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苏

由于诗作与诗论追求平和中正乃至于保守复古，再加上与帝王关系过于密切，沈德潜(1673—1769)虽系乾隆朝诗坛巨公，但文学史研究者对其评价往往不高，并对其诗学品质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的严厉批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沈德潜)以这样的驯良性格、忠诚品质，加上这种诗歌理论、‘别裁’选本，自然最适宜担任吹鼓手的工作了。”(刘世南，《清诗流派史》 284)对于沈德潜身后被清算，刘氏更指出：“反正奴才要做得稳也是不容易的。”(刘世南，《清诗流派史》 286)尽管多数学者在论述时不会采取如此严苛的评价标准，但这种潜意识确贯穿于当代沈德潜评价的框架之中，无疑影响了对沈德潜的公正评价。特别是，论者往往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沈德潜在乾隆朝表现出的“盛世变音”因素。

1984年，学界对沈德潜作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送杭菫浦大史》一诗有相当的争论。先是廖仲安的《沈德潜诗述评》对该诗作了疏解，以为体现了沈德潜面对“内满外汉”问题时体现的正义感。由于对“新妇”典故理解有误，吴观澜、刘世南各致批评，对“新妇”典故出处给出了相同的正解。但吴观澜仍延续廖说，认为沈德潜对杭世骏持同情的态度；而刘世南则在通解本诗的基础上，认为此诗是“站在乾隆皇帝这边指责杭世骏的”(刘世南，《“新妇初婚议灶炊”及其他》 156)。廖仲安认同了吴、刘对典故的认识，但没有继续讨论本诗的思想指向。此后学者论及此诗基本上延续了廖、吴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