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日本]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衰老并不是说我变得更老了，并非曾经那个年轻的我已经在不经意中变老。更让我错愕的是，跟我同辈的人怎么就变老了，我以前认识的那些漂亮活泼的女孩，现在怎么都已经老得有好几个孙子了。这让人有些不安，甚至有些悲哀。尽管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同样也在变老的事实而感到过悲伤。

我想，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认识的女孩们越来越老，这迫使我再一次承认，我年轻时的梦想永远消失了。某种程度上，梦想的死亡比活生生的人的死亡更令人悲伤。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孩，一个曾经是女孩的女人。不过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然，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我所知道的是，她和我读过同一所高中，而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她衬衫上的徽章和我的颜色一样），她真的很喜欢披头士乐队。

一九六四年，正值披头士乐队的鼎盛时期。那是一个初秋。新学期开始了，一切又开始进入了正轨。她急匆匆地走在那座旧校舍昏暗的长廊上，衣裙漫飞。那儿只有我一个人。她把一张唱片紧紧地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一件很珍贵的东西。一张“With the Beatles”的唱片，封面上印着四个披头士醒目的黑白半影照片。不知什么原因，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专辑的原版，也就是英国版，而不是美国版或日本版。

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至少，对我而言，她看起来很美。她个子不高，但有一头长长的黑发，纤细的双腿，还有一股可爱的香味。（这可能是个错误的记忆，我不确定，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散发任何香味。但我所记得的就是这样，好像当她走过的时候，会有一股令人陶醉的诱人香味朝我的方向袭来。）她把我迷住了，那个美丽的无名女孩把“With the Beatles”这张唱片紧紧地抓在胸前。

我的心开始跳动，我喘着气，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我也似乎沉到了池底，只听得到一阵铃声在我的耳朵深处微弱地响起，仿佛有人在拼命向我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一切只有十秒或十五秒的时间。它在我意识到之前就结束了，其中所包含的关键信息，就像所有睡梦的核心一样，消失了。

一条高中时代的昏暗走廊，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的裙摆旋转，一张名为“With the Beatles”唱片。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那个女孩，从那以后到我毕业的两年里，我们再也没有相遇过。想起来相当奇怪。我就读的高中是一所处在神户的山顶上的很大的公立学校，每个年级约有六百多人（我们是所谓的婴儿潮一代，所以有很多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彼此。我不知道学校里大多数孩子的名字，也不认识他们。但是，由于我几乎每天都去上学，而且经常经过那条走廊，所以我觉得，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漂亮的女孩这件事简直太离谱了。每次经过走廊时我都会寻找她。

难道她像烟一样消失了吗？或者，在那个初秋的下午，我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某种幻象？也许在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我就把她理想化了，以至于即使真的再次见到她，我也认不出她来了？（我认为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

后来，我认识了几个女孩，并和她们交往。每当我遇到一个新的女孩，我都会觉得自己仿佛不自觉地渴望重温一九六四年秋天在昏暗的学校走廊里经历的那个令人眩晕的时刻。我心中满是那无声的、持续的激动，胸口是窒息的感觉，铃声在耳中轻轻地响。

有时候我能够重拾这种感觉，有时候则不然。而另一些时候，我试图抓住它，却只能眼睁睁让它从我的手指尖轻轻滑走。不管怎么说，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涌动的情绪就成了我用来衡量我渴望的强度的一种尺度。

当我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这种感觉时，我就会悄悄地在内心深处唤醒那些感觉的记忆。就这样，记忆成了我最宝贵的情感工具之一，它甚至成了一种生存的手段。就像一只温暖的小猫，轻轻蜷缩在一个很大的大衣口袋里，酣然入睡。

还是说回披头士乐队。

我见到那个女孩的前一年正是披头士乐队第一次风靡的时候。到一九六四年四月的时候，他们占据了美国单曲排行榜的前五名。流行音樂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作品。这五首热门歌曲是：“真爱无价”“摇摆和呐喊”“她爱着你”“我想握住你的手”“请取悦我”。光是单曲《真爱无价》就有超过两百万的预购量，这使得它在真正的唱片面市之前就成了双白金唱片。

当然，披头士乐队在日本也很受欢迎。打开收音机，你可能随时会听到他们的歌。我自己也喜欢他们的歌，知道他们所有的热门歌曲。让我唱他们的歌，我也都会唱。我在家里读书（或假装读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让收音机响个不停。但是，说实话，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狂热的披头士歌迷。我从来没主动寻找过他们的歌曲。对我来说，都是被动的聆听，流行音乐从我的松下晶体管收音机的小喇叭里流出来，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它只是我青春期的背景音乐。音乐壁纸而已。

在高中和大学里，我没有买过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我更喜欢爵士乐和古典音乐，当我想专注于音乐的时候，我就听这些音乐。我攒了钱会买爵士乐唱片，去爵士酒吧听迈尔斯·戴维斯和塞隆尼斯·蒙克的曲子，或者去听古典音乐会。

