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75年阅读史（上）

2021-05-30陈文忠

学语文 2021年4期

摘要：《乡土中国》迄今75年阅读史可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阅读主体：即作者的自我解读，书评家的推介评说，学者的专业研读，教师的文本导读。作者的自我解读对文本理解具有“点睛”意义，书评家的推介评说开启了文本的经典化进程，學者的专业研读是对文本的深度阅读；他们对文本理解和教师导读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认为，教师导读应当遵循“抓住一个中心，紧扣三个要点”的导读原则，“过度导读”可能适得其反。

关键词：《乡土中国》；阅读史；整本书阅读；适度导读

1947年2月3日至1948年3月18日，费孝通在《世纪评论》上开设“杂话乡土社会”专栏，前后共发表了14篇文章；1948年4月，这些文章经编排改动后，以《乡土中国》为名初版于上海观察社。

写作史的结束，便是阅读史的开始。若从1947年2月《世纪评论》上“杂话乡土社会”专栏文章最初面世算起，迄今《乡土中国》已有75年阅读史。75年阅读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不同的阅读主体：最初是作者的自我解读；继而是书评家的推介评说；然后是学者的专业研读；最近是教师的文本导读。如果说作者的自我解读对文本理解具有“点睛”意义，书评家的推介评说开启了文本的经典化进程，那么学者的专业研读大多是对文本的深度阅读，它们对文本理解和教师导读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从上述四个方面回顾《乡土中国》75年阅读史，旨在为整本书阅读提供不可或缺的阐释史语境。

一、费孝通的自我“旁白”

晚年费孝通有“教授贵在旁白”之论。他说：“我讲课的时候，把文章先发给大家看，看后再听我讲。讲我这篇文章，讲我的思想是怎么来的，讲思想结果的形成过程。用电影电视的行话讲，这叫‘旁白。旁白比正文好。教授的本领是旁白。教授贵在旁白。”[1]作者的自我解读，就是关于《乡土中国》的“旁白”，它为读懂《乡土中国》提供了一把钥匙。

费孝通的“旁白”，以1948年的“初版后记”开篇，它可与1984年的“重刊序言”合读。从“后记”到“序言”相隔37年，这是《乡土中国》沉睡的37年；37年后重获新生，“重刊序言”与“初版后记”前后呼应。以“后记”与“序言”为中心，联系其他场合的各种解读，作者的“旁白”主要解答了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本书的学术课题，即《乡土中国》研究和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1948年《后记》说：“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2]1984年《序言》说：“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1984年夏，费孝通在题为《社会调查自白》的系列演讲中又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3]这三段话，《序言》是对《后记》的重申，《自白》则做了进一步发挥。概而言之，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乡土中国》的研究对象，是以看得见的现实的、作为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为对象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是从“基层”上看，而非从“上层”看，这一点对理解全书内容极为重要；二是《乡土中国》的研究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的解剖，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乡土社会”的类型，亦即一种不同于现代“都市社会”的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三是“乡土社会”与“中国乡土社会”两个概念有所不同，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在前，另一个在后，一个是普遍的，另一个是特殊的，一个是论，一个是证”[4]。《后记》偏重于前者，《自白》有兼顾二者的意味。

其二，本书的学术性质，即《乡土中国》是一份调查报告，还是一部学理著作？《序言》说：与《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素描，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换言之，《乡土中国》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是由一组概念命题构成的理论著作。作者28岁完成《江村经济》，38岁完成《乡土中国》。两本书跨越十年，实为姊妹篇：一个是微观素描，一个是宏观概括；一个是对某一村庄生活的面面俱到的事实勾画，一个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学理概括。作为概念体系的《乡土中国》有认识意义，也有方法论意义。《序言》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因为，在社会人类学家看来，科学的社会调查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不可分。以使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同时，本书的理论品格提示了读者应关注的重心，读《乡土中国》不同于读《故乡》《边城》，主要不是欣赏作者的文章笔法，而是抓住书中“提炼出的一组概念”。例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家族社会”“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抓住了这一组概念，就把握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和观念。

