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子部在目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四库总目》《书目答问》“子部”存在差异。从体例上说，附注、解题日趋完善，书目编排日益规范;從内容上说，法家、农家实用性日渐增强，墨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地位则随时代变迁而升降。这种差异与时代、政治和价值观的变化等因素关系密切。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四库总目;书目答问;子部

子部在目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总目》，再到《书目答问》（以下简称《汉志》《总目》《答问》），目录之演变实蕴含不同的学术思想。比对三者的子部文献，总结其体例、内容等方面的差异，研讨其学术立场与观点，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汉志》成书于东汉，由班固在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基础上编纂而成，收录西汉及以前的典籍。其中《诸子略》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共10类。《总目》成书于清代，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昀等编纂，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目录。《总目》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类，较之《汉志》已有巨大发展。《答问》是张之洞为回应学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1]1所撰目录，为学生阅读指示门径。该书子部在继承《总目》的基础上，新增周秦诸子，部分类目亦有变化。

一、体例比较

（一）附注“解题”日趋完善

“附注”是附加的说明性文字，“解题”亦有说明之功用，不仅记录书名、卷数、作者、成书时间，还介绍其内容、叙述源流。因《汉志》《总目》《答问》成书间隔近两千年，其说明性文字亦存在较大差异。

《汉志》以“附注”的形式说明典籍。比如：“《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2]1724介绍了晏子姓名、谥号和生平。此外，部分“附注”也涉及典籍内容，如：“《谰言》十篇。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2]1725就指出《谰言》主要陈说国君的法令制度。有些“附注”还带有作者班固的价值判断。例如《河间周制》：“似河间献王所述也”[2]1725。虽然《汉志》带有“附注”的条目不多，形式也比较简单，却有开创之功。

《总目》采用“解题”的形式详细解释所收典籍。正如四库馆臣在《凡例》中说：“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3]32如《韩子》·二十卷（内府藏本）[3]1315，先指明作者韩非，然后罗列清以前收录《韩子》的书目，包括《汉志》《史记正义》《汉书·艺文志考》《玉海》等，并核对卷数、校正脱字。除了校验句读，《总目》还考察了《韩子》的成书背景，以便知人论世。不过，馆臣虽质疑“私记未完之稿”[3]1316并非韩非所著，却依然将其收入书中，便于后人查考。此做法与章学诚《校雠通义》提出的“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4]相符。

正如张之洞所言：“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1]3《答问》阅读对象为学生，书目精简，说明文字也强调实际功用。比如《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注释为“黄宗羲。乾隆己未慈溪郑氏补刻本，又故城贾氏刻本、万氏原刻本，未足。此书为陆、王之学。”[1]152短短数字就囊括了作者、版本、归类等关键信息，利于学生查找精良版本。此外，《答问》注释更具时代性。比如天文算法类“右天文算法家”注曰：“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究，极有用于经济之学。”[1]176这与张之洞的实用思想、西学东渐之风关系密切。

（二）书目编排日益规范

两汉时期，目录之学尚属起步，书目编排标准不一，种类繁多。比如《汉志》中“桓宽《盐铁论》六十篇”[2]1727“刘向《说老子》四篇”[2]1729等条目将作者列前，书名置后;至于“《终军》八篇”[2]1727“《王孙子》一篇”[2]1725更是连作者都省略了。清代《总目》虽出自众手，但书目排序已比较规范。如儒家“《孔子家语》·十卷（内府藏本）”[3]1194“《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3]1194等，往往先列书名，再以卷数缀之，最后标明版本。作者、朝代等信息均归入解题。比如《孔子家语》提要：“魏王肃注。肃字子雍，东海人。官至中领军散骑常侍”[3]1194，按照朝代、姓名、字号、籍贯、职位顺序罗列，清晰明了。《答问》格式为“书名+卷数”，比如“《新语》，一卷”[1]147“《新书》，十卷”[1]147等。朝代、作者、版本等置于注释中，与《总目》相似。

