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一系列优秀的主旋律题材电影作品，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这些作品一改往日严肃的说教和政治宣传意味，在叙事方式上彻底改变了国家意识对接收者的交流方式，观众对主旋律电影的态度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宣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结合主旋律电影发展历史过程，从叙事视角、故事类型融合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三方面，探讨党的十九大后电影创作者在积极融入商业市场时，对主旋律电影叙事方式作出的探索与创新，旨在为未来创作出顺应观众审美，适应市场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主旋律电影提供思路。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新时代;叙事;类型片;平民英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1-00-02

邓小平同志曾说：“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而“主旋律电影”一词的定义则在此基础上更加丰富，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因此，作为表达国家主流意识、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秩序的电影类型，主旋律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蕴和价值观念。

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在世界环境中不断强大的背景，从屈辱中崛起的新中国在电影发展上不断进步。同样，主旋律电影也在经历一个由困顿到明朗的不断革新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旋律电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电影创作必须遵循政治思想的引导，电影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之前的17年间，革命战争片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内容都以展现革命斗争、揭示阶级矛盾为主，例如《战火中的青春》《冰山上的刀客》《柳堡的故事》等等。“文革”时期，政治的极端导向让电影发展更加受限，这一时期的“样板戏电影”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1]。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电影市场逐渐开放，艺术片和商业片涌现出来，它们在刻意疏离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吸引了大批受众，这让主旋律电影大受打击。1987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并在当年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积极扶持主旋律电影创作，至此，中国电影形成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天下的独特格局[2]。

21世纪，随着电影商业化和西方电影市场的影响，中国观众的电影审美水平不断提高，而主旋律电影较为单一，题材选择单调，主题色彩浓郁，传达思想意味明显，逐渐成了俗套、单薄的代名词。中国电影人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主旋律电影也开始变化。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主旋律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宣传方式之一，创作发展都到达了一个高峰，不仅实现了传递主流价值的功能，还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真正实现了商业和主旋律的成功对接。例如，2019年国庆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收获颇丰。据猫眼专业版统计，2019年国庆档堪称史上最强国庆档，短短7天时间内，票房高达43.84亿，为中国电影市场拉拢了大量观众。而整个国庆档口碑榜位列前三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均为主旋律题材影片。同样的情况已屡见不鲜，2017年暑期档电影《战狼Ⅱ》以55亿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纪录。《红海行动》登陆2018年春节档，上映6天票房突破10亿，成为当年春节档票房冠军。

在这些高票房数据的背后，主旋律电影在内容和形态上作出了全新的改变，使其打破固有印象，成为观众乐于接受、喜欢观看的影片类型。其中，叙事方式的转变，是主旋律电影在转型之路上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改变原有陈旧的叙事模式，融合当下多种电影类型元素，将原来官方式的说教变为逐步引导观众产生共情。如此，对社会主流思想的宣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 由宏观叙事模式向个人视角转变

早期主旋律电影多以革命时期的重大革命事件和领袖人物为题材，大多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讲述宏大的故事，具有题材“大”、视角“大”、人物“大”的特点。如以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南昌起义》《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等，全方位、整体性地展现那些与党、国家命运相联系的重要历史事件;还有以战争英雄人物、主要领袖人物为内容创作的《董存瑞》《陈毅市长》等影片。许多主旋律电影的主要人物都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人物，这些电影将镜头对准重大历史时刻、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把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主流价值观传递给观众。虽然具有一定的唤起民族自豪感的作用，但是这种宏大叙事放大了电影的说教意味，长此以往，加剧了观众对主旋律电影的抗拒性。

进入21世纪后，以2006年的电影《云水谣》为标志，主旋律电影开始讲述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云水谣》以一对情侣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因为时局动荡，情侣被迫流离祖国两岸，多年后才得以重聚。对两岸早日统一的期盼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通过一对情侣展开。类似的还有《集结号》，该影片讲述淮海战役中九连士兵们誓死坚守阵地的故事，从普通士兵的视角传递爱国主义。

进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的视角依然在不斷下移，同样是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主人公却从领袖人物转向普通民众，让观众从历史的见证者变为历史的参与者。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共有7个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从平凡人的视角进行叙述，既传达了大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小人物身上承载的时代精神，又生动表达了“历史是人民写就的”价值主题。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既能充分展现人物的情感与遭遇，又能准确传达价值观念，相较于之前一味宣教的意识形态，更能让人接受。

