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茂琳

摘  要：退役军人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类群体。如何实现军事力量向经济社会发展力量的有效转化，不仅是军队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围绕军人企业家，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其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决策，其次评述了现有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为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方向和保障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提供相关借鉴。

关键词：军人企业家;公司治理;印记理论;文献综述

一、引言

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Duffy， 2006）。鼓励退役军人到企业就业尽职，既有利于他们从军事人力资源有效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靠力量，也有利于企业优化职工队伍结构和提升竞争力。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军人企业家的身影随处可见，如万科的王石、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等，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理论研究方面，根据印记理论、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军人企业家因受到军队精神的熏陶，将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而随着高阶梯队理论的提出，学者们意识到军人企业家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梳理高管的参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文献，将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企业风险、社会责任、企业违规、并购活动和创新活动等方面进行。

二、相關文献梳理

随着参军经历在商业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较多学者对企业参军高管这一角色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涉及投融资决策、企业风险、社会责任、违规行为、企业并购、创新活动等方面。

投融资决策。投资方面，参军高管相较于其他高管更加保守，其所在企业投资水平会更低（Benmelech和Frydman， 2015）。但也有学者发现参军经历会使高管过度自信，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陈柯甫，2017）。除此之外，有学者从企业投资程度、现金流情况和行业特征等方面，更加细化地描述了参军经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白雨（2019）认为管理者参军经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而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田昕（2017）发现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时，军人高管能明显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当公司自由现金短缺时，军人高管能明显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融资方面，较多学者认为参军CEO会选择更加激进的财务政策，如高杠杆（Malmendier等， 2011;晏艳阳和赵民伟，2016）和短债务期限结构（赖黎等，2016）。但也有学者发现参军经历与企业杠杆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或存在弱相关关系（Henrik等， 2012;Matthew和Stephen， 2016）。

企业风险。参军经历使高管更加激进或是更加保守，目前研究尚未有统一定论。有学者认为参军经历使高管有更强的风险偏好，在公司的财务政策方面更为激进，更愿意承担高风险（谢凤鸣，2019），持有更低的现金水平（赖黎等，2016）。但也有学者认为参军高管相较于其他高管而言，更愿意降低企业现金风险、倾向于更多的现金持有（Law等， 2017;查道林和李宾，2020）。

社会责任。军队精神蕴含着利他主义和担当精神，其所传递给企业高管的印记将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责任担当感。有学者发现高管的参军经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李怡，2018），如在人力资源上政策上更愿意进行利益共享（蔡睿博，2019）、披露社会责任信息（Nasih等， 2019）和关怀员工以及保护客户权益（Xie和Hao， 2017）。但Luo等（2017）发现参军高管所在企业的捐赠水平更少，其解释为中国企业的捐赠目的多是为了拉拢政府形成政治关联，从而获得政治庇护，并非真正地在履行社会责任。

违规行为。军队以铁一般的纪律作为行为准则，因此参军高管相较于其他高管，会更愿意遵守市场规则和企业政策。较多学者发现参军高管所在企业的违规行为更少，违规概率更低（Benmelech和Frydman， 2015;陈柯甫，2017;Koch-Bayram和Wernicke， 2018）。还有学者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参军经历背景将对规模和企业违规之间的关系带来调节作用（Williams等， 2000）。

企业并购。并购是企业扩大自身实力、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而高管是企业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有学者发现由参军高管领导的收购方在并购交易宣告日会获得更高的异常股票收益（Lin等， 2011）;参军高管所在企业有更高的并购倾向和更高的并购频率（陈柯甫，2017），且并购支出更多、并购风险更高、并购绩效更好（赖黎等，2017）。基于烙印-环境匹配的视角，曾宪聚等（2020）认为拥有参军经历的高管因过度自信和具有勇猛敢拼的冒险精神，在并购活动中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且这个效应受到了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创新活动。一方面，创新是一种组合新资源的创造性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活动，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和异质性等特点。因此参军经历所带来的激进风格，将使参军高管更愿意对创新活动投入资金。现有研究表明具有参军经历的高管所在公司的创新程度更高（张宇璐，2018;权小锋等，2019）、研发投入更多（陈伟宏等，2019）。空军和海军的高管所在企业会有较高的创新投入（Groysberg和Hill， 2010）。另一方面，企业的创新活动也是一类高度不确定的风险投资决策行为，军队文化强调目标明确和行动可控，且往往以任务完成与否作为评价的决定性标准。因此有学者发现管理者参军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Kim等， 2017;邵剑兵和吴珊，2018）。罗进辉等（2017）以家族控股企业为样本，发现由具有参军经历的高管管理的企业的研发投资概率和水平都显著更低。

