又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2-5]，以至分歧依旧不止。

因而，结合古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本文拟对各家观点进行梳理，以重新推排出商代诸王的年代。

一、商代始年

商代始年，可以通过商代末年加上商代积年来推算。

商代末年，也就是武王克商之年。三千多年来，历代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提出了至少44种武王克商之年的假说，跨度从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8年[6][7]38-39。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武王克商之年说，但仍然都是在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8年的时间段内。

商代积年，历来有多种说法，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古文献中商代积年记载

由表1可知，商代积年有645年至458年不等。按武王克商之年，商代末年是在前1130年至前1018年期间，则可推算出商代始年，是在前1775年至前1476年之间。

由表1可知，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一致认为：商代始年为成汤十八年。

《汉书·律历志》中有“〈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的记载，这是成汤十三年的一个日期。

利用《寿星天文历》天文日历软件排查，在前1800年至前1450年间，未见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之日，即未见有甲子朔日与冬至同一日。《汉书·律历志》罗列了许多的“朔旦冬至”，但实际上这些“朔旦冬至”并不都是朔日与冬至在同一日，有些日期仅仅只是“朔日”或“冬至日”甚至是张冠李戴，譬如“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9]。所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可能是“十一月甲子朔”或“十一月甲子冬至”，“朔旦冬至”或是《汉书·律历志》的一种习惯性写法。故重新推排出“十一月甲子朔”和“十一月甲子冬至”的全部日期，如表2所示。考虑到周武王十一年庚寅连续使用了2年，导致了周以前的年干支，比周以后和现行的年干支要提早一位[9]；而按《汉书·律历志》，殷历的日干支，也比周历和现行的日干支要提早一位[10]。故在推排时兼顾了古历(周以前)和现行阴历(周以后)的日干支和年干支。

表2 十一月甲子朔和甲子冬至(前1785年至前1480年间)

考虑到殷商是以天亮为一日之始[11]，所以，在表2中也把冬至时落在后半夜的冬至日，按殷历(古历)算在了前一日。

由表1可知，商代始年有癸亥、庚戌、乙未等说法。由表2可知，成汤十八年(即商代始年)的年干支，有癸亥而未见有庚戌和乙未，应该是不支持商代始年为庚戌和乙未，而是支持商代始年为癸亥。因此，商代始年或为前1679年或为前1619年。而且这两个年份还都满足了古历的年干支和日干支。

再以商代始年为前1679年或前1619年，加上表1所列的商代积年，即可推算出商代末年，如表3所示。

表3 可能的商代末年

由表1可知，商代末年有戊寅、己卯、庚寅等说法。而表3所列的商代末年，有戊寅和庚寅，但无己卯，故不支持商代末年为己卯。

商代末年戊寅说，是依据《汉书·律历志》推算出武王伐纣为己卯年的。而这一推算是符合现行年干支的，所以，就不可以再同时符合古历年干支了。因此，表3所列的符合古历年干支的商代末年戊寅，就得予以剔除。

前文已提到，武王十一年庚寅连续使用了2年，即武王克商之年庚寅，与现行年干支相连，此年即为周代始年，亦为商代末年。则商代末年庚寅，符合现行年干支，所以，就不能再同时符合古历年干支。因此，表3所列的符合古历年干支的商代末年庚寅，也得予以剔除。只有符合现行年干支的商代末年庚寅，才是可取的。这样，商代末年或为前1051年，或为前991年。而前991年，已超出了武王克商年代的各种假说，予以剔除。由此就得到了商代末年的唯一解，为前1051年。这一结果与最近发表的研究结论[9]完全一致。

由此推定，前1684年为成汤十三年，前1680年为成汤伐桀之年，前1679年为成汤十八年，亦即商代始年，按古历为癸亥；至前1051年商亡，按古历为辛卯，按现行年干支为庚寅，商代积年实为629年；如果“自癸亥至庚寅”皆按现行年干支算，则商代积年就会误为628年和508年。

二、商代晚期

殷墟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有不少含有纪年的日期，其可以用来推排商代晚期诸王年代。