其三，本书的学术方法，即贯穿《乡土中国》全书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方法是什么？简言之，它采用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类型比较法”。《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范畴。费孝通把社区分析分为两步。《后记》说：“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江村经济》属于“初步工作”；《后记》继续说：“《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也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乡土中国”比较的类型是“移民美国”。在《乡土中国》中，作者或明或暗地，“把住处经常迁移的美国城市居民和中国传统的市镇和乡村的居民相比较”[5]。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与《乡土中国》（1948年）是“姐妹篇”。《后记》进而告诉读者：“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乡土中国》“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美国人的性格》“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具体而言，《乡土中国》中的类型比较可分三个层面：一是中国的乡村与城镇的比较；二是中国乡土社会与西洋城市社会的比较；三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当今乡村社会的比较。不过，第三层次的古今比较不够具体，也欠深入。

其四，本书的学术创新，即《乡土中国》的理论要义是什么？提出了哪些创新性观点？1948年，费孝通在给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在《乡土中国》中的理论发现：“我已经用中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的小书，这本书事实上也可称是一项中国文化模式的研究。但我并不像本尼迪克特那样从民族性方面处理我的材料，而是偏重于结构分析。在第一部分，我分析了社会关系的一般模式，认为中国是‘差序格局（亲属的模式），西方是‘团体格局（成员平等）。从这一差异性出发，我发展出中西道德模式上的不同：（西方）普遍的爱与（东方）系于私人地位的偏爱。在书的后面的部分我区分了权力的四种类型（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并且相应给出了中国乡村社区传统的四种形式。”[6]这则“旁白”对理解全书极为重要。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乡土中国》一书，实质是“一项中国文化模式的研究”，它有别于本尼迪克特从民族性出发，而是偏重于社会结构分析的；二是在这项“中国文化模式”的研究中，费孝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即以“差序格局”为特点的社会关系模式、以维系着私人伦理关系的道德模式以及中国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模式。1984年，费孝通在以“社会调查自白”为题的系列讲演中，谈到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时，认为封闭经济、熟人社会、无文字社会、差序格局、重农轻商以及崇尚传统六个方面是其基本特征。[7]1998年，费孝通在编《费孝通散文》时，从《乡土中国》选入了5篇，依次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和《从欲望到需要》。两段“旁白”和文章选择，时间不同，内容有异，强调重点有别，但对领悟全书要义和理论新义都具有启发意义。

其五，本书的学术特点，即《乡土中国》的学术特色是什么？长处何在？有无缺陷？晚年费孝通在比较《乡土中国》与钱穆的《国史大纲》后，对此做了清醒反思和客观评说。大致可概括为三点。首先，费孝通认为这两本书都在谈“中国特色”，但角度和材料不同。他说：“我的方法同钱穆先生不同。他是借助书本从中国历史里边总结出来的一些他认为是文化上的精华，我是从农民生活里边看出来一些中国农民的特点。一个方向，两个层面。用的材料不一样。他是从历史上的事实出发，我是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8]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研究途径不同于历史学家钱穆：钱穆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特性和中国文化[9]；费孝通则是从当下现实的“乡土社会”、“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费孝通的方法被称为“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做出大学问”[10]的方法，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其次，这种只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的方法，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陷。费孝通晚年对此做了深刻反思：“《乡土中国》里边说的中国农民特点，是从历史里边来的，是我们先人传下来的。我只讲了特点，没有讲传下来的过程。讲讲这个过程，很要紧，有些道理是要从过程里边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说，没有这个过程是个缺陷，是个遗憾。可是这个缺陷，我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11]费孝通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乡土中国》长处和不足，也有助于理解《文字下乡》等章节因有违“历史大线条”、“全然不看历史演化”而引起的异议。再次，针对《乡土中国》存在的“只讲特点，没讲过程”的缺陷，费孝通明确提出了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历史的了解和现实的观察”的双重原则。他说：“我希望下一代人，还得要从两个方面努力，就是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光看历史，不够，光看现实也不够。你如果足够尊重现实，大概一定会回到历史里边去找现实的来路”；“怎么去理解中国文化的精华，我想应该是两个办法，就是历史的了解和现实的观察。”[12]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家，费孝通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反思，不断升华，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其六，本书的学术位置，即《乡土中国》在作者乡村研究系列著作中的学术地位何在？作者在《乡土重建》（1948年）《后记》中有一段说明。他说：“《乡土重建》继续《乡土中国》……这两本集子虽则是同时写的，但性质上却属于两个层次。在《乡土中国》里，我想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構的原则，接下去应当是更具体地把这结构，从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关于这工作，我也在尝试。就是我在《观察》周刊所发表过的从‘社会结构看中国那一套，但是牵涉太广，一时还不能整理出一个样子。这里所做的其实是第三步工作，就是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决。”[13]今天看来，当年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几乎描画了作者一生的学术规划和学术目标。首先说明了《乡土中国》在作者乡村研究系列中的位置。如前所说，作者乡村研究的第一步是具体社会素描的《江村经济》。据此，作者乡村研究的规划实际上包含四步：《江村经济》的社区素描——《乡土中国》的概念体系——《皇权与绅权》的“社会结构”棱角描画——《乡土重建》的发现症结和解决问题。在这个系列中，作为理论著作的《乡土中国》实为第二步。其次，这个学术四步曲也道出了作者最终的学术目标，即“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决”。学理研究的《乡土中国》不是最终目的，解决问题的“乡土重建”才是最终目标。这实质上与此前梁漱溟提出的“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14]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致的。晚年费孝通把自己一生的志业概括为四个字：“志在富民”[15]。从早年的“乡土重建”，到晚年的“志在富民”，前后一脉相承。费孝通“务实”的学术态度，带有深刻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烙印。费孝通曾说：“随手我可以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的根本态度。”[16]确实，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7]，费孝通的学问是“踏遍青山”“志在富民”的学问。那么，这是否也可以解释作者在《乡土中国》中着力抓住现实的基本“特点”，不在历史“过程”上多用心力的原因？