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直到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才坐下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With the Beatles”。尽管事实上，那个在我们高中走廊里拿着那张唱片的女孩的形象从未离开过我，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去听它。我对她紧紧抓在胸前的黑胶唱片凹槽里究竟刻着什么样的音乐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早已过了童年和青春期，我对这张专辑的第一印象是，它没那么好，或者至少不是那种能让你屏住呼吸的音乐。在专辑的十四首歌曲里，有六首是翻唱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对马弗雷特乐队的《求求你，邮差先生》和查克·贝里的《翻转贝多芬》的翻唱都很好，即使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印象深刻，但它们仍然只是翻唱的版本。在这八首原创歌曲中，除了保罗的《所有我的爱》，没有一首堪称惊艳，也没什么热门单曲。在我听来，披头士乐队基本上属于一次性录制的第一张专辑《请取悦我》更有活力和吸引力。即便如此，可能是由于披头士的粉丝们对新歌不可抑制的渴求，这第二张专辑在英国连续二十一个星期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在美国，这张专辑的名字改成了《遇见披头士》，并加入了一些不同的曲目，不过封面设计几乎没有改变。）

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个女孩紧抱着专辑的画面，仿佛它是无价之宝。如果把专辑封面上的照片拿掉，这个场景可能就不会那样让我着迷了。当然，还有音乐。但还有别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而且，在那一瞬间，那幅画卷在我心中刻下了印记——一种只有在特定的年龄、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才能找到的精神风景。

对我来说，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一九六五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和战争升级，也不是在伊里奥莫特岛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野猫，而是我有了一个女朋友。她大一时和我在同一个班，但直到大二我们才开始交往。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想先说一句，我长得不好看，也不是什么明星运动员，在学校里的成绩也不太理想。我的歌声也不尽如人意，而且我的文字功底也不怎么样。在我上学的时候，以及之后的几年里，从来没有女孩子围着我转。这是我在这种不确切的生活中为数不多能肯定的事情之一。尽管如此，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我周围似乎总有一个女孩对我产生吸引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能够和这些女孩一起享受到一些愉快的、亲密的时光。我和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好朋友，偶尔还能更上一层楼。我要说的这个女孩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和我有过亲密关系的第一个女孩。

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娇小迷人。那年夏天，我每周都会和她约会一次。一天下午，我吻了她小巧而饱满的嘴唇，隔着胸罩抚摸着她的乳房。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无袖连衣裙，头发上有一股柑橘味儿洗发水的香气。

她对披头士乐队几乎没有兴趣，也不喜欢爵士乐。她喜欢听更柔和的音乐，你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的音乐——曼托瓦尼管弦乐队、珀西·费斯、罗杰·威廉姆斯、安迪·威廉姆斯、納特·金·科尔等等。（当时，“中产阶级”还压根不是一个贬义词。）在她家里有成堆的这样的唱片，现在被归类为无需费神就能听懂的轻音乐类型。

那天下午，她在客厅的唱机转盘上放了一张唱片——她家有一个很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立体声音响系统——我们就坐在又大又舒适的沙发上接吻。她的家人外出了，只有我们两个人。说实话，在那种情况下，我并不在乎播放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我对一九六五年夏天的记忆是她的白色连衣裙，她洗发水的柑橘香味，她让人感到棘手的钢丝胸罩（那时候的胸罩更像是一个堡垒，而不是内衣），还有珀西·费斯管弦乐团对马克斯·施泰纳的《夏日情怀主题曲》（《夏日情怀》也被译作《畸恋》，是一九五九年在美国上映的一部爱情电影，其主题曲后来成为轻音乐经典）的优雅演奏。即使是现在，每当我听到《夏日情怀主题曲》时，那张沙发也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顺便说一句，几年之后——我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大约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的同一时间——我们同班时的班主任在他家的门楣上上吊自杀了。他曾教过社会学。据说他自杀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绝境。

意识形态的绝境？

但这是真的——在六十年代末，人们有时会自杀，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碰壁了。虽然不是很常见。

当我想到那天下午，在珀西·费斯管弦乐团的美妙背景音乐中，正当我和我的女朋友在沙发上笨拙地亲热时，那个社会学老师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他意识形态的死胡同，或者，换个说法，走向那条无声无息的、紧结的绳结，我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我所认识的所有老师中，他是最好的老师之一。他是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但他总是试图公平地对待他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在课下和他说过话，但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

跟一九六四年一样，一九六五年也是属于披头士的一年。他们在二月发布的《一周八天》，四月发布的《离程车票》，七月的《救命》和九月发布的《昨日》，都登上了美国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他们的音乐无处不在，围绕着我们，就像壁纸被小心翼翼地贴在每一寸墙壁上一样。