利用《寿星天文历》天文日历软件，对这些含有纪年的日期进行推排，得到的日历如表4所示。推排时已考虑到殷历的日干支比现行日干支要提早一位。

表4 卜辞和铭文中的日期所对应的日历

续表4 卜辞和铭文中的日期所对应的日历

由表4可得商代晚期诸王的元年分别为：前1163年、前1127年、前1099年、前1061年。按商代末年为前1051年，则可推算出帝辛的年数为11年。

记载有商代诸王年数的古文献有很多，大致有4种，分别以《今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皇极经世书》为代表，如表5所示。其他诸如《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前编》《文献通考》《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与《皇极经世书》完全一致，故以后者为代表。

表5 各种商代晚期诸王的年数

表5列出了5种商代晚期诸王的年数，包括卜辞和铭文所得的一种和古文献的4种，这5种年数差异很大。据年数合计，唯有《今本竹书纪年》与卜辞和铭文的日期最为接近，故值得深究。为此，列出《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代晚期诸王的元年，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武乙元年和文丁元年，与卜辞和铭文中的日期比较接近，但帝乙元年和帝辛元年则与其相差较大。《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帝辛年数有53年或52年，这是其独有的，这也是《今本竹书纪年》长期被质疑的原因之一。《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名受。(原注：即纣也，曰受辛。)”按此所注，帝辛即纣。

表6 《今本竹书纪年》的商代晚期诸王元年

《史记·龟策列传》：纣“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索隐按：“杀周太子历”文在“囚文王昌”之上，则近是季历。季历不被纣诛，则其言近妄，无容周更别有太子名历也。前人已有解释，此太子历即季历，“太子”二字为“季”字之讹，“季”上部“禾”与“太”字形近。“季历不被纣诛”，那是因为《古本竹书纪年》提到“文丁杀季历”。那么，究竟是文丁杀季历还是纣杀季历？

已有文章推定，文王元年为前1099年[9]，则季历应该是死于此前几年里。由表4推得文丁元年为前1126年，帝乙元年为前1099年，前1099年之前完全落在文丁时期，这为文丁杀季历提供了年代依据。由表6可知，《今本竹书纪年》的帝辛元年为前1103年，这为纣杀季历提供了年代依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纣”究竟是指谁了。

有人认为，“纣王”的“纣”是谥号，而有人则认为，“纣王”的“纣”不是谥号[15]。《史记·殷本纪》：“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按《史记》所说，纣不是殷人谓之，而是天下人也就是外人谓之，当然不是谥号。并且，只有《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辛年数有53年或52年。故有学者提出，“52年”这一数字决不可忽视，它很可能是帝乙、帝辛在位年数之和，而错记在帝辛一人身上[16]。顺其思路，继而提出，纣王应该不是谥号，而是外人对商王的称谓，并且不仅是专称帝辛，还包括帝乙，甚至包括文丁。按此思路，则《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帝辛53年，原本应该是纣王53年，即前1103年应该是纣王元年。后人把纣王冠于帝辛一人头上之后，就改成了帝辛53年，然后又在帝辛元年之前和文丁十一年之间加上了帝乙，形成了修改后的《今本竹书纪年》。按此分析，可复原出修改前的纪年，如表7所示。

表7 商代晚期不同纪年对照

由表7可知，周人所记的武乙元年和文丁元年，要晚于殷王所记，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譬如西周时期就发生过诸侯纪年晚于周王纪年1年或几年的情况[17]。

由表7可知，《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纣杀季历，囚文王昌”应该是正确的，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后来，后人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文丁杀季历”，把文丁二十三年发生的事误改成了“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和“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由表7可知，前1099年为文王元年，前1098年为帝乙二年。《古本竹书纪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这表明，前1099年，文王虽然被囚，但周人已立被囚的文王为周人之主，第二年即前1098年，周人就以此为由聚众前往殷都，要求殷王归还周人之主，有的史官就记为“周人伐商”。后经其他诸侯的斡旋，文王于帝乙三年即前1097年被释放了。周人记此年为文丁二十九年，这表明，周人并未收到帝乙的改元通告，依然在使用文丁年号，后来被后人误改成了帝辛二十九年。文王归来后，开始将商王谓之纣，并以季历被杀之年记为纣王元年。

