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诗三十首》是中国古代论诗诗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通过“以诗论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表明了其诗学主张。即推崇风雅精神和建安风骨，欣赏诗歌自然天成、不假修饰，提倡写诗要表达真情实感等。在诗歌的语言、内容、手法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探讨《论诗三十首》对研究元好问其人及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诗学主张

生于金元易代之际的元好问，是北方文坛的代表人物。其诗作《论诗三十首》以“以诗论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表达了其诗学主张。“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形式，诗人借助诗歌这一载体来评点其他诗人及诗作，从而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本文以《论诗三十首》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元好问的诗学主张。

一、推《诗经》之风雅，崇建安之风骨

元好问写作这组论诗诗的缘由、标准以及目的，可以在《论诗三十首》中的前两首里找到答案。“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针对宋金诗歌的某些弊病以及“伪体”盛行的现象，诗人推举《诗经》的风雅传统为“正体”，并将其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他认为汉乐府和建安文学都是风雅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愿以“疏凿手”为己任，辨明正伪，宣扬并恢复建安以来诗歌的风格传统。“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句表明，诗人推崇、欣赏曹植与刘桢二人雄壮的诗风。以曹、刘二人作为建安风骨的代表是恰如其分的。此诗下句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刘越石即刘琨，钟嵘评刘琨之诗为：“其源出于王粲”“自有清拔之气”[1]，另外，刘勰认为刘琨的诗具有“雅壮而多风”[2]的特点。诗人如此标举，实则是表达对曹操与刘桢所代表的质朴刚健、梗概多气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的推崇。

与诗人所推崇的雄健深沉、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相对的是文辞华丽、艳情绮靡的齐梁文风。诗人十分反对这种重形式、轻内容的诗作。我们引用其诗第三首与第八首或可证明，即：“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元好问以张华之诗为例，表达其对文风绮靡婉丽，作文为博名声，缺乏建安风骨之诗的反感。以此说明诗名是否出众不能作为评价诗歌“正体”与否的标准。至于温庭筠、李商隐二人的诗作，与张华相较而言，更加婉约绮靡，似乎丝毫找不到建安风骨的影子。对于诗歌的如此走向，诗人是无奈且不满的。“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对于沈期、宋之问在唐代近体诗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元好问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诗人也指出了沈、宋之诗作并未摆脱齐梁诗风的弊病。诗人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诗作，认为他复归风雅兴寄，可对浮靡文风有所冲击。

笔者认为诗人在提倡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文学风格的同时，“雅”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可见，诗人十分反对将俳谐怒骂的语言入诗，因为这与其倡导风雅的旨趣格格不入。诗人推崇《诗经》的风雅精神，首先就要做到语言庄重且优雅。因此对于这种俳谐怒骂的不良作诗风气，诗人是极其反感的。

二、崇自然天成之妙，尚清新真淳之美

元好问崇尚自然质朴之诗风，反对过分雕琢修饰。认为自然天成、洗尽铅华的诗歌具有清新真淳之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杨时评价陶渊明之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3]曾认为陶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4]，苏轼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说。可见，陶诗自然冲澹、言浅意深的高超境界几为公认，而这一诗歌境界正契合了诗人心之所向。因此，诗人认为陶诗虽语言质朴无华，却有万古常新的永恒魅力。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元好问认为柳宗元继承了谢灵运之诗的精髓。鲍照曾道：“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谢的山水诗以真切质朴的笔触呈现了自然风貌，毫无雕琢痕迹，宛若脱口而出的兴来之作，使人读来清新自然，言虽有尽而意无穷。诗人推崇谢诗的清新自然，认为柳诗淡泊古雅，深得谢灵运之遗韵。柳宗元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创写自然简淡的格调，历经时间的沉淀，依然可以品味出真淳之美。

此外，在《论诗三十首》第七首中，诗人肯定北朝民歌《敕勒歌》粗犷雄浑的同时，亦推举了它不加雕饰、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另外，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三首诗中，元好问指出了苏轼、黄庭坚以及陈师道等诗人的诗歌成就和存在的弊端。其中第二十二首与第二十六首所论相互照应。诗人在第二十七首中回顾了宋诗的发展历程，并对苏黄后学提出了批评。这都体现了元好问对自然质朴、清新真淳的诗作的追求。

需要明确的是，元好问在提倡自然质朴、清新真淳的艺术境界的同时，主要反对以下三种形式的诗歌追求。

其一，反对过度追求炼字造句。“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东野”即孟郊，“诗囚”是指其过分追求炼字造句。“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孟郊与贾岛作诗讲究精思苦吟，力求炼字造句，可以说是“诗囚”的代表性诗人。甚至孟郊本人也有“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的自述。对于“郊岛诗囚”的评价，不仅是元好问一家之言，唐代的张为也认为孟郊的诗具有“清奇僻苦”的特点。这种炼字造句执着于苦吟，诗人是不赞成的。