没有披头士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滚石乐队的《我得不到满足》，或者拜德兄弟乐队的《铃鼓先生》，或者是诱惑乐队的《我的女孩》、正直兄弟乐队的《你已经失去了爱的感觉》、海滩男孩组合的《帮帮我，朗达》。戴安娜·罗斯和至上合唱团也接连推出了他们的主打歌。我那台小小的松下晶体管收音机里不断传出这些美妙、欢快的音乐。对于流行音乐来说，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一年。

我曾听人说，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是流行歌曲对我们而言真正有意义、并且能真正打动我们的时光。也许确实如此，也许并不尽然。毕竟，流行歌曲可能只是流行歌曲。也许我们的生命本就是装饰性的、消耗性的东西，仅仅只是稍纵即逝的色彩迸发而已。

我女朋友的家离我经常收听的神户电台很近。我想她的父亲应该是做医疗设备进口或者出口生意的。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他有自己的公司，生意似乎很好。他们的家在海边的一片松树林里。我听说那曾经是某个商人的避暑别墅，她的家人买了它并改建了它。松树在海风中沙沙作响。这是听《夏日情怀主题曲》的最佳场所。

多年以后，我偶然看到深夜电视台在播放一九五九年的电影《夏日情怀》。这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讲的是年轻的爱情，但还是融合得挺好。电影中，有一片海边的松树林，在夏日的微风中随着珀西·费斯管弦乐队的号角声摇曳。松树在风中摇曳的场景，是对年轻人汹涌的性欲的隐喻。但这可能只是我的看法，我自己的偏见。

在电影中，特洛伊·多纳休和桑德拉·迪被卷进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性爱之风，并因此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各种问题。误会之后是和解，障碍像雾一样散去，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结了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好莱坞，幸福的结局总是与婚姻有关——这是为了创造一个可以让情侣合法做爱的环境。当然，我和我的女朋友没有结婚。那时我们还在上高中，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沙发上笨拙地摸索和亲热，背景音乐就是《夏日情怀主题曲》。

“你知道吗？”她在沙发上对我说，声音很小，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似的：“我是那种爱吃醋的人。”

“真的吗？”我说。

“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ok。”

“有时候，吃醋很伤人。”

我默默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当时我无法想象强烈的嫉妒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嫉妒，而嫉妒又会导致什么。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了。

顺便提一下，年轻英俊的特洛伊·多纳休后来沉迷于酒精和毒品，不再拍电影，甚至一度无家可归。桑德拉·迪也在与酗酒作斗争。一九六四年，多纳休与著名女演员苏珊娜·普莱切特结婚，但八个月后又离了婚。迪一九六○年与歌手鲍比·达林结婚，但他们在一九六七年离婚。这与《夏日情怀》里的情节毫无关联，也与我和我女朋友的命运无关。

我女朋友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妹妹上初中二年级，但比姐姐足足高了两英寸。她不是特别可爱，另外，她还戴着厚厚的眼镜。但我的女朋友很喜欢她的小妹妹。“她在学校的成绩特别好。”她告诉我。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我女朋友的成绩也还算凑合，很可能跟我的差不多。

有一次，我们让她妹妹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那部电影是《音乐之声》。剧院里挤满了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前排，我记得当时因为太过近距离地看那七十毫米胶片的宽银幕，以至于结束时我的眼睛都疼。不过，我的女朋友对那部电影里的歌曲非常着迷。她买了原声唱片，没完没了地听。对我来说，我更喜欢约翰·柯川的魔幻版《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我觉得跟她提这件事毫无意义，所以我从来没提过。

她妹妹似乎不怎么喜欢我。每当我们见面她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完全没有情感，就好像在判断冰箱后面的一些干鱼是否还能吃似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眼神总是让我感到内疚。当她看着我的时候，就好像忽略了我的外表（当然，这也没什么好看的），能直接看穿我，看穿我的内心深处。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心里真的有羞耻感和罪恶感。

我女朋友的哥哥比她大四岁，所以他那时至少有二十岁了。她没有给我介绍过他，也几乎没有提起过他。如果碰巧在谈话中提起，她就会巧妙地转移话题。我现在明白了，她的态度确实有点不自然。我并没有多想。我对她的家庭没那么感兴趣。吸引我去找她的是一种更迫切的冲动。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哥哥并与他交谈是在一九六五年的秋末。

那个星期天，我去女朋友家接她。我按了一遍又一遍门铃，但没有人应答。我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按了一次，反复地按，直到我终于听到有人慢慢地走向门口。是我女朋友的哥哥。

他比我高一点，有点胖。也不是胖，而是更像一个运动员——因为某种原因，暂时不能运动，就胖了几斤，但只是暂时性的胖。他的肩膀很宽，但脖子相对细长。像刚睡醒一样，头发一团糟乱，看上去显得又硬又粗糙，似乎两个星期前就应该去理发了。他穿了一件海軍蓝色的圆领毛衣，脖颈处松松垮垮的，灰色的运动裤也松松垮垮地堆在膝盖周围。他的长相和我女朋友完全相反——她总是干净整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就像一只邋遢的动物，在经过漫长的冬眠后，爬到了阳光下。