由表7可知，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对应了前1063年为纣王四十一年，这也验证了前1063年为文王三十七年文王陟[9]。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利用SkyMap Pro 11天文软件进行排查，纣王三十二年所对应的前1072年内并未发生五星聚于房的天象，但发现，自前1079年11月3日至11月9日期间的凌晨出现有四星聚于房的天象，而与四星在一起的心宿二也相当明亮，这样正好也构成了五星聚于房的天象，如表8和图1所示。前1079年出现的天象，于前1072年被记录，这也是有可能的。即记的人所记的只是人所讲的，而人所讲的其实是前几年发生的事。

表8 前1079年聚于房的五星及其亮度

图1 前1079年11月5日06:09:00五星聚于房天象图注：截图来源SkyMap Pro 11天文软件。

三、商代早期

《史记·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汉书·律历志》：“成汤既没，太甲元年。”

成汤之后有没有帝外丙、帝仲壬，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史记·殷本纪》为代表，包括《孟子·万章上》《新唐书·历志三》《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等，他们认为，成汤之后为帝外丙、帝仲壬，然后再传至太甲；二是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包括《河南杞县伊氏家谱》《尚书·商书·伊训》《皇极经世书》《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前编》《文献通考》《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他们认为，成汤之后为太甲，其间并不存在帝外丙、帝仲壬。

《汉书·律历志》：“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帝王世纪》第四：汤“为天子十三年”。《太平御览》卷八十三：“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不论成汤之后有没有帝外丙、帝仲壬，成汤在天子位十三年，却是共识。

《河南杞县伊氏家谱》：“太甲元祀戊申。”按成汤之后即太甲，而成汤在天子位十三年，则往前推十三年即为乙未，这应该是商代始年为乙未的来历。再以己卯为武王伐纣之年，则乙未至己卯相隔有644年，这应该是商代积年为644年或645年的来历。

《新唐书·历志三》：“成汤伐桀，岁在壬戌。……其明年，汤始建国为元祀。”“太甲二年壬午岁。”这与《今本竹书纪年》一致，即成汤十八年癸亥建国，历帝外丙、帝仲壬，至太甲元年辛巳。癸亥至辛巳相隔有19年，这明显是在十三年上再加上帝外丙二年、帝仲壬四年的结果。《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史记曰帝外丙即位二年崩。”《四库全书荟要》收集的《史记》也是“帝外丙即位二年崩”。帝外丙二年或三年，《史记》有不同版本。《孟子·万章上》也是“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汉书·律历志》：“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资治通鉴前编》卷四：“今文尚书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乃明。”这与《汉书·律历志》引用的《伊训》相同，都是“十有二月乙丑朔”。

现今版本的《尚书·商书·伊训》：“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前编》等引用《伊训》也是“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由此可见，自宋朝以后，《伊训》开始为“十有二月乙丑”，“朔”字不见了。

利用《寿星天文历》天文日历软件排查，在前1775年至前1450年间，无论是按古历还是按现行阴历，皆未见有“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之日。显然，“朔旦冬至”就是《汉书·律历志》的一种习惯性写法。而“十有二月乙丑”之日为后人删改，不予考虑。故推排出“十有二月乙丑朔”的全部日期，并与表2的成汤十八年做比较，具体如表9所示。推排时已考虑和仅限于年首正月建丑的日期。

表9 十二月乙丑朔(前1775年至前1450年间)

由表9可知，依据“十有二月乙丑朔”推排出的可能的太甲元年，无论是按现行阴历还是古历，既没有戊申年，也没有辛巳年，而且与成汤十八年即商代始年比较，相隔年数也是既没有13年，也没有19年。如何解释这一情况？既然前已推定商代积年是为629年，所以，无论是依据太甲元年戊申而得到的商代积年644年，还是《今本竹书纪年》的商代积年508年，都是不符合的。因而，出现都不符合的情况不属意外。