2 融合好莱坞商业故事片类型元素

说到商业片，就不得不提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电影时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美国好莱坞电影时期创作出的类型电影旨在迎合观众的娱乐需求，大工厂流水线生产模式下的电影成为具有可复制性的产品。同一类型的电影虽然故事、人物设计如出一辙，但观众却对这种可以预见结果的故事十分喜爱。如此，类型电影便可以在确保电影艺术价值的同时，创造更高的经济收益。虽然主旋律电影也带有类型电影的倾向，但是好莱坞电影流水线创作模式与具有强烈政治气息、以宣教为主要功能的主旋律电影明显不同。类型电影可以将故事类型元素不断融合，创作出全新故事模式的优势，给主旋律电影故事创作开辟了新的思路[3]。

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以讲述传统战争故事、战争英雄故事为主，叙事内容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叙事风格严肃而端正，造成了叙事程式化、呆板化的问题。“文革”时期电影提出“三突出原则”，英雄人物塑造必须“高大全”，阻碍了主旋律电影叙事的多样化发展。如今，随着市场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观众的审美水准日益提高，为主旋律电影转型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土壤。主旋律电影开始从其他电影类型中汲取养料，不断融合其他故事类型元素，使叙事内容更加丰富，更吸引观众。

2.1 融入喜剧元素增添影片趣味性

在主旋律电影严肃的叙事中融入喜剧元素，可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沉闷的叙事中巧妙融入诙谐幽默的小故事，这种较大的反差可以缓和观众紧张的心理，也激发了对后续故事的观看兴趣，是最受观众喜爱和认可的改变。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夺冠》中，导演徐峥使用儿童视角进行叙事，将观看奥运比赛与好友分别巧妙地同时安排在小男孩冬冬身上，他会如何选择？是帮邻居们修理电视天线，还是与即将出国的青梅竹马小梅告别？在这种难以权衡的矛盾中，喜剧冲突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理成章表达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主流价值观的巧妙载体[4]。冬冬在天台和家门之间来回穿梭，一边迫切想要修好天线让邻居们观看女排比赛，一边又迫切想要见小梅，这样的矛盾心理让观众既看到了一个孩童的天真趣味，又看到了这位小英雄在社会责任面前毅然抛弃个人情感的正义与担当。导演巧妙地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通过喜剧元素表现出来，真正将寓教于乐发挥到了极致。

在电影中融入喜剧元素除了能承担传达主流价值观的功能以外，还有缓和电影紧张的叙事、调整节奏的作用。例如在电影《建国大业》中，部队攻入北平城下，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王宝强饰演的士兵匆匆向葛优饰演的军官报告：“前面有家地主大院，墙太高了攻不进去，请求炮兵支援！”这样一个小小的幽默片段，不仅博得观众一笑，缓和了电影严肃的说教意味，更让观众在紧张的气氛中有些许放松，为接下来紧张的剧情作了铺垫。

2.2 爱情、亲情等个人情感元素融入，达到共情效果

早期的主旋律电影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忽视了电影艺术最具有魅力的情感表达，故事显得苍白无力，不近人情，没有感染力。这是观众与主旋律电影产生距离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在尽量规避这样的问题，在主线故事中加入爱情或者亲情元素，在充实故事内容的同时，也让故事更加贴近生活，毕竟亲情和爱情是每个人都会产生情感共鸣的重要因素。

