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中国的戏曲和文学是不分家的，戏曲的文学性是戏曲的审美本质。当然，什么是戏曲的文学性可以探讨。在戏曲史上，一直有本色派与文采派的争论，也就是场上之曲或台上之曲与案头之本或案头之曲、案头之书的区别。对这个区别各有各的说法，总的来说，本色派强调场上之曲的主张，戏曲主要活在舞台上，要能演、好演;而文采派则主张戏曲要美，用汤显祖的话说，就是要具备“意趣神色”四个字，至于他能不能演能不能唱是其次的。他说，为了“意趣神色”可以牺牲其他，他著名的话就是“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显祖《答孙俟居》）。这两种主张在戏曲史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的对立也许被夸张了。比如，汤显祖一直被看成是文采派，但他作品的舞台性非常到位;孔尚任也被看成是文采派，他的《桃花扇》同样是舞台性很强的戏。而洪昇被认为是本色派的代表，但他的作品可称得上文采华丽，比如《长生殿》。所以，后来王骥德、吕天成、李渔等戏曲理论家，虽然都主张舞台优先，但总体上还是认为要兼而有之。也就是说，一出戏，既要能演，也要有文采，他们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戏曲创作的标准。如王骥德虽说曲“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同时他又说，“曲以婉丽俏俊为上”，“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故作曲者须先认其路头，然后可徐议工拙。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