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

【摘 要】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风险、应对风险的有效措施，在企业的经营发展中起到明确权力、责任以及制衡的作用。企业在采取避税行为的同时也面临较大的税务成本与风险，需内部控制制度对风险进行管理。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讨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对其避税程度有约束作用，且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抑制作用更大，而股权集中度会削弱这种抑制作用。文章丰富了现有关于企业避税程度或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内容，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避税; 内部控制; 股权性质; 股权集中度

【中图分类号】 F275;F832.51;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11-0093-06

一、引言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税收是国家的强制征收行为。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为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采取多种避税方式。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且这些因素较复杂，难以分辨，已有对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市场力、企业营运战略、审计质量、监管水平、信息环境、政治关联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企业内部控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影响避税行为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种方式，用于监督、限制和平衡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研究内部控制对避税行为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对其拥有的内外部资源合理分配，充分利用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合理规避税务风险。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其治理结构的影响，而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初始成本来源于股东，企业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作为避税与内控问题的调节变量，分析论证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不同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与避税行为的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避税行为一直是学者们在税务方面重要的研究对象，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内部控制就是其中之一。企业避税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或提高税收抵免，降低当期支付的所得税，进而减少现金支出。但在采取避税行为的同时，企业也面临较大的税务成本与风险，而内部控制制度的一大作用就是进行风险管理，这些风险中就包括税务风险[ 1 ]。当企业内外环境复杂或者企业规模、范围越来越大时，内部控制制度对风险管理的作用愈发明显，有利于企业管理系统的运行畅通，对其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借此可知企业的内控与其避税行为存在某种关联[ 2 ]。

企业投资者在选择避税方式时会充分衡量成本与收益，选择最佳方式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委托代理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企业经理人有动机借助避税行为攫取私人利益，而复杂的、不利于识别的避税行为给管理者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所有者对管理者的监督增加了难度[ 3 ]。由于经理人与股东的风险承受力存在差异，对企业避税行为的选择也存在差异。经理人可能基于实现经营业绩或者在股权激励的影响下选择更为激进的避税手段[ 4-6 ]，这些激进的避税措施增加了税务机关发现企业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行为的难度，也加大了企业因此承担高额罚款甚至刑事责任的风险。

激进的避税行为一旦被发现会为企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声誉损失。从审计角度来看，企业避税行为使审计人员承担更高的审计风险而被要求提高审计费用。从投资、融资角度来看，企业避税行为通常与主要的法律责任相关，会引起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注。同时，企业避税行为可能涉及人为操纵会计信息，加剧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对企业实施更加严格的贷款政策并加大監管力度，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7 ]。企业为了控制管理者的避税行为，使其做出最有效率的税务决策，就需要内部控制制度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内部控制越有效的企业对其避税行为越谨慎，对避税成本与风险考虑越全面。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内部控制对避税程度有抑制作用，企业的内部控制越有效，其避税程度越低。

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在股权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目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对这些企业来说，国家是第一大股东，控制其经营与发展，这一特点对企业避税策略及避税行为的选择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及委托代理关系上存在不同，最终使得其避税程度以及避税行为的选择存在差异。

国有企业承担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如纳税、环保和公益事业等。从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代理人无论避税与否，最终都是国有企业股东的利益，都将增加国家的财富，选择避税行为则要面临更大的风险。而非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税负作为其现金流出之一，不利于其经营目标的达成。站在委托代理的角度，企业税收负担越大，股东收益被侵占的就越多。为了争取到税后收益最大化，企业委托人会积极鼓励代理人进行避税活动获得最大利益，而代理人也会为了经营业绩去积极避税。综上，可以认为，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避税程度的影响小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更大，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股份制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依然是普遍现象。以往研究表明，持有较多股份的大股东更倾向于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大股东的强大控制力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大股东持有比例相对较高的股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有影响，甚至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目的，大股东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激进的避税手段以谋求税后利益最大化[ 8 ]。而管理者在进行避税选择时，会更多地考虑大股东的需求和想法，甚至直接服从大股东的命令。这些做法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税收成本和潜在风险，也将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大股东的行为不容易受到中小股东的监督，甚至凌驾于企业内控制度之上，导致内部控制在避税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较小，不利于对企业避税行为选择的约束。另一方面，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可以看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大股东由于其强大的权力可以被视为“代理人”，中小股东可以作为委托人。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中小股东由于受到权力制约，很难获得公司的内部信息，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所有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大股东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并有动机和机会采取行动以谋求私利。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对中小股东来说，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现象，收益中的大部分被控股股东所侵占，中小股东的风险远高于其收益。而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股东之间相互监督，权力与权力之间制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更有利于实施，对避税行为的约束力更大。根据上述讨论，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会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2018年我国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中的A股作为数据样本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值来源于CSMAR（国泰安财经研究数据库），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与可靠，剔除被ST和*ST以及数据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的样本数为9 594个，研究采用Stata11.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二）变量定义及度量方法

1.被解释变量

目前，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有两类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方法被使用[ 9 ]。一是实际税率法，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国外的研究中，但在我国应用较少，原因在于该方法缺乏实际税率的横向可比性。二是用BTG及其变体，该方法在研究中应用较多，得到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为了去除应计项目对应计利润及应税利润的影响，本文借鉴Desai和Dharmapala[ 10 ]的做法，用扣除应计利润之后的DBTG来衡量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

会计—税收差异（BTG）=税前会计利润/期末总资产-（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期末总资产）

TACCit代表企业的总应计利润，计算方法为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之差除以上一年度的资产总额;？滋i是每个企业残差求得的平均值;？着it是每个企业每年残差与企业残差平均值的偏离度。