综合“教授旁白”，作者明确告诉读者：《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一部采用社会人类学的比较方法，从看得见的、现实的基层“乡土社会”出发，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理论性著作；它在具体的“社区—村落”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全貌，提供的是一套概念体系，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的《乡土中国》，不同于钱穆“从历史上的事实出发”的《国史大纲》，两部著作，“一个方向，两个层面”；因此，如果能将两部著作合着看，那么，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既可以把握表层“特点”，又可以认识深层“过程”。

二、书评的推介评说

《乡土中国》的最初读者，除了作者的自我“旁白”，就是“初版”和“重刊”后的“书评家”。书评家的推介和评说，从1948年4月上海观察社“初版”，到1985年三联书店“重刊”，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可细分为四个时段，有四种不同的评价态度和阅读视角。最先是书评家的客观推介，继而是批评者的反驳甚至批判，接着是时评者的借题发挥，最后被推为作者的代表作。从客观推介、到反驳批判、再到多角度解读和肯定性评价，《乡土中国》经历了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的经典化进程。

时空距离的陌生化和神秘感，往往会把认识对象变为崇拜的偶像。一般来说，“第一读者”在时空上最接近作者，他的评价也可能更为客观真实。那么，谁是《乡土中国》的“第一读者”？

费孝通的师长、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最可能是《乡土中国》的“第一读者”。1946年，费孝通的《作之民》出版，潘光旦为之作序，誉之为“未经‘国定的一种公民读本”。1947年，费孝通最看重的著作《生育制度》出版，潘光旦为之写了著名长序《派与汇》，成为《生育制度》阅读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读者”。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多处引用潘光旦的论著，如《说“伦”字》《冯小青》等等，“差序格局”这个核心概念，也是在潘光旦对“伦”的深入研究基础上抽绎出来的[18]。遗憾的是，当时同为清华园邻居的潘光旦，并未再为《乡土中国》写序，也未见留下评论文字。不过，《乡土中国》与潘光旦学术思想的渊源关系，已成为当代学者关注的课题。[19]

