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 烨，唐菡悄，马 铮

(1.淮南师范学院 a.金融与数学学院；b.发展规划处；c.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一、前言

合作能力是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的一项主要目标，在促进个体发展、达成组织目标、推动社会有效运转与进步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华字典》《古代汉语词典》将“合作能力”解释为“同心协力做某事或共同创作的能力”。心理学中合作能力界定为相关知识、合作品质以及一定合作技能的总和，必需要为了共同目标，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和协调作用下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1]。由此可见，合作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涉及合作意识、合作精神、合作行为等方面。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个体合作能力的关注由来已久。两千多年前的《学记》便倡导“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相关政策文件中更加凸显“合作”在教育学习中的重要性。当前的大量研究证实了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能够有助于提升其学习能力以及其他相关能力。然而，在具体教学实践环节，真正将“合作式学习”落到实处，进而将“合作能力”培养提上日程的学校和教师却数量有限。

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已成为各科教学推崇的学习方式，以实践为核心的综合实践活动更离不开合作，是开展合作学习的重要平台，教师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开展同伴互助，可以让学生发挥同伴合力，集聚团队智慧，在互助式学习中滋养合作能力，提高学习效率[2]。现有关于学生合作能力的研究多集中于基础教育时期，对大学生合作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对大学生合作能力现状、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将大学生合作能力划分为把握社会和时代的能力、情商能力、创新和超越能力、语言交际和运用法律的能力[3]等方面，指出合作意识、实践活动、合作技能、合作品质、合作学习[4]等因素影响着大学生合作能力。然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学生合作能力受实践活动影响大，大学生合作能力是否与实践活动有着某种联系，正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究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合作能力的影响。

二、理论依据和理论框架

(一)新人力资本理论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

古典经济学家把人的“能力”界定为“生产能力”。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从教育上找寻经济发展的动力，舒尔茨论证出经济增长中的五分之一来自教育，指出“对劳动者”能力的测量可以通过考察旨在提高这种能力的某种重要活动(如教育)来获取[5]。基斯·弗莱尔(Keith Flier)最早将人力资本划分为认知型人力资本和情感型人力资本，其中情感型人力资本主要指包含个人抱负、人际关系等个人气质，被后续经济学家界定为非认知能力[6]，相关研究认为其包括个体的特征性偏好[7]、情绪稳定程度、性格特征[8]、个体思维、合作能力[9]等方面。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了能力的内在价值将外显为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获得，其中，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来提高个体收入。一项针对儿童的实验发现，教育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大于认知能力[10]。相关研究认为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非认知能力并非完全与身俱来，外界环境、人为干预等方面都影响着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因此，本研究将尝试探究实践活动和同伴关系与学生非认知能力中的合作能力的关系，并探寻这种关系中是否存在着某种中介作用。

(二)I-E-O模型下的研究框架

I-E-O是亚历山大·阿斯汀(Alexander W Astin)提出的“输入(Input)-环境(Environment)-输出(Output)”模型，该模型将“输入”看成控制变量，“环境”看作干预变量，因此可将“产出”视为“输入”和“环境”的函数。其中“输入”变量本研究重点考察实践活动；“环境”是学生入学后的经历，即在高等学校就读的过程，重点从同伴关系展开；“输出”是学生入学后在知情意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重点对大学生合作能力实施考量。在借鉴I-E-O模型基础上，建构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图1)。本研究立足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对“非认知能力”的探索，聚焦于大学生的合作能力，根据I-E-O模型，构造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分析实践活动这一输入变量能否对大学生合作能力产生影响，并验证这种影响机制是否存在着以同伴关系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

合作能力与公共精神构成了公共品格教育的两大核心概念，两者不仅需要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还需要通过实践活动的锻炼来进行提升[11]。传统的理论知识教育一般只能提升大学生对课程乃至社会的认识，但不能深刻理解更深层次的缘由。通过具有一定目标的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大学生与其他同类人群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还有助于大学生融入集体，在此过程当中，有助于大学生发现问题、反思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升大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思辨能力与交流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1：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大学阶段的学习离不开团队合作，当前，高校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小组任务作为作业，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合作性的学习交往来完成小组任务，并以小组成绩作为评价标准，这种方式形成了合作学习。合作学习需要大学生组成紧密合作的团队，并将学习任务责任到人，鼓励团队成员公平参与、充分互动，在此过程中大学生还需要做到积极互赖，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这些构成了合作学习成功的必要因素，对大学生合作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同伴关系对合作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同伴关系越好，合作能力越高[12]； 同伴群体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并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同伴群体的学习认知对大学生自身的学习认知、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各方面都有产生正向的影响[1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受欺负与同伴接纳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拒绝显著正相关,即儿童受欺负频次越高,其同伴接纳越少,同伴拒绝越多;受欺负与儿童的孤独、压抑及焦虑感均呈极显著正相关[14]。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2：同伴关系对合作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为探讨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前期调研发现，实践活动影响学生同伴关系，而同伴关系又显著影响学生合作能力。可见学生作为复杂的个体，同伴关系满足了考察中介变量的条件。同时，合作能力不仅作为新时期社会对学生能力的重要诉求，也是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实践活动与同伴关系之间的确存在显著且较强的相关性，具体可分为两方面：(1)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对于同伴关系有促进作用；(2)同伴之间采取何种交往活动、进行何种内容的实践活动，直接影响着同伴关系质量的提升[15]。为此，根据中介作用的定义，构建同伴关系在实践活动与大学生合作能力间的中介作用，提出假设3：同伴关系在实践活动与合作能力间起中介作用。

