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尔

受毛校长之邀， 这一回我们去的是昔阳。为什么要去昔阳？是因为大寨。至少对我来说， 没有大寨的话我不会主动去经受这四五小时的车马劳顿，毕竟肉体凡胎，年事已高。说老实话，到处都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一切皆新，新得发紫。况且十年前已经去过了大寨。但这一次，我莫名地感觉，得看见两次，有些东西才可看见真章。

这一回走的是高速公路， 就这也得四小时。这时间足够我回忆十年前的那一幕。那次我们是专程绕远前往， 去看一看当年心中的圣地。说是心中的圣地可能是有些夸张了，那时有我吗？ 有的，但我是万众中之一毫， 尚不能分身出来， 独自观察和思考。而如今我认为，圣物是有的，但它在每个人心中各不相同。

十年前， 我们的车渐渐驶进一条街道时，我看到大寨工贸公司的字样，董事长某某某， 不禁在肚子里叫了一声：“原来如此！ ”车停在街上，到处都是商家的融融笑意。我们踏入其中的一家。司机老李七十年代来过大寨，吃过大寨的什么什么肉，我们就随他再吃一回———吃历史的肉， 可以长生不老吗？ 错了，长生不老的是历史，不是你。果然，咂巴咂巴嘴，仰脸看天，老李坚称这已经不是原来的什么什么肉， 味道全变了。这是历史的幻术了，老李他不明白。

饭后是虎头山等等。仿佛一只脚抹平了沙滩，童年的快意和悲伤还没来，就面临着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我记得我没有去看郭沫若的墓， 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三人走着去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想起了我认识的老汉王，他曾是九大代表、省革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在九大的分组讨论会上，他和陈永贵争辩了起来，因为他们都身处“山西问题”中，又都说的是山西方言，互相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个会议厅里，陈永贵同志拂袖而去，離去的穿老棉袄的背影像一个黑洞紧紧地吸住老汉王， 使他一生都不能回到转过街角的这一片生活中来。我们的三个人却已经回来了，又说又笑又蹦又跳的。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们的所谓行走， 通常不过就是抵达而已。但抵达与未曾抵达终究也还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进入那些特定的历史的场域，以便能够从中回忆起我们自己。虽然我们都生存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 历史留下的处处瘢痕在我们的眼中也都是一样的，但正因如此， 我们更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神秘的孔洞，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能够钻身出去，站到庞然之物的对面，这一瞬间，或许我们就可以听懂百花、万物、一片片的废墟的言语。

以上都是我的妄想。毛校长却是一个实干家， 已经安排好了三天之内的所有行程。

第一天晚上是松溪河边的篝火晚会。下午我出去置身于蒸笼般的炎热中， 快速地看了两眼松溪河。几只快艇冲破松溪河的平静。快艇过后深绿色的河面上的漂浮物复又无事一般的荡来荡去。松溪河竟然属于海河流域。我的只用于四十年前高考的地理概念小动物般蓦然苏醒过来， 我不待管它，让它一边玩去了。我想说的是篝火晚会。我代表作家致辞， 昔阳电视台的话筒，在河谷中声音很大，吓我一跳。我说我们来到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地方， 我们来到历史发生的地方重新经历一遍。篝火晚会上毛校长的一曲《外婆的澎湖湾》淆乱了时空， 这属于所有华人的神曲把我们的外婆集体遥遥托起。我忘记了在灯光外的黑暗中流淌着的松溪河， 以蒙眬的醉眼紧紧追随村子里的秧歌队。这些农妇身着蓝衣白裙，化了妆，在篝火旁舞出一个个圆圈，身姿如此曼妙，仿佛舞动在我的想象之外。所有人都加入以篝火为圆心的圆圈中， 而我在这欢乐的圆圈外面坐着， 像是一个丢失了外婆的孩子。我曾经的愿望是像一个诗人那样燃烧自己，直至燃尽，但自己始终没有加入和成为那团火， 而且还离火那么遥远。

晚上说了很多话，直至篝火只剩余烬，方才入睡。我梦见自己潜入了松溪河，壮大如一条中华鲟，游来游去。第二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中华鲟，这些黑色长剑似的幽灵。在狭窄的水池里， 这些幽灵以它们锋利的身姿吐出言辞。昔阳下着雨，时大时小，在湿漉漉的天地间， 我觉得它们的身形远大于我们。

