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阳

“社会艺术史”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流行，实际上是激进或批判艺术史的一个代名词(Harris，

The

New

Art

7)。社会艺术史写作的旗手T.J.克拉克通过对图像的精读来揭示“阶级”在艺术作品中是如何显现的，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意识形态”的话语引入艺术史的讨论。艺术史开始突破传统学科视域和局限，关注政治与社会现实，这引发了新的学科争辩和反思。1980年，T.J.克拉克与彼得·沃伦(Peter Wollen)在英国《银幕》(

Screen

)杂志上的互动与争论引发了“银幕理论”与社会艺术史之间的有趣对话。这一争论缘起于克拉克有意识地将一种“拒绝表示”的主张与银幕理论中的“非认同性实践”(dis-identificatory practices)区分开来，而这一区分造成了此后围绕否定实践逻辑所展开的更广泛的辩论。这些论争不仅触发了“现代性之争”，也同步呈现出了一种基于“否定性”的逆向史学实践。实际上在《现代生活的画像： 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中，克拉克就已指出将《奥林匹亚》在“过渡”(transitions)中所体现的“不一致”称作“平面性”或“扁平化”并不十分正确，而这种过渡应该是比物理状态，或至少是媒介状态，更为复杂的东西(克拉克，《现代生活》 188)。而他在1982年发表于美国《批评探索》(

Critical

Inquiry

)杂志上的《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Clement Greenberg’s Theory of Art”)一文中，则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复杂的东西”就是现代艺术中的“否定实践”。

一、 否定： 作为“意识形态”的媒介共谋

T.J.克拉克的否定性观点是以后现代的知识路径来阐释法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原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再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