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博冰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2015年《立法法》修改，在强调立法工作中人大主导地位的同时，将地方立法权做出了有限的扩容。《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设区的市的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与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修订的《立法法》对将地方立法权下放至设区的市时，对其行使的内容做了“看似明确”的限定，即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事项范围内行使地方立法权，但是由于对像“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事项的边界并未明晰导致设区的市在进行相关立法时的权限边界也即立法的内容范围一直存在争议。《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定了三种事项范围，并对其合法性的审查标准明确规定为“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并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从立法理论分析，此条款为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分埋下了隐患。首先，设区的市立法权中所涉及的三方面事项如何界定就是首要问题，比如其中“城乡建设与管理”事项，其所涵盖的范围究竟止于何处？纵观《立法法》中中央对于地方立法权的控制与收缩，设区的市的立法权从立法者角度更似偏向于限缩的狭义解释，但是正如学者所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回复中将义务献血、职业教育等事项也归属于城市建设与管理事项时，又形成了另一种“广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