三、结论

综上，从研究角度来看，多数文献从纯财务角度切入，而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违规等则偏少;从研究机制来看，大部分文献都采用了印记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但并未通过实证方法进行检验;从研究方法来看，普通最小二乘法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以上特征受到以下原因的影响：第一，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才逐渐完善，因此在过去无法从现有数据库中直接获得。同时社会责任衡量维度单一，主要为社会责任评级。第二，机制检验的难易程度。机制检验需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而现实中上市公司军人企业家的数量占比偏低，因此机制检验较为困难。未来可结合中国特定情境，丰富军人企业家的相关信息，如军龄、军衔和军种等，进一步刻画军人的个人特质。同时，结合当下热点话题，如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Benmelech， E.， Frydman， C. Military CEO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17）：43-59.

[2]Duffy， T.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CEOs： is there a link？ [R].Korn/Ferry International Report，2006.

[3]Groysberg， B.， Hill， A.， Johnson， T. Which of these people is your future CEO？[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0（88）：80-149.

[4]Henrik， C.， Anil， K.， Makhija， Y. S. E. Behavioral consistency in corporate finance： CEO personal and corporate leverag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103）：20-40.

[5]Koch-Bayram， I. F.， Wernicke， G. Drilled to obey？ Ex-military CEOs and financial misconduc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2943-2964.

[6]Law， K. K. F.， Mills， L. F.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7（22）：141-184.

[7]Malmendier， U.， Tate， G.， YAN， J. 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J].Journal of Finance，2011（66）：1687-1733.

[8]Matthew， D. C.， & Stephen B. M. CEO personal risk-taking and corporate policie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6，51（1）：139-164.

[9]Nasih， M.， Harymawan， I.， Putra， F. K.， Qotrunnada， R. Military experienced board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Issues，2019，7（1）：553-573.

[10]Williams， R. J.， Barrett， J. D.， Brabston， M. Managers’ business school education and military service： possible links to corporate criminal activity. Human Relations，2000，53（5）：691-712.

[11]權小锋，醋卫华，尹洪英.高管从军经历、管理风格与公司创新[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06）：140-151.

[12]赖黎，巩亚林，马永强.管理者从军经历、融资偏好与经营业绩[J].管理世界，2016（08）：126-136.

[13]赖黎，巩亚林，夏晓兰，马永强.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企业并购[J].世界经济，2017，40（12）：141-164.

[14]邵剑兵，吴珊.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基于慈善捐赠和冗余雇员的双重视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20（03）：63-78.

[15]罗进辉，李雪，向元高.军人高管是积极的创新者吗？——来自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学季刊，2017，2（03）：91-118+172-173.

[16]曾宪聚，陈霖，严江兵，等.高管从军经历对并购溢价的影响：烙印——环境匹配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09）：94-106.

[17]田昕.核心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投资行为与经营业绩变动：一项初步的实证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7.

[18]白雨.高管从军经历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吗？[J].财会通讯，2019（21）：83-90.

[19]陈伟宏，钟熙，宋铁波，周荷晖.高管从军经历、竞争情形与企业研发投入[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31（06）：80-90.

[20]谢凤鸣.参军经历与公司风险承担[J].时代金融，2019（35）：136+138.

[21]晏艳阳，赵民伟.管理者早期参军经历对公司财务政策影响研究[J].学术论坛，2016，39（01）：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