1948年5月20日，时任清华大学社会系讲师的全慰天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评费著〈乡土中国〉》一文。当时距《乡土中国》出版仅一个月，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书评，全慰天因此可视为《乡土中国》阅读史上的“第一读者”。全慰天书评受到当时读书界关注，随即在《新书月刊》创刊号上转载。全文15段。开篇写道：“费孝通先生虽从农村经济与手工业研究中提出‘小康经济的理论，但他本人历年所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书籍，数量上已远超过‘小康经济的生产水准，而是‘工业化了。”以不无调侃的笔调称赞了作者的“多产”。第二段概述全书论题与方法，认为“《乡土中国》是著者以功能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果”。第4段介绍全书目录。5至14段，顺着全书内在理路，逐章介绍全书要义。作者细读全书，理解准确，篇幅不长，概述精当，可视为《乡土中国》的袖珍版。今天的读者倘能细读此文，对把握《乡土中国》全书要义也有极大助益。文末作者说：“本书是有价值的。”仅此一句肯定性评价。全文主调是客观推介，以引导读者购买阅读：“笔者为减轻写这篇介绍文字的责任，甚望读者能与原书见面。海水的冷暖和咸淡，只有各自用舌头去体会，才能知道。”这也是当年书评的套语。

几乎与之同时，小说家端木蕻良在上海《求是月刊》1948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费孝通〈乡土中国〉》一文。端文同样“沿着这本小书所收集的十四篇文字的排列来说话”；所不同的是，变全氏的“客观推介”为端氏的“反驳指摘”。全文从头批到尾。结尾写道：费先生“想用些现象来挽救本质，说乡土文化是‘天工，说乡土社会‘不靠计划，说中国乡土是不动的，死的，愿意让人来吸血的。想用无益的说词来掩盖真实的事实的有机的发展，想用尾巴来遮住眼睛，想用美国眼睛来看中国，想用沙子来掀起风，想用骆驼来穿针孔，巧妙是很巧的，但是他经不住真理的考验。”端文的立场是阶级论的，方法是摘句式的，没有同情的理解，只有无情的批驳，对《乡土中国》的学术品格和理论价值尚缺乏认识。在《乡土中国》的阅读史上，端木蕻良的书评增添了波澜，也不妨引发我们的再思考。

端木蕻良比费孝通小两岁，曾是费孝通的清华同学。他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1934年发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以《科尔沁旗草原》为代表的早期创作，大都以东北故乡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着忧郁的心情眷恋着故乡的土地，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愤怒。深入了解端木蕻良的经历和思想，再看这篇书评中的立场和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这是具有丰富乡土生活经验的左联作家，对基于社会调查的留英社会学博士的批驳。

10年之后的1958年，时任中南财经学院教师的彭明朗在《江汉论坛》1958年第3期上发表了《“乡土中国”里的费孝通》一文。彭文的态度与端文相似，但立场更为偏激，由基于乡土经验的“批驳”，演变为出于政治形势的“批判”。

《乡土中国》的阅读史，在中国大陆似有两个空白：一是1948年之后到1958年，二是1958年之后到1985年。在《乡土中国》“重刊”前夕，陈树德在《读书》1985年第5期上发表了《从〈乡土中国〉看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一文，由此重新开始了《乡土中国》的正常化阅读，同时也开启了《乡土中国》的经典化进程。

陈文开篇写道：“费孝通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五十年，踏遍青山，立足实际，从实地接触中来研究中国社会”；“他写下了许多蜚声中外的论著……这些著作犹如一座座航标，记载着这位年事已逾七旬的老学者在学术上的劳绩。”[20]从1958年的彭文到1985年的陈文，对费孝通的评价形成了鲜明对照。接着文章对《乡土中国》的研究课题、理论内容、比较方法等作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值得关注的至少有四点。一是描述了《乡土中国》的理论结构：“《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鄉土本色》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至于后记，简直是一篇学术自传。”[21]这是《乡土中国》阅读史上首次描述其内在理路的文字，后被多处引用；二是认为《乡土中国》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五大特征，即社区狭小、传统道德、家族统治、以礼代法和封建教化，并逐一作了阐释；三是对《乡土中国》运用类型比较法论述中西文化差异的特点和意义做了分析评价，指出“《乡土中国》主要是通过比较论述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人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土中国》在方法上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在内容上则是我们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份重要的史料。”四是对费孝通从社会调查着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途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尽管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之间的着眼点不同，但是一部学术上有贡献的著作却往往是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乡土中国》就是这样一本著作。”[22]而重实验，重调查研究，正是费孝通一生倡导和践行的学术原则。