“我猜你是……小夜子的朋友？”我还没开口，他就这么说了。他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有些困倦，但我能感到一丝兴趣。

“是的。”我说着，并介绍了自己：“我应该是十一点钟来这里。”

“小夜子现在不在这里。”他说。

“不在？”我重复着他的话：“那她可能去哪儿了。她不在家。”

“但是我应该今天十一点来接她的。”

“是吗？”她哥哥说着，瞥了一眼旁边的墙壁，好像在看时钟。但是那里没有钟，只有一堵白色的石膏墙。他不情愿地把目光转回到我身上：“也许是这样，但事实是她并不在家。”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显然，她哥哥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悠闲地打了个哈欠，挠了挠后脑勺。所有的动作都显得缓慢而慎重。

“现在好像没人在家，”他说，“刚才我起床的时候，这儿就没人。他们肯定都出去了，但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爸爸可能出去了。我的妹妹们一定是出去玩了。但是我妈妈也不在家，这有点奇怪。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我忍着没去猜测。这又不是我的家人。“但是，如果小夜子答应她会在这里，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的，”她哥哥说，“你干吗不进屋等着呢？”

“我不想打扰你。我随便找个地方逛一会儿，然后再回来。”我说。

“不，不麻烦，”他说，“如果门铃又响了，还是得过来开前门，那会更麻烦。赶紧进来吧。”

我别无选择，所以就走了进去，他把我带到了客厅。客厅里是我和她在夏天的时候亲热过的沙发。我在上面坐了下来，我女朋友的哥哥在我面前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你是小夜子的朋友，对吧？”他又问了一遍，似乎是在再三确认。

“是的。”我回答道，还是同样的话。

“不是裕子的朋友？”我摇了摇头。裕子是她个子较高的小妹妹。

“和小夜子约会有趣吗？”她哥哥问道，眼里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所以我保持沉默。他坐在那里，等待我的回答。

“是的，很好玩。”我答道，我终于找到了我觉得正确的那个字眼。

“好玩，但并不是有趣？”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话渐渐消失了。

“没关系，”她哥哥说，“有趣或者好玩——我想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区别。嘿，你吃过早餐了吗？”

“是的，我吃过了。”

“我去弄点吐司，你确定不要吗？”

“不要了，我吃好了。”我回答。

“咖啡？”

“不了。”

我本可以喝点咖啡，但我挺犹豫要不要与我女朋友的家人多接触，尤其是当她不在家的时候。

他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盘子和杯子的哗哗声。我一个人待在沙发上，礼貌地坐直了身子，双手放在大腿上，等着她从哪儿回来。钟表显示现在是十一点十五分。

我扫描了一下我的记忆，看看我们是否真的决定了我十一点过来。但是，不管我怎么想，我都确定我的日期和时间是正确的。我们在前一天晚上通了电话，当时就确认了。她不是那种会忘记或放弃承诺的人。她和她的家人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出去了，把她的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这确实很奇怪。我对这一切感到迷惑不解，就坐在那里耐心地等。时间过得极其缓慢。我偶尔会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打开水龙头的声音，调羹搅拌东西的声音，橱柜打开或者关上的声音。这个哥哥似乎是那种无论做什么都吵吵闹闹的人。就声音而言，确实是这样。外面刮着风，没有狗叫声。寂静像无形的泥浆，悄悄地爬进并堵住了我的耳朵。我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把它们重新打开。

能来点音乐就好了。《夏日情怀主题曲》《雪绒花》《月亮河》——什么都行。我不挑剔，只要是音乐就行。但在别人家又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我不好打开音响。我四处寻找可读的东西，但没有看到任何报纸或杂志。我检查了一下背包里的东西。我的包里总是装着一本当时正在读的平装书，但那天没有。

我和我的女朋友约会时，我们经常假装去图书馆学习，我会把与学校有关的东西放在书包里，以保持伪装，就像一个业余罪犯编造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一样。所以那天我书包里唯一的一本书是我们学校课本《日本语言与文学》的补充读物。我不情愿地把它拿了出来，开始一页页地翻。我不是那种所谓的有系统地、聚精会神地读书的人，而更像是那种很难在没有书可读的情况下打发时间的人。我不能老是安静地坐着。我总是要翻动书页或听听音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当周围没有书的时候，我会拿起任何印刷的东西。我看过一本电话簿，一本蒸汽熨斗的使用手册。与这些阅读材料相比，日语课本的补充读物要好得多。

