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可阳 李婉月

摘  要：周扬，作为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的关键人物，他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牵系。他并不是依靠等身的著作成就其非凡地位，而是凭借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深切影响。周揚自身文学理论的大致思路在“左联”时期形成。在延安时期，他从文艺青年转变为党的宣传者，还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阐释者与执行者。建国后十七年，他从延安的文艺界领导变成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导者和践行者。在新时期他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其文艺思想更加开放和包容。

关键词：周扬;当代文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4）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湖南益阳人。早年曾在上海国民大学、大夏大学英文系学习，后留学日本。周扬1931年加入“左联”，两年后成为“左联”的领导人直至该组织解散。1937年他去了延安，并很快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战线领导者，先后任教育厅长、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文革”中受冲击。1976年后，周扬复出并继续主持文艺界工作，直至1989年去世。

严格来说，周扬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论家，并不是依靠其等身的著作，而是依凭他对中国文论、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切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文论家能够像周扬这样，不但与同时代每一位重要的文学家都有这样那样的交集，而且还永远地改变了其中很多人的命运。与其他文论巨擘更不同的是，和周扬那几起几落、跌宕沉浮的人生相比，他的理论体系反倒显得不那么复杂艰深。如童庆炳先生所描述的，周扬一生的文学理论活动中真正发生影响的就是“一个中心——人民文艺论”和“两个基本点——艺术真实论和艺术形象论”[1]。但是，恰恰因为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他的人生中交织着的斗争、批判、背叛、屈辱、反思，周扬的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才能远远超出了理论本身的视阈，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艺史与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与同时代很多学者类似，周扬的理论发展轨迹深受时代的影响，1937、1949、1966、1976这些重要的年份也成为周扬人生中天然的断限。在此，我们将按四个不甚接续的时期来阐述周扬文学理论的演变历程。

一、“左联”时期（1931-1936）

20世纪20年代后期，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此时的周扬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当然要说，周扬的勇敢和叛逆是受到了“五四精神”的影响，但他个人的求学经历也对他此时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扬在上海求学期间所学的专业主要是英国文学，这使他更自觉、更主动地接触西方思潮，此中既有共产主义，也有柏格森与尼采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而尼采主义的叛逆精神也打上了一定烙印。

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左翼”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1932年便被推上“左联”常委的位置。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周扬继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春该组织解散。因为他为了早日参加实际斗争，在大夏大学时由英文系转入高等师范专修科，毕业后就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又因被捕而中断了留学生涯。周扬很少文学创作，主要致力于国外革命文学的译介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他能够成为“左联”的领导，一方面是因为组织的需要和冯雪峰等人的推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一腔热诚和勤劳肯干。临危受命的周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负责“左联”的文化运动，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般认为，此时期周扬的文学理论还不成熟，他对文学的理解还缺乏一种深沉洗练之后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周扬自身文学理论的大致思路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在此时期都已经做了思考，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周扬的想法应该是相对来说最真诚、最多含有独立思考的成分。

刚加入“左联”，周扬就与鲁迅等“左翼”文学家并肩作战，与以胡秋原、苏汶等为首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展开激烈论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苏等人鼓吹文学脱离政治、脱离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真理”等主张，攻击“左翼”文化，而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1932）、《文学的真实性》（1933）等文则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周扬文论中最核心的论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在此时被提了出来：“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2]67“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的必要。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在于此。”[3]9-10可见，周扬此时的表述尚显稚嫩，观点也比较绝对化，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看出周扬的真诚，作为一个全心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周扬鲜明坚定地坚持以政治为中心的一元论。其实，何止周扬，在那个热血的时代，“左联”的青年们很多都深受共产主义的感召，他们尤其努力紧跟国际共运的步伐，只是因为环境的险恶和联络的不畅，时常会有“滞后”。在此，周扬凭着外文的优势，总能更快地接受苏联文学界的新思想、新观念。就是他在1933年将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进中国，同时对极左的“拉普”创作理论做了彻底的否定，这也是他此时期理论上最大的功绩。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他指出“拉普”批评家们常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方法的烦琐哲学公式去绳一切作家的作品，其中还纠缠着极端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论调曾是“左联”青年们追摹的目标，而周扬的文章及时刹住了这一风气。更为可贵的是，他进一步提出：“艺术家的世界观又是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特殊性——就是‘借形象的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2]36这也是周扬对自己以前过左倾向的反拨，这种反拨在他的人生中多次出现，只是造成的反响各有不同。不论如何，此时的青年周扬在论辩中逐渐成熟，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文学本有的艺术品格。

不过，周扬还是为自己的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随着周扬在“左联”领导地位的逐渐提高，组织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始于1935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使得周扬和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产生重要分歧，以至于鲁迅激烈地撰文称周扬为“拿了鞭子的奴隶总管”，是“无药可医”的了。这一论争给周扬以深刻教训，直到80年代，周扬还称30年代是自己的“另一个癌症”。也就是从这时起，周扬的文艺思想开始趋于沉稳。