(二)主要变量

为全方位获取大学生合作能力数据，研究在借鉴加州大学学生成果增值评估调查问卷、全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问卷等相对完善的问卷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学习成果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同伴关系、实践活动三方面。(1)个人基本信息涉及性别、专业等基本信息，共5题。(2)同伴关系的测量参考了人际关系量表(IRS)，考察同学间的人际关系程度，共计6题。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从“1=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由调查者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填答。(3)实践活动包括调查活动、社团活动、兼职活动，共计8题，全部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4)合作能力涉及合作意识、合作精神、合作行为等方面，共计6题。

(三)研究对象

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在H校现有的9大学科门类中各选择一个专业，抽取了9个毕业班学生参与调查，共计367名毕业班学生。为确保结论的科学性，在问卷编制中设置了相依问题，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在剔除规律性作答和相依问题回答的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351个。其中，男生149人(42.45%)；女生202人(57.55%)。

四、研究结果

采用SPSS 21.0对调查结果的信效度加以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系数为0.721，测量学指标良好，本次调查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1)。可以看出，同伴关系与实践活动(调查活动、社团活动、兼职活动)直接影响大学生合作能力，且呈正相关。

表1 大学生合作能力调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大量研究证实了实践活动与学生合作能力的确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根据假设1：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利用AMOS 21.0软件的运行结果展开分析，结果显示，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的影响为0.26。

由于大学的特殊性，研究情境比中小学更为复杂，因此本研究尝试引入中介变量来探析实践活动对学生合作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同伴关系[14]和课外学习实践[16]对非认知能力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根据假设2和假设3，来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根据AMOS 21.0软件的运行结果开展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中开展参数估计及模型拟合，使用x2/df、TLI、CFI、IFI、RMSEA等指标来界定模型拟合程度。其中，x2/df≤5表示模型基本合理；TLI、CFI、IFI 表明模型基本合理；RMSEA值应≤0.08[17]。当上述值均达到统计要求，适配度良好。模型拟合结果显示，x2=211.19，df=56，x2/df=3.77 (p<0.001),TLI=0.94，CFI=0.87，NFI=0.92，RMSEA=0.06，路径分析结果见图2。图2显示，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影响力值不明显)，但在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下对学生合作能力影响显著。其中，实践活动对同伴关系的影响为0.78，同伴关系对合作能力的影响为0.45，同伴关系在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实践活动对合作能力的影响为0.06。相关研究证实了同伴群体与实践活动呈现出正相关性，包括学校组织开发的假期实践活动已成为良好同伴关系形成的活化剂与生长剂[18]，进一步在合作能力上表现为，同伴关系与合作能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同伴关系越紧密，合作能力表现较高[12]，本研究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图2 同伴关系对实践活动和合作能力的中介模型

五、结语

合作是时代对学习者提出的要求，《学会生存》书中明确提出学生在学习时期不懂得这一点(合作)，不会与人合作，将来只能一事无成，甚至要遭到社会的遗弃。合作能力是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焦点，受众多因素影响。在中小学阶段，学校环境和实践活动作为影响学生合作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已被多次证实。大学作为个体合作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个体在大学阶段成长成才过程中，实践活动对个体合作能力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否具有某种中介作用以实现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合作能力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合作能力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同伴关系在前述两者之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众多研究证实同伴关系是影响大学生合作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实践活动影响合作能力的内在机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对前人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印证作用。实践活动对学生人际关系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促进同伴关系的融洽和提升，正是大学生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良好同伴关系，提升了大学生所形成的组织凝聚力，协作性进一步增强，使得大学生合作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可能就是同伴关系发挥中介作用的缘由。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力军，如何培养和强化其合作能力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价值的体现。因此，发挥同伴群体对大学生合作能力提升的积极作用尤为重要。同伴群体是年龄、兴趣、爱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相近或相似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是大学生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充分发挥同伴群体的积极作用，提出构建“同伴间互助学习”的培养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使大学生学到的知识更多，学习效果更好，同时也提升了大学生对课堂学习的满意度[19]。首先，“同伴间互助学习”培养模式是以同伴群体为依托，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以培养学生合作能力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其次，这种模式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表征，以互勉、互助、互动为主要内容，要求小组成员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最后，在同伴互动中，充分实现“学生主体地位”，将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在交流和互助中，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交流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最终实现学生合作能力的提升。本研究从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考察了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合作能力的影响机制，证实了同伴关系与实践活动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进一步将两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加以考虑后得出，不同于中小学生实践活动直接影响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在大学阶段实践活动通过同伴关系的作用对合作能力的影响，最终得出同伴关系是提高大学生合作能力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