我随意翻阅了一下这本书上的小说和散文，有几篇是外国作家写的，但大多数是著名的现代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谷崎淳一郎、安部公房等等。所有的节选，除了极少数的短篇小说外，后面都附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毫无意义。对于毫无意义的问题，很难（或不可能）从逻辑上判断答案是否正确。我怀疑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否能够选出正确答案。比如“你能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作者对战争的立场吗”或者“当作者描述月亮的盈亏时，创造了什么样的象征效果”，你几乎可以给出任何答案。如果你说对月圆月缺的描述只是对月圆月缺的描述，并没有任何象征意义，没人能肯定地说你的回答是错的。当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但我真的不认为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是学习文学的目标之一。

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来消磨时间。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在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些相对不合理但不一定错的答案——我的大脑还在成长和发展，每天都在为达到一种心理上的独立而挣扎。也许这一倾向也是我在学校成绩平平的原因之一。

就在這时，我女朋友的哥哥回到了客厅。他的头发依然伸向四面八方，但是，也许是因为吃了早餐的缘故，他的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困倦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马克杯，杯子的侧面印着一张一战时德军双翼飞机的照片，驾驶舱前有两挺机枪，这一定是他自己特制的杯子。我无法想象我女朋友用那样的杯子喝水。

“你真的不想来点咖啡？”他问道。

我摇了摇头：“不了，真不用了。”

他的毛衣上沾满了面包屑，运动裤的膝盖处也满是面包屑。他可能是饿坏了，只顾着狼吞虎咽地吃，一点也没在意面包屑弄得到处都是。我想象得到，他这样会让我的女朋友很烦恼，因为她看起来总是那么整洁。我喜欢让自己保持整洁，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相处的一部分原因。

她哥哥抬头看了看墙。墙上有个钟。时钟的指针显示将近十一点三十分。

“她还没回来，是吗？她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我没回应他。“你在看什么？”

“我们日语课本的补充读物。”

“嗯，”他说着，微微低下了头：“有趣吗？”

“不是特别有趣。我只是没有别的东西可读了。”

“你能给我看看吗？”

我把书从矮桌上递给他。他左手拿着咖啡杯，右手拿着书。我担心他会把咖啡洒在上面。这似乎就要发生了，但他没有洒出来。他叮当一声把杯子放在玻璃桌面上，双手捧着书，开始翻看。

“那么你读的是哪一部分呢？”

“刚才我在看芥川的故事《齿轮》，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他想了想。“我从没读过《齿轮》这本书。虽然我很久以前读过他的《河童》，《齿轮》不是一个很黑暗的故事吗？”

“是的。他死前写的。”芥川在三十五岁时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我的补充性读书笔记上说《齿轮》是在他一九二七年死后出版的。这个故事几乎是最后的遗愿和遗嘱。

“嗯，”我女友的哥哥说：“你能给我读一下吗？”我惊讶地看着他：“你是说大声念出来？”

“是的。我一直喜欢别人念给我。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读者。”

“我不擅长大声朗读。”

“我不介意。你无需念得有多好。只要按正确的顺序念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反正我们也没有其他事情做。”

“不过，这是一个相当神经质、相当令人沮丧的故事。”我说。

“有时候，我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就像是有种以恶报恶的感觉。”

他把书递给我，拿起画着双翼飞机和它的铁十字架的咖啡杯，喝了一小口。然后，坐回扶手椅里，等着朗读开始。

我给我女朋友那古怪的哥哥朗读芥川《齿轮》中的部分内容，那个周日就是那样度过的。刚开始时我有点不情愿，但后来我慢慢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补充读物里有那个故事的两部分内容——“红灯”和“飞机”——但我只读了“飞机”的那部分。大约有八页的篇幅，最后一行是：“不会有人在我睡觉时乖乖地掐死我吗？”芥川在写下这句话后就自杀了。

我读完了，但是家里还是没有一个人回来。电话没有响，外面也没有乌鸦叫。四周一片寂静，秋天的阳光透过花边窗帘照亮了客厅，只有时间在缓慢而稳定地前进。我女朋友的哥哥坐在那里，双臂交叉，闭着眼睛，仿佛在品味我读过的最后几行：“我没有继续写作的力量了。当我如此感觉时，继续活下去真是苦不堪言。不会有人在我睡觉时乖乖地掐死我吗？”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篇文章，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不是一个适合在晴朗的周日阅读的故事。我合上书，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刚过了十二点。

“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我说，“我想我得走了。”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母亲从小就反复告诫我，到了吃饭的时间就不要留在别人家打扰别人。无论是好是坏，这已经渗透到我的内心，并成为了一种反射性的习惯。

“你大老远跑来了，再等三十分钟吧？”她哥哥说：“你再等三十分钟，如果她还没回来，你再走，不好嗎？”

他的话异常地清楚，于是我又坐下来，把手放在了膝盖上。

“你很擅长大声朗读。”他说，“有人告诉过你吗？”听起来真的很受感动。

我摇了摇头。

“除非已经完全掌握了文章内容，否则无法读成你那样。最后一部分读得尤其好。”