二、延安时期（1937-1946）

1937年11月，周扬来到延安，很快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来又担任鲁艺副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等职，并主持多种机关杂志，实现了从文艺青年向党的宣传者身份的转变。当然，此时期对周扬影响最深远的事情莫过于党的信任。初到延安，毛泽东对周扬这个不到30岁的青年还只是“不偏不倚”地关心培养，后来逐渐委以重任，甚至互相阅看文稿，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被周扬细细地阅改过。也是从这时开始，周扬逐渐主持了党的教育、文化、宣传工作，在历次运动中，并和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互动模式”：运动之初，周扬常常是被动的，甚至没有预料到毛泽东对事件的反应;于是几乎每次运动初始，他都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运动深入后他能够认识自己的缺陷，迅速調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执行者。此中最值得称道的事，就是周扬在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阐释者。

1942年5月，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脱离工农群众、一味搞“大、洋、古”的现象做了讲话，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源泉、创作的继承与革新和文艺批评的政治与艺术标准等方面都给出了指导意见。这篇讲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4年，周扬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共分五辑，分别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的文艺”和“作家与批评家”，每辑都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相关论述。将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领袖，这是周扬此时期一大功绩。在该书“序言”中，周扬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3]112如果说“左联”时期周扬的文艺思想一直在追慕苏联，从此时起，周扬忠实而坚定地传播与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将之学理化、经典化，同时也奠定了自身在文艺理论界的领导地位。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周扬的文艺思想渐趋成熟，并在实践上多有成效。在周扬文论的核心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初到延安，他就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中直言不讳文学是“政治的工具”，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在历次运动的磨砺下，他的“工具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将之与毛泽东思想并轨。“座谈会讲话”之后，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系统阐发了毛泽东的文艺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他首先指出：“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定义是最正确的。”[3]120以此为出发点，周扬发挥了毛泽东“普及与提高”和“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具体论述，并将之应用到解放区的文化、宣传实践中。比如，“鲁艺”戏剧系原来热衷于《钦差大臣》《带枪的人》《日出》等重头大戏的排演，等等。毛泽东批评“鲁艺”这是“关门提高”，过于注重“大、洋、古”。“整风运动”后，周扬在批判了体现资产阶级意识的艺术之余，反复思索适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并最终选中了以赵树理的创作为典型。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指出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4]，因为他的作品写农民就像农民，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农民真实的情绪面貌就栩栩纸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赵树理的语言，因为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练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3]376。这样的成就自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型体现，周扬后来将之发展为“新的英雄人物”理论，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十七年”时期（1949-1966）

1949年7月，北平解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他也从延安的文艺界领导变成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导者和执行人。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3]371如此，周扬就把延安的文论精神推广到了全国，努力地在各个领域贯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直到1966年。

据后人追忆，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间周扬的主要成就，一是主导新中国第一次文艺体制改革;二是主抓文艺创作和戏曲剧目，颇有实绩;三是主持了大学文科教材建设[5]17。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经历，周扬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在历次讲话中展现出来，又通过多年来的领导工作践行了自己的理论。比如，作为全国文化和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周扬对当时文科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相对比较公允，对待传统文化和唯心主义思想比较宽容，也反对机械化、庸俗化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当时有一种“以论带史”的主张，即将所有知识都串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上。对此，周扬强调：“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研究现状应当从现状出发。”[6]在此，周扬实质上依然扮演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者的角色。毛泽东在《讲话》中曾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内容有害的作品，又反对只讲内容不注重艺术形式的偏向。在此，周扬一方面坚持了文艺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同时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理解，并指出：“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3]295这一原则在周扬阐述并指导“新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也是由毛泽东《讲话》所提出，但周扬一方面将其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强调要联系现实，写出英雄人物性格的成长过程，在描写过程中也要注意从具体到一般的逻辑概括过程，而不是脸谱化、公式化的标语口号。从中也可见到周扬对他以往言行与理论的深刻反拨，尤其是“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是他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中最有价值的主张。

四、新时期（1976-1989）

1977年，复出后的周扬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79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一时期的周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文艺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与包容。

新时期周扬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复出后，周扬继续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党领导文艺主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影响和正确的文艺政策。这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了解文学、艺术的规律和作家、艺术家的特点，为他们提供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较好条件，保证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學术讨论的自由。”[7]在坚持党对文艺直接领导的同时，他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拨乱反正。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他做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是晚年周扬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此文系统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对新时期的文艺发展做了展望。在实践中，周扬依然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自任。他还归纳了三条“经验教训”，即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其中，第二点是最基本的。他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3]503这是对过去在题材问题上某些极左倾向的深刻反驳。在对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周扬主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样也是新时期的新气象。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正始于斯。

五、结语

在影响中国当代文论最深远的诸家中，周扬是最特殊的。他的一生与时代紧密牵系，但回首往事，也充满曲折、大起大落;他与同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此中的恩恩怨怨，又总是纠葛着时代的因素;他并没有很多精力去融贯中西、铺篇排理，却依然能够强力地影响、推毂中国文论的进程。周扬文论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童庆炳.周扬文艺思想论略[J].东疆学刊，2006（1）：1-8.

[2]周扬.周扬文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周扬.周扬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N].解放日报，1946-8-26.

[5]王蒙，袁鹰.忆周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6]周扬.周扬文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12-313.

[7]周扬.也谈党和文艺的关系[J].红旗，1979（11）：26-30.

作者简介：窦可阳，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命理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论、周易美学、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

李婉月，吉林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论、周易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