我们又去看雨中的荷花， 看矮种马和猴子，并且真的看见了。凶猛的猴子像权力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独自在里面沸腾着，一点也不安生。我们大笑，又一次取得在动物面前的优越感。那镜中的我们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试图夺走我们的手机和财物。原来我们竟是这样的迅猛啊。

去看毛家大院。这雅致的民居已经存在好久了。它的外形完好，内里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老宅院未尝不是历史幻化出的投影。它们饱吸尘世的空气，世故而又清醒地蜷缩在天底下， 仿佛在以老庄之道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历史的长生不老肉，人人想吃，但每每是将自己投喂给了历史。这头首尾相接的巨兽， 自我吞噬， 养肥了自己，却又显得十分消瘦，奄奄一息。巨兽在假寐，一旦它忽然坐起，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我们去看大寨展览馆。陈永贵和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活在这里。这些大人物的命运各不相同。大寨曾经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舞台， 但他们的命运可能与大寨并无关联。他们存在时戴着生存的面具，身后披上了历史的隐身衣， 或许还将自己切碎化作了尘埃，飘在雾霾中。他们与他何其相似乃尔。但在我们这些当真的参观者看来，这些隐身衣都还是有一定的重量， 这重量是活在现在的我们所承受着的过去。我们的个人史并不是历史， 因为情感这一惰性的物质，将其拉坠到了历史之下，成了成千上万的海底珊瑚上的一枝。而真正的历史乃是一只巨兽，不计良莠真假，统统吞下，像蓝鲸总是需要巨量的食物。它没有情感，不辨方向，像古代神话中的混沌，“空居无为，常咋其尾，回旋仰天而笑”。

但人或许是不应该笑的， 把自己笑成了一段历史， 难道就可以避免被吞食的命运吗？所以不要相信人的笑，一声大笑中所包含的黑暗远多于鳄鱼的眼泪。

想起一段个人往事。1976年的春节过后，我叔叔从重庆赴大寨参观，顺道探亲。他真正的打算是要把他的大女儿， 也就是我的堂姐，送回山西老家插队，以免她在四川农村感染疟疾。我父母不愿照顾一个他们从未见过面的侄女， 因为他们自己就有四个子女，最小的儿子还是残疾人。十五岁的他如何活下去， 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最小的儿子就是我。老兄弟俩在夜晚的奄奄一息的火炉前袖手，气氛不睦。我却希望我的堂姐能够来， 在想象一个说着鸟语的美丽的姑娘在我们家屋子里旋转。我怜悯地看着叔叔和父亲的脸。这两张脸都映照在微弱的火光中，非常相似，却彼此隔膜。叔叔是从大寨来的。

其时“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大字早已出现在所有的地方， 像一道符咒镂刻在了我们的额头之上。在迎面就是这五个大字的山坡下面，寒冬腊月里，我们小学生在造小平原呢。我是记工员，负责把每一筐或每一车土登记到劳动者的名下。那些营养不良的小学生用乞求的眼光盯着我手中的本子，唯恐我给他们少记一筐。我只能做一个记工员，我的良心是有愧的，我的残疾成了我的安全屏障。我躲在后面喘息和窥伺。残疾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偶然。它像一个恶意的神谕，莫测地笼罩着我，使我可以隐身在飘扬的大旗之下。

往事构成了我们的现在。拄着往事的拐杖，我们在走往别处的人间。毛校长并没有真正安排参观大寨。我们在大寨的外围画了一个大的圆。我们喝了告别的酒。一张巨大的餐桌上方挂着“欢迎山西作家光临印象大寨”的横幅，我就坐在下面。我又喝了很多，又忘乎所以，笑口大开。

在大笑中我暂时忘却了往事， 其实也暂时忘却了现在。我的所谓“看两次见真章”的理论亦未能免于沦为虚妄。所以回到家，我积极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文字中的我们好像都是沉郁的，好像都是往事的镜子，好像都是当代的哈姆雷特。而在生活中，在动荡的当下，我们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