“哦。”我含糊地回答。我觉得我的脸颊有点红。这样的赞美似乎有些不当，也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我感觉我还能和他再聊上三十分钟。他似乎需要有人来倾诉。

他把手掌紧紧地合在面前，像是在祈祷，然后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这可能听起来是个奇怪的问题，你有过记忆停止的时候吗？”

“停止？”

“我的意思是，就好像，从一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你完全不记得你在哪里，或者你在做什么。”

我摇了摇头：“我想我从没有这样过。”

“所以你是说你记得你所做事情的时间顺序和细节？”

“如果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的话，是的，我觉得是这样。”

“嗯，”他挠了一会儿后脑勺，然后说：“我想这也是正常的。”

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事实上，我有好几次记忆突然消失的时候。比如下午三点，我的记忆中断了，接下来我就只知道晚上七点的事情了。我不记得那四个小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似乎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比如我的头被打了或者是我喝醉了，或是其他什么事情。我只是在做平常的事情，记忆就毫无预兆地中断了。我无法预测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记忆会消失多少个小时、多少天。”

“我明白。”我低声回应，好让他知道我在听。

“想象一下，你用录音机录了一首莫扎特的交响乐。当你回放的时候，声音从第二乐章的中间跳到了第三乐章的中间，而中间的部分消失了。它就像是这样子。当我说‘消失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一段录音带没有声音。就是不见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想我大概明白。”我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回答。

“如果只是音乐，会有点不方便，但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对吧？但是，如果它发生在你的现实生活中，那它就是一种痛苦，相信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

“你去了月球的阴面，却空手而归。”

我又点了点头。我不确定我是否完全理解了这个类比。

“这是由遗传引起的疾病，像我这样的明确病例非常罕见，好几万个人中才有一个患有这种疾病。当然，即使如此，他们之间也还会有差异。在我上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在大学医院接受了一位神经科医生的检查。我妈妈带我去的。”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记忆顺序紊乱的情况。你的某一部分记忆被藏在了错误的抽屉里。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再找到它。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解释的。它不是那种可怕的可以致命的疾病，也不是那种让你逐渐失去理智的疾病，但它确实会在日常生活中造成麻烦。他们告诉我这种疾病的名称，并给我开了一些药，但这些药一点用都没有。只是一种安慰剂而已。”

我女朋友的哥哥沉默了一会儿，仔细地盯着我，看我是否听懂了。他就像是在一所房子的外面透过窗户往里看一样。

“我现在每年都会有一两次这样的发作，”他最后说道：“不是很频繁，但频率不是问题。当它发生时才会引起真正的麻烦。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记忆的消失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使得它非常可怕。你明白了吧？”

“嗯，呃。”我含糊地回应。这是我对他古怪又滔滔如流水般的絮叨唯一能作的回应。

“比如，这事发生了，我的记忆突然中断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拿起一把大锤砸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的脑袋。你不可能说一声‘好吧，现在，这真是尴尬就把事情一笔勾销，我说得对吗？”

“当然。”

“警察会介入的，如果我告诉他们，‘事情是这样的，我断片了，他们不会相信的，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

“事实上有几个人我确实很不喜欢。那些让我生气的家伙，我爸爸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我清醒的时候，我不会用锤子砸我爸爸的头，对吧？我能控制自己。但是，当我的记忆中断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微微低下头，没发表任何意见。

“医生说不会有那种危险。这跟有人趁我记忆消失时劫持了我的人格不一样，就像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那样。我还是我自己，只是录音带从第二乐章的中间跳到了第三乐章的中间。我总是能够控制我是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很正常。莫扎特并没有突然变成斯特拉文斯基。莫扎特仍然是莫扎特——只是某一部分消失在某个抽屉里了。”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下，从他的双翼飞机咖啡杯里吸了一小口。我希望自己也能喝点咖啡。

“至少，医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你必须对医生告诉你的事情有所保留。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想我可能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用锤子砸我一个同学的头，这可吓坏了我。我的意思是，当你在高中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是谁，对吧？再加上失忆的痛苦，你就无法忍受了。”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也许是对的。

“因为这一切，我几乎不怎么去上学了，”我女朋友的哥哥接着说：“我越想越害怕，不敢去上学。我妈妈向我的老师解释了情况，尽管我经常缺课，但他们还是破例让我毕业了。我想学校是想尽快摆脱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但是我没有上大学。我的成绩不是很差，我本可以考进某个大学，但我没有信心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家里闲晃悠。我偶尔会遛狗，但除此之外，几乎从不出门。这些天我没那么恐慌了。如果情况再平静一点，我想我可能会开始上大学。”