2.解释变量

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展开量化的前提是明确对应的评价标准。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衡量标准的归纳总结，大致分为3种衡量标准。一是建立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模型。模型建立与度量的主观性较强，因此本文不选用这种衡量标准。二是内部控制审计评价报告。这一类审计报告由事务所代为评价，涵盖面较小，不能做到统一，也不能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具体评价。基于此，本文不选取该种衡量标准。三是选取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进行衡量。该指数于2011年首次发布，由深圳迪博公司与厦门大学联合研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前两者相比，该指数从内部控制五要素出发，能更客观、全面地评价各类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均适用，可以充分保证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自身之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3.调节变量

本文延续以往学者采用的方法，对股权结构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个角度来考察。股权性质（Soe）是对股权结构定性方面的描述，按企业股权性质的不同进行分类，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企业股权结构的量化衡量指标一般为股权集中度，通常采用企业中持股最多股东的持股比例（Top1）来衡量。

4.控制变量

本文选用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存货的密集度（Invr）、应收账款的密集度（Arr）、收入增长率（Growth）、独立董事所占比例（Outratio）、资产负债率（Lev）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以及年份（Year）、行业（Ind）两个虚拟变量。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基本模型

本文以避税程度（DBTG）为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有效性（ICI）为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检验前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根据理论分析可以推测内控与企业的避税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可推测回归模型（2）中ICI前的变量系数（？茁1）应小于零。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对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被解释变量（DBTG）的标准差在所有变量中较小，其平均值为-0.0001334，充分说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避税程度差异较小，波动程度也较小。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ICI）的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816.11和355.75，表明不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不同;标准差为68.90959，说明企业与企业之间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较大;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的均值为660.7733，数值较大，表明虽然不同企业的内控有效性不同，但整体上水平较高，有效性较强。股权性质平均值是0.3796769，表明在研究样本中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大概为2/3，而国有企业大概占比1/3，这一结果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最大值为0.8909，最小值为0.0339，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接近于0.857，說明企业中存在股东控股严重的现象，但由于Top1的平均值接近于1/3，表明整体来看这种控股现象并没有很普遍。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企业避税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H1，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ICI的回归系数为-0.0000352，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这验证了H1企业内部控制与其避税程度负相关，即企业内部控制越有效，其避税程度越低。

对控制变量的分析：

（1）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0.00307），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研究结果的预期是一致的，即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内部相关控制制度越完善，或者规模大的企业更加注重风险识别，对其避税行为更加谨慎，选取的避税手段更加保守。

（2）企业的资产收益率（Roa）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0.592）。表明经营情况较好、利润较高的公司在选取避税手段时可利用的资源较多，避税空间也较大，因此其盈利能力与避税程度正相关。

（3）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0.0533），表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越高，越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避税行为，进而其避税程度越低。

2.股权性质对企业避税程度与内部控制之间作用的回归分析

基于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政府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普遍干预。国有控股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加注重，积极纳税就是其中一项社会责任。为了验证H2，加入Soe以及Soe与ICI的交乘项，根据模型（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内部控制与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000503，且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股权性质（Soe）与企业避税的回归系数为-0.0108，说明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的避税行为存在差异。股权性质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Soe×ICI）系数为0.0000305，在10%的置信区间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其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其避税程度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更应该值得关注。国有企业在获利的同时还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避税活动需更谨慎，更加保守，验证了本文的H2。

3.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避税程度与内部控制之间作用的回归分析

表4还体现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加入Top1及Top1×ICI之后，内部控制有效性（ICI）与企业避税（DBTG）的回归系数为-0.0000813，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表明在考虑了股权集中度这一因素对回归模型的影响后，企业内部控制对其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仍然存在。Top1与被解释变量避税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00894，且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说明企业避税行为在股权集中度不同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Top1与ICI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与企业避税程度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越小，即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削弱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根据前文叙述，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对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有两类，在前文的实证检验中本文选取了第二类衡量指标会计—税收差异。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选取第一类衡量指标实际税率法进行回归。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同，其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也不相同，借鉴吴联生[ 11 ]和刘行[ 12 ]等的方法，用法定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ETR）的差表示企业的避税程度，即RATE=名义税率-实际税率。RATE越大说明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本文用RATE替换DBTG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本文的主检验回归结果一致。考虑到企业内部控制与其避税程度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滞后一期，进行2SLS回归，回归结果与主检验结果保持一致。综上，本文的计量结果稳健，结论较为可靠。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假设建立了相关回归模型，通过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到三点结论：

第一，企业内部控制越有效，其避税程度越低，避税行为越受到抑制。从整体来看，内部控制制度越完善，企业对风险的把控越全面，内部控制活动的执行就越有效。企业进行避税时，对风险因素以及经济后果考虑越全面，选取避税方式会越谨慎，更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

第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更大，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具有特殊性，因此通过避税行为减少自身现金流出的动机不强;而非国有企业的纳税活动减少自身的经济收益是一种直接的现金支出，其避税动机更加强烈，由此带来的税务风险与成本也就更高，内部控制制度对其约束作用也就更大。

第三，企业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内部控制对其避税行为的约束作用越会削弱。如果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则不利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与执行，特别是对企业避税行为选择的限制。

（二）启示

针对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企业自身与国家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从企业自身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制度对其发展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另一方面，企业在避税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成本收益原则，考虑避税行为带来的成本与风险。此外，对于企业的股权激励问题，应该严格控制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使其既能达到激励的目的，提高企业的长期经济利益，又能考虑到股权激励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合理控制风险，关注企业的股权制衡问题。

对于国家来说：一方面，政府应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特别是针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国家应要求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此外，政府应加大监管以及对企业不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企业起到震慑作用。政府应多关注已经发生过税务违规行为的企业，定期检查，防止税务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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