诗人的这种主张还体现在他对江西诗派的态度上。“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連城璧，争奈微之识。”针对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元好问做出了评论，与元稹推举杜甫晚年所作长篇排律诗的观点持相反意见。元好问认为确实不可忽略杜诗“晚节渐于诗律细”的优点，但杜甫过于追求炼字造句，导致其诗中出现了雕琢和堆砌的现象，这对以杜甫为祖的江西诗派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问对江西诗派持批评、反对的态度。认为其未能学习到杜诗的精髓，反而困于文字、音韵、对仗、典故等表层的形式。最终，与杜诗古朴纯雅之精髓背道而驰。此外，在第二十九首中，元好问也对陈师道“闭门觅句”的创作方式提出了批评。诗人反对在诗歌创作时一味执着于炼字，过分追求形式的完美。以上所举，皆可看出诗人对江西诗派的批评。但是，元好问虽批评江西诗派，却并不反对黄庭坚的诗作，甚至认为黄庭坚对宋诗的开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说明诗人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

其二，反对过分追求险怪的诗风。“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元好问对卢仝过分追求逞怪诗风的创作理念提出了批评，以此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中唐时期的韩孟诗派是追求险怪诗风的典型代表。该诗派虽开一代新诗风，但也陷入了堆砌、拼凑，注重形式、技巧的漩涡。另外，第十六首有云：“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对于但凡言情，便将“秋虫”之悲鸣与“山鬼”之零泪入诗，以营造悲愁哀苦的意境，从而传达自己的愁苦心情的创作方式，诗人认为是不可取的。针对这种创作现象，元好问还特意引用了李白《鹦鹉洲》中“岸夹桃花锦浪生”的诗句，用以表明其对开阔明朗、清新自然之诗境的推崇，从而批评创作幽冷诗风的这一类诗人。

其三，反对拘忌声病以成诗。“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虽苦果何心？”这是元好问对拘忌声病以成诗的诗人的批评。过于雕琢、拘忌声韵，过度重视、苛求格律，会对文学创作产生束缚。“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音。”元好问以元结为例，元结钟爱山中的自然水声，即使没有音乐曲调与之相配，也能达到动听如天籁之音的境界。以此说明诗歌的音韵之美非诗人雕琢、拘忌格律与声韵所能达到的，自然之音反而会有更好的创作效果。

三、愿诗笔纵横抒情之真，望慷慨旷达传心之诚

元好问主张诗歌创作要传达出诗人的真情实感，“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阮籍虽然品格狂放，常有惊世骇俗之举，但从其诗可以读出积埋于他内心深处的块垒，体现出了诗人的真情。因而元好问十分肯定阮诗的情之真切、意之隐约。此外，第六首亦表达了此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批评了西晋太康诗人潘岳，嘲讽他言行不一、有违本心。潘岳在诗作中不遗余力地抒写自己情志高洁、淡于利禄、不求功名的志向。然而，他做人却恰恰相反，谄媚权贵、钻营利禄、执于名声。潘岳因其表达志趣高洁、超凡脱俗的诗作名重一时，为人敬仰。故而诗人得出“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结论。可见因文品评人品是“失真”的，诗作所表达的未必是诗人的“真情”。笔者认为，这并非是元好问个人针对潘岳文行不一的评价，纵观诗歌史上文行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一人，诗人的这一批评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另外，诗人在第九首中批评了陆机多有铺排、形式华艳的诗作。与诗歌形式相比，诗人更注重诗歌内容，即要表达真情实感。

此外，通过分析《论诗三十首》可以看出，诗人所倡导的真情实感是建立在以下两方面的基础之上的：

其一是真情实感要源于诗人真实的生活感受。如“眼处心声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诗人认为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所写之人、所叙之事、所描之物有了真切的接触与感受，才能写出真情实感。至于一味模拟杜诗的诗人们，是难以写出至真至情之诗的。

其二是真情实感应具有赤诚之心以关注社会现实。如“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元好问对晚唐诗人自号“天随子”的陆龟蒙等人提出了批评。他们处于社会动荡的时代，却选择了明哲保身的生活方式，所创作的诗歌未能体现社会现实。不仅不见忧国感愤之语，甚至均是感叹“春草输赢”这种无关时政的内容。在元好问看来，陆龟蒙等人没有担起时代给诗人赋予的责任，却选择忘怀世事、明哲保身。然而，陆龟蒙并非真的不关注他所生活的时代，亦有以赤诚之心写出的讽刺社会现实的作品，如《新沙》《记稻鼠》等。虽然诗人对陆龟蒙的评价有失偏颇，却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真情实感中是要有对社会现实关注的。

四、结语

虽然归纳以上三个主张并不能将这三十首论诗绝句分析得面面俱到，但大体上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元好问以“论诗诗”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其诗学主张，即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风雅真淳，不喜粗俗言辭入诗;在诗歌手法上，提倡自然质朴，不倡过分炼字，堆砌雕琢，以致“为诗所囚”;在诗歌内容上强调要表达真情实感，反对重形式的华艳之作。

参考文献：

[1]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勰.文心雕龙译注[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杨时.龟山先生语录 卷一[M].四部丛刊续编.

[4]陶渊明.笺注陶渊明集[M].李公焕，笺注.元刻本.

作者简介：王欢欢，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