《古本竹书纪年》：“外丙胜居亳。”“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今本竹书纪年》：“外丙，名胜。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据古今《竹书纪年》记载，外丙、仲壬至太甲初年，都是伊尹为相。又《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河南杞县伊氏家谱》：“太甲不能用，二祀己酉，因即汤之墓营桐室以训太甲，使居忧焉。”《古本竹书纪年》：“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由此可见，伊尹不仅为相，而且从伊尹对待太甲的行为来看，伊尹的权限极大，已经大到可以关押商王。因此，有着各自不同史观的史官，就会对这段历史留下各自不同的记录。有的史官如实记为成汤、外丙、仲壬、太甲等，也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有的史官认为，外丙、仲壬至太甲初年皆伊尹摄政，等同于伊尹自立，故记为成汤、伊尹、太甲等。就像共和行政时期，虽然当时周厉王尚在，但却不记其王年了，这也是古时史官的一种史观。后来，有后世史官可能认为伊尹不属于商王，就把伊尹删了，这样就变成了成汤之后即太甲，也就造成了商代始年至太甲元年之间的年数不足。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商代始年至太甲元年，远不止只有13年或19年，因为期间伊尹摄政的年数被删掉了。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不能依据太甲元年来推算出商代始年。因此，商代始年仍然是按前已推定的为前1679年。而与此商代始年最接近、最合理的太甲元年为前1645年。

《尚书·周书·无逸》：“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帝王世纪》第四“太甲，一名祖甲，享国三十三年”认为，此祖甲是指太甲。而《今本竹书纪年》认为此祖甲是武丁子、祖庚弟。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说法[18]。

再看《无逸》，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周公认为，周文王可以和殷王中宗、高宗、祖甲相提并论，或者殷王中只有中宗、高宗、祖甲可以和周文王相提并论。总之，周公提此三位殷王并与周文王并列，表达出了在周公心目中此三位殷王是具有显赫地位的。

《史记·殷本纪》：“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作为武丁子、祖庚弟的祖甲，明显不显赫。若与武乙在位至少有35年相比，33年也并不显赫。因此，周公如果用一位在功勋及在位年数等方面皆不显赫的殷王，与周文王并列，显然无甚道理。

《史记·殷本纪》：帝太甲“称太宗”，帝太戊“称中宗”，帝武丁“为高宗”。这是殷商“三宗”，也是祖甲是指太甲之说的来历。或许殷人并不称太甲为祖甲，只称帝甲为祖甲。或许是周人称太甲为祖甲，或者是周公张冠李戴用错名了。总之，《无逸》中周公所说的“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的祖甲，只有指太宗太甲，周公之言才有意义。

《古本竹书纪年》：“太甲唯得十二年。”自太甲元年即前1645年之后12年即前1634年，而前1634年按古历年干支恰为戊申年。由此可推断出这段历史应该是这样的：自汤崩至太甲初年，是伊尹摄政包括自立时期，直到太甲十二年政归太甲，所以，有的史官就记为成汤、伊尹、太甲等，并以政归太甲之年作为太甲元年以及之后的享国三十三年；而有的史官则记为成汤、外丙、仲壬、太甲等，也分别记录了太甲元年、太甲唯得十二年和享国三十三年。这应该是有两个太甲元年及太甲有12年又有33年的来历。

四、结语

前文已述，商代始年为前1679年，商代末年为前1051年，商代积年共629年。

由表5可知，只有《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外纪》中的商代积年为629年。但《太平御览》所列诸王实际年数合计却要大于646年，《资治通鉴外纪》所列诸王实际年数合计虽然也是629年，但是其商代晚期四王年数合计显然不符合卜辞和铭文的年数。所以，各种古文献所列的商代诸王年数，没有一部是可以完全采信的，所以只能作为参考。

太甲之前和武乙之后的诸王年数，按前文所述。自帝沃丁至帝庚丁的诸王年数，按参考古文献的四种说法即表5所列的其中四部文献来推定，凡三部文献一致的或与《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外纪》这两部文献一致的则采信。这样，帝沃丁、帝沃甲、帝小乙、帝庚丁等，则皆采信《今本竹书纪年》的年数。由此，复原出完整的商代诸王年表，如表10所示。

表10 商代诸王年表

续表10 商代诸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