除了书名排序，书目分类也日趋标准化。《汉志》继承了《七略》的分类原则，即按时间顺序编排同类书籍，然后再依据学派加以细分。比如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列前，紧跟其后的是“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2]1724。据班固注，子思为孔子孙，曾子为孔子弟子，漆雕子为孔子弟子漆雕启之后。三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再如《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传说》《老子徐氏经传说》均为《老子》作传，因此将其归于一处。《总目》延续了《汉志》的排序方式，但有所细化。比如“以帝王各冠其本代”[2]32、“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23]等。《答问》以时间为序，亦分小类，但不另立名目，而用“L”符隔断。比如儒家分成汉、唐至明、清三部分，均以“L”符间隔，简洁明了。

正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5]从《漢志》到《答问》，部次流别，考镜源流，说明文字日趋明晰，书目编排日益规范。

二、内容比较

（一）法家、农家实用性及受关注程度的演变

《汉志》对法家持肯定态度。比如“《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2]1735，强调法家理论富国强兵之功用。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亦云：“古之所谓法家，即近世所谓政治家也。其职志端在富国强兵，而明法立制，特其致治之术耳。”[6]可见早期目录典籍更关注法家御民之术和治国之论。再如班固评价韩非之死：“使秦，李斯害而杀之。”[2]1735其突出“害”字，即默认韩非为正义一方。清代《总目》所录法家书籍仅十九部，一百五卷，是子部书目中数量最少的一类。且收录书籍多是《折狱卮言》《巡城条约》《风宪禁约》《续刑法叙略》《疑狱笺》，系后人杂取刑法及诏令奏议拼凑而成，其理论性和数量规模都远不如《汉志》了。

与法家类似，农家亦有向实用性演变的趋势。《汉志》农家小序云：“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2]1743不仅涉及农事活动，而且关注百姓衣食。王与民共耕的实质是农家以农为本的社会政治主张。然而，历代演变中，农家逐渐淡化其政治主张，转而强调农业技术。《总目》所录书目就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农桑辑要》有“书凡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芟除其浮文琐事，而杂采他书以附益之，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3]1324，这说明农家侧重记录整理农耕方法、劳作技术，实用性大大增强。

（二）“周秦诸子”地位的升降

广义的诸子，指春秋战国时期，因社会变革剧烈所兴起的不同思想流派。周秦诸子为狭义概念，由张之洞《书目答问》提出，置于儒家之前，包括名家、墨家、纵横家和杂家。此四家亦被《汉志》《总目》收录，其地位随时代变迁而升降。

《汉志》“诸子略”大序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己……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2]1746班固认为诸子虽观点各异，却殊途同归，实为六经支流与股肱之材。《汉志》对名家、墨家、纵横家与杂家四家评价亦不低，认为“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31]，名家长于正名位。墨家被总结为“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2]1738，即班固肯定了墨家节俭、兼爱、尚贤、尚同等品质。再如纵横家能“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杂家“兼儒、墨，合名、法”[2]1742等。《汉志》中对此四家评价都较高。

《总目》对待子部的态度，与《汉志》有天壤之别。《总目》子部总序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3]1012-1013其将《汉志》中仅次于六艺的诸子归入杂学。子部只是作为比照经书的“鉴戒”而存在。此外，《总目》选择子书亦比较谨慎。名家、墨家、纵横家被取消，归入杂家。四库馆臣对此三者评价不高，认为“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己。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3]1574虽承认三家源于儒家，但认为其已失去儒之根本，逞智多诈，于民不利。从《总目》的分类，可窥探名家、墨家、纵横家的没落。

《答问》重新意识到子学的价值，其将墨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合为“周秦诸子”，并置于儒家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诸子的地位。子学的争鸣与共荣，是自由社会中多样思想的反映，也有利于形成兼容开放的学术环境。张之洞重视子学，实是为了通过复兴子学，使其成为中国学术的代表，在西学东渐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志》《总目》《答问》对待“子部”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从体例上说，附注、解题日趋完善，书目编排日益规范;从内容上说，法家、农家实用性日渐增强，墨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地位则随时代变迁而升降。这种差异与时代、政治和价值观等因素关系密切。

参考文献：

[1]张之洞，范希曾，孙文泱.增订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章学诚，王重民. 校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8.

[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945.

[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广校雠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9.

作者简介：吕帅栋，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