在电影《中国机长》中，故事的主线是英雄机长刘传建在万米高空遇极端险情时临危不惧，成功驾驶飞机安全着陆，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在主线故事之外，亲情和爱情元素被不断提起。首先，电影一开场，机长刘传建就被赋予了双重身份，他不光是负责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的责任机长，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是女儿的好爸爸，并且埋下了他当天要平安回家给女儿过生日的伏笔。飞机上客时，也特意刻画了一个与妈妈回家的藏族孩子的场景，这只是飞机上的普通乘客，但是与机长刘传建拥有相同的情感。在电影的高潮部分，飞机遇到紧急情况，机长果断准备返航备降，而恶劣的天气状况可能使穿过云层的飞机失事。这时画面定格在机长刘传建严肃的正脸后，立马闪回跳跃到了刘传建的主观视角，回忆自己的女儿与家人。这种职业责任与个人情感交织，最终促使机长刘传建顺利驾驶飞机降落，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机长》由真实事件改编，在保证事件真实的基础上，故事增加的每一个情节都极为谨慎，特别是为剧中人物设置爱情线索。欧豪所饰演的副机长与张天爱所饰演的乘务员的爱情线，虽然在电影中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带过，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刚开始，欧豪饰演的副机长徐奕辰便对张天爱饰演的乘务员黄佳示好，但黄佳却没有理睬，她认為这位副机长太过自傲，“自以为戴了一副墨镜就是成熟人了”。但在经历险情时，副机长陷入绝境，身受重伤依然坚守工作，实在令人敬佩。所以经历了这次事件后，黄佳对副机长的态度也有所改观，这也算一条结局美好的爱情线。在爱情线的背后，强调了副机长的责任意识，是他用敬业爱岗的精神打动了对方，因此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化背景下，开始与不同类型元素进行融合创新，借鉴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方式，在不断提升电影艺术价值的同时，向商业化不断靠拢。虽然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争议，比如故事情感空洞、剧情刻意营造等等，但是在实现寓教于乐的功能上，融合多类型元素，丰富故事内容，促使主旋律电影多样化发展，确实是正确的选择。

3 塑造多元化、平民化的英雄人物

早期中国电影的创作深受苏联电影模式的影响，电影题材局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语言也贫乏单一，缺少创造性。特别是“文革”时期提出的“三突出”指导思想，要求电影创作一切为英雄人物让步，用电影表现手段美化、神化英雄人物形象，致使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伟岸但性格苍白，并且正反派人物对比鲜明，二元对立的美学特征十分明显，深深阻碍了电影的艺术创新[5]。

进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者们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开始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凸显人物的多面性，英雄不再是“高、大、全”式的完美形象。多元化塑造英雄形象不仅使人物更贴近生活实际，情感表现更加丰富，更使主旋律电影更贴近大众，更易于接受。

例如在电影《战狼Ⅱ》中，吴京饰演的主人公冷锋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他也是中国军人的代表，军装在身，职责在身;卸下军装，依然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电影在保护国人安全撤退非洲战乱的大故事内核之下展开，主人公冷锋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有军人的果敢和气魄，但是他却是一位有“缺陷”的英雄[6]。电影刚开始，冷锋送战友骨灰回家，却看到战友家人遭强拆队欺负，一怒之下暴打了强拆头目，因此违反军规，被开除军籍，锒铛入狱。在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中，这种有过“前科”的英雄是不曾有的，但是冷锋却因为这一点“缺陷”，在电影中树立了更加伟岸的形象，宁愿自毁前程也要保护战友尊严的铮铮铁骨，让我们看到他不光是战场上识枪支弹药的军人，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普通人。他与观众印象中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形象不同，也会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对冷锋形象的多元化设计，实则是在电影表达保家卫国、维护国家正义的价值观外壳之下，包含了冷锋个人情感的内核。这样冷锋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原型，但他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种一改过去电影神化英雄人物的做法，让人物既有英雄气概，又不乏人伦情感，这才是观众真正喜欢看的英雄。

主旋律电影在人物塑造上作出的巨大改变，使人物情感更加丰富，剧情设置更加合理，在体现宏大叙事时又不乏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加具有吸引力。观众会在个人情感中发现与自己生活交融的点，进而增强对宏大情感的认同感。

4 结语

新时代电影市场的商业化与受众审美的不断提高，促使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打破陈规，与时代潮流接轨。其中，电影在叙事方面的改变更加符合时代与观众的审美要求，在提升电影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向商业化靠拢，使观众更加乐于接受。主旋律电影作为宣传国家主流政治思想与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改变电影故事的叙事方式本质上是改变了国家意识对接收者的交流方式，将原有的说服、说教变成引发共鸣，让社会主流思想的宣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期待未来的主旋律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在中国电影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陆显禄.中国电影主旋律流变及其特征——基于新中国电影70年的考察[J].电影评介，2019（19）：40-46.

[2] 毛霞，甘庆超.以三部献礼片论主旋律電影叙事策略嬗变[J].电影文学，2020（14）：50-53.

[3] 唐朝.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9.

[4] 唐乐乐.市井小巷里的家国叙事——《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解读[J].戏剧之家，2020（18）：124.

[5] 薛逸飞.试析当下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J].视听，2020（08）：86-87.

[6] 郭荣，陈文耀.《战狼Ⅱ》：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类型化创作的叙事特征[J].艺术评鉴，2017（16）：116-117.

作者简介：胡峪谷（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