他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的女朋友一直都不想谈论她的哥哥了。

“谢谢你给我读这个故事，”他说，“《齿轮》很不错。当然，这是一个黑暗的故事，但其中的一些文字确实打动了我。你确定不要点咖啡吗？只要一分钟就能做好。”

“不了，我真不要了。我还是快点走的好。”

他又看了看墙上的钟。“你为什么不等到一点钟呢？如果那时没有人回来，你就可以走了。我会去我樓上的房间，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出去了。不用管我。”

我点了点头。

“真的有趣吗，和小夜子出去约会？”我女朋友的哥哥又问了我一次。

我点了点头：“很有趣。”

“哪方面？”

“我哪知道她那么多的地方。”我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回答。

“嗯，”他沉思了一下，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了。她是我的小妹妹，我们有血缘关系，有同样的基因，而且自从她出生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关于她，我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我不了解她——该怎么说呢，她为什么会是那样？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理顺这些事情。虽然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别试着弄太清楚。”

他手里拿着咖啡杯，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

“不管怎样，尽力而为吧。”我女朋友的哥哥说着，朝我挥了挥那只空着的手，离开了房间。

“谢谢。”我说。

一点的时候，仍然没有任何人回来的迹象，所以我独自走到前门，穿上运动鞋，离开了。我穿过松林到达车站，跳上火车，回了家。这是一个异常静谧的秋天的周日下午。我下午两点后接到女友的电话。她说：“你应该下星期天来的。”我并没有完全信服，但她说得很清楚，她可能是对的，于是我谦恭地为提前一周去了她家而道歉。

我没有跟她提到在我等待她回家的时候，她哥哥和我有过一次谈话——也许“谈话”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因为我基本上只是在听他说话。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说我读过芥川龙之介的《齿轮》给他听，也不要说他向我透露了他有短暂性失忆的毛病。如果他没有告诉她这些事情，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告诉她了。

十八年后，我又见到了她的哥哥。那是十月的中旬。我三十五岁了，和妻子住在东京。我工作很忙，这让我几乎很少回神户。

那是傍晚时分，我爬上涩谷的一座小山去取一块正在修理的手表。我正陷入沉思中往前走，这时一个从我身旁经过的人转过身来，向我叫喊。

“打扰一下。”他说。他有着准确无误的关西口音。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看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看上去比我大一点，也高一点。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灰色粗花呢夹克，一件圆领的奶油色羊绒衫，一条棕色的斜纹棉布裤。头发很短，有着运动员般紧致的体格和黝黑的肤色（看起来像高尔夫棕褐色）。五官虽然未经修饰，但仍然很有吸引力。挺帅气的，我心想。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的人。估计也是个挺有教养的人。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但你曾经不是我妹妹的男朋友吗？”他说。

我又看了看他的脸。但我不记得了。

“你妹妹？”

“就是小夜子呀，”他说，“我想，你们在高中是同班同学。”

我的目光落在他奶油色羊绒衫前面的一小块番茄酱污渍上。他穿着整洁，那一小块污渍让我觉得不合适。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他是谁——那个眼睛惺忪的哥哥，穿着一件松垮垮的海军蓝毛衣，上面沾满了面包屑。

“我想起来了，”我说，“你是小夜子的哥哥。我们在你家里见过一次面，是吗？”

“对啦。你读了芥川的《齿轮》给我听。”

我笑了。“但我很惊讶你能在人群中认出我来。我们只见过一次面，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从来不会忘记一张脸。再说了，你似乎一点也没变。”

“但是你已经变了很多，”我说，“你现在看起来很不一样了。”

“嗯，往事如烟嘛。”他笑着说：“你知道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情况相当复杂。”

“小夜子怎么样了？”我问。

他向一边不安地看了一眼，慢慢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呼了出来。好像在测量周围空气的密度。

“与其站在大街上，我们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呢？如果你不忙的话。”他说。

“我没什么要紧事。”我告诉他。

“小夜子去世了。”他轻声说。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隔着一张塑料桌坐着。

“去世了？”

“她死了。三年前的事了。”

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舌头在嘴里肿了起来。我试图咽下积聚起来的唾液，但咽不下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夜子是在她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她刚刚拿到驾照，她开着一辆她父亲的白色丰田皇冠硬顶车，载着我俩去了神户的罗科山顶。她的驾驶技术仍然有点笨拙，但由于是自个儿开车，所以看上去很高兴。不出所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披头士的一首歌。我记得很清楚，是《你好，再见》这首歌：“你说再见，我说你好。”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时候他们的音乐到处都是。

我无法理解她已经死去并且接受她在这个世界上不复存在的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看起来如此超现实。

“她是怎么……怎么死的？”我问他。我口干舌燥。

“是自杀的。”他说，仿佛是在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自己的措词。“她二十六岁时嫁给了自己工作的保险公司的一名同事，后来生了两个孩子，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三十二岁。”

“她留了孩子？”

我前女友的哥哥点了点头：“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她丈夫在照顾他们。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他们。孩子都很棒。”

