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汉松

21世纪以来，西方文论似乎一直陷于自我终结的危机想象中，关于“理论之死”的讨论不绝于耳。在《理论之后》(

After

Theory

)中，伊格尔顿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年代早已远去。”(Eagleton 1)伊格尔顿对德里达和福柯等人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忧心忡忡，认为后现代主义让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化批评)陷入琐碎化和去政治化，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欲望的空洞、真理的不可能性、主体的脆弱、进步的虚妄，以及权力的无孔不入”(51)。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法国理论”在美国学院中方兴未艾时，萨义德就表达了对文学批评事业的担忧。他发现，被各种后现代理论武装的批评已愈发专业化和职业化，这种学术研究的对象与“那些阅读报纸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Said 25)，仿佛学者型读者完全栖居在另一个世界里。萨义德此处呼唤的，乃是他一直推崇并实践的“世俗批评”，它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话语游戏，而是关于当下现实事件和社会政治的学术批评。对乐观者而言，理论并未遇到什么致命危机，只是理论曾经蕴含的意义发生了转移。譬如在《“理论”之后的理论》中，艾略特(Jane Elliott)和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反对理论衰亡的“葬礼叙事”，认为理论其实一直在发展壮大，而且在不断挑战“大写的理论”中固有的思想立场(Elliott and Attridge 1-2)。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美人文学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研究资助、教职岗位和学生人数都在急剧减少，当前西方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理论”的衰败只是这一切更大败相的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