《乡土中国》的重刊，迅速引起读书界和思想界的广泛兴趣。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正逐步推进。1987年，任晓在《博览群书》第9期发表了《土地·血缘·政治文化——读费孝通先生旧著〈乡土中国〉》一文，他“从这本著作中看到了文化研究和政治改革讨论的契合点”。任晓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分析引发了一番议论：“所谓差序格局，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亲属关系为基准形成的群体……这种差序格局不仅成了社会交往关系的规则，而且也同样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了它的栖身之地，赐土封侯，世卿世禄等无一不是血缘亲属关系在政治上的反映……这种人情化的政治传统是如此之强大，以至在当代中国依然顽强地投射其阴影”；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终于认识到改革政治文化的迫切性了”。任晓的议论不无道理。从《乡土中国》阅读史看，此文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先抓住“差序格局”这一核心概念，并对其含义作了简明的界定分析。

1989年，郭国灿在《读书》第1期发表了《“移民精神”与“乡土意识”》一文，把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的《美国精神》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进行比较，试图解决“心中萦绕的一个久难去怀的文化困惑”：即“具有四、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华与不过三百年历史的美利坚的文化根本差异，究竟何在？这种差异又意味着什么？”作者以《美国精神》和《乡土中国》为据，把两种文化的差异概括为四大方面：一、清教伦理与家族伦理；二、“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三、实验主义与实用理性；四、移民精神与乡土意识。同时，逐一对两种文化的差异和意义做了分析。这篇文章的时评色彩更为明显，字里行间流露出彼高我低、彼优我劣的意味。费孝通固然建议《美国人的性格》和《乡土中国》两本书可以合着看。但是，按文化功能论的观点，文化是人为了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从器物到信仰，对人的生活来说都是有功能的。因此，不同文化模式的构成要素可能不同，但绝无高下优劣之分。当然，随着社会变迁和人的需要的变化，一种文化在发展中必然会吸取其他文化的合理成分，这是不待言的。从《乡土中国》阅读史看，此文所概括的“移民精神”与“乡土意识”的四点差异，对认识中美两种文化模式的特点，仍不乏参考价值。

从1948年到1989年，经过40多年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的阅读阐释，到了1992年，《乡土中国》终于被列入中外社会学的经典行列。其标志是《乡土中国》收入了张静、霍桂桓主编的《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千种评要》之《社会学》分册。《社会学》“编写说明”首条表明：“本书共介绍了中外社会学学术名著95种，上起古希腊，下至当代。所选论著，基本上是根据著作的理论意义和影响以及作者的学术地位等方面的考虑确定的。”选择标准不可谓不严。直至晚年，在回答“你写的众多的书中最喜欢那一本”时，费孝通表示：“我自己认为《生育制度》比《江村经济》重要。”[23]《乡土中国》提都未提。《乡土中国》被视为费孝通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学界的选择，而非作者的自我选择，这是值得玩味的。

《评要》对《乡土中国》的介绍约两千字，按照14篇文章的顺序，分三大段缕述全书要义，具体内容与全慰天和陈树德书评大同小异。最后评曰：“《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比较研究的范围，是费孝通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他在分析乡土中国社会结构时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对于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有许多借鉴作用。”[24]选择就是评价。《评要》以平实的语言肯定了《乡土中国》的理论原创力和学术典范性，而这两点正是学术经典最基本的品格。

《评要》在《乡土中国》的阅读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它是前期“书评”的总结，也把《乡土中国》纳入“中外社会学名著”的著作体系，赋予其社会学经典的地位，从而引起更多专业学者的关注和研读。

参考文献：

[1][8][10][11][12][23]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三联书店2019年，第247、288、510、289、289—290、517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乡土中国》现今各种版本均有《重刊序言》和初版《后记》，为节省篇幅，以下出自《序言》《后记》的引文不再作注。

[3][5][7][15][16][17]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21年，第166、242、167—171、248、225、117页。

[4]阎明：《“差序格局”探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90页。

[6]转引自张江华：《“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菲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社会》2015年第4期，第146页。

[9]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13]费孝通：《乡土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2页。

[14]梁漱溟：《中國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8]郑也夫：《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16日，第5版。

[19]参阅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阎明《差序格局探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