我仍然难以接受这一切的现实。我的前女友自杀了，还留下两个小孩。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摇了摇头，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没表现出一点有什么麻烦或是情绪低落的样子。她健康状况很好，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很好，她很爱她的孩子。她没有留下任何纸条或其他任何东西。她的医生给她开了安眠药，她把药存起来，一下子全吃了。看来她确实是打算好了自杀。她想死，于是她把药一点一点地藏了起来，足足收藏了六个月。这不是一时冲动。”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也是。我俩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那天，在罗科山顶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和女朋友分手了。我即将去东京上大学，并爱上了那里的一个女孩。我当即向她坦白了这一切，而她几乎一句话也没说，抓起手提包，站起来就匆匆走出咖啡馆，连头也没回一下。

我不得不独自一个人坐缆车下山。她一定是开着那辆白色丰田皇冠回家了。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记得透过缆车车厢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神户。这真是一幅令人惊叹的画面。

小夜子上了大学，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嫁给了一位同事，生了两个孩子，攒了一些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早晚会和她分手的。但是，我仍然对我们一起度过的岁月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我很喜欢她。是她教我了解了女性的身体。我们一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分享了很多美好的时光，这些都是只有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現在说这话对我来说很难，但她从来没有在我的耳边按响过那个特别的铃声。我拼命地听，但一次也没有听到。遗憾的是，为我做了这件事的人是我在东京认识的那个女孩。这不是你可以根据逻辑或者道德自由选择的事情。它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当它发生时，它就自然会在你的意识或灵魂深处发生。

“你知道吗，”我前女友的哥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次也没有想过小夜子会自杀。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自杀了，我敢肯定她依然会好好地活着。结果却是，我错了。我看不出她是那种心灰意冷的人，也看不出她内心隐藏着什么黑暗。说实话，我觉得她只是有点肤浅。我从来就没怎么注意过她，我想，她对我也是同样的态度。也许我们只是合不来……事实上，我和另一个妹妹相处得更好。但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做了什么对小夜子来说可怕的事情，这让我很痛苦。也许我从未真正了解她，对她一无所知。也许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了。也许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力量救她的命，但我本可以多了解一些她的事情，即使不是很多。现在想起来就觉得难受。以前我太傲慢，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无话可说。我可能也一点都不了解她。和他一样，我也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了。

我前女友的哥哥说道：“在你读给我听的芥川写的《齿轮》这个故事里，有一段是关于飞行员如何在天空中呼吸空气，然后无法忍受在地球上呼吸空气的故事……他们称之为‘航空病。我不知道那是否真的是一种疾病，但我仍然记得那些话。”

“你克服了记忆有时会突然消失的情况了吗？”我问他。我想把话题从小夜子身上转移开。

“哦，对了。”他眯起眼睛说：“有点奇怪，但这种感觉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医生说，这是一种遗传病，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本应恶化的，但它却突然消失了，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一样。像是一个邪恶的灵魂被驱逐了似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

“那是我遇见你之后不久的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失忆，一次也没有。我感觉平静多了，我后来进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毕业，然后接手了我爸爸的生意。那几年生活发生了些波折，但现在我过着正常的生活。”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重复道：“所以你最终没有用锤子砸你父亲的头。”

“你也还记得一些愚蠢的事情，是不是？”他说着，大笑起来：“不过，你知道吗，我不常来东京出差，在这么大的城市里以这种方式碰到你，感觉很奇怪。我不禁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把我们聚到了一起。”

“当然。”我说。

“那你呢？你一直住在东京吗？”

“我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我告诉他：“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东京。我现在靠当个作家勉强糊口。”

“作家？”

“是的。勉勉强强。”

“嗯，你真的很擅长朗读。”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是个负担，但我觉得小夜子一直是最喜欢你的。”

我没有回复。我前女友的哥哥也没再说什么。

于是我们就告别了。我去拿已经修好的手表，我的前女友的哥哥慢慢地下山去了涩谷车站。他那身穿呢子外套的身影淹没在了下午的人潮之中。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机缘巧合让我们见了两次面。相隔近二十年，我们在相隔三百英里的城市里相遇。我们坐在一起，隔着一张桌子，喝着咖啡，谈论起一些事情，但这些都不是你喝咖啡时聊的话题。在我们的谈话中有更重要的东西，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只是一个偶然的暗示。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以一种更系统或更有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这两人的两次会面和谈话象征性地暗示了他们生活中的哪些元素呢？）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可爱的年轻女孩，也就是那个拿着“With the Beatles”唱片的女孩。有时候我会想，她是否依然急匆匆地走在一九六四年那道灯光昏暗的高中走廊上，是否依然衣裙漫飞？十六岁的她手里还是那张精美的专辑封面，上面是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半明半暗的照片。她紧紧地攥着它，仿佛她的生命就靠它了。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