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

送走伯父，從山上下来原路返回，往村里走。我小心翼翼地端着伯父的遗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此时的相框已是头像朝里。伯父出柩时，村里一些面熟或是不相识的老人轮番叮嘱我，出村时相框头像要朝外，回村就要掉个方向，不然你伯父找不到回家的路；路上不要走得太急，你伯父阿弥陀佛一辈子，最后让他好好“看看”窝了一辈子的业稼村。

相框很轻，捧在手上，我却感觉有千钧之重，这是默默无闻的伯父在村里最后一次“亮相”了。

一路上我双手死死地攥着框沿，手心手背全是汗水。此时，火红的太阳正悬在头顶，空气中没有一丝凉风，树上的知了凑热闹似的聒噪不休，应和着锣鼓队敲打的哀乐。原以为，自己在操办伯父的这场丧事中是主事的人，会比想象的坚强。可是，在全村老少面前，端着遗像的我竟然止不住自己的眼泪，而汗水也不争气地往外冒。泪水汗水混到一起，我来不及擦，也空不出手来擦。偶尔有几滴落在唇上，有些咸，似乎还有些苦。两眼蒙眬的我低着头，机械地移动着脚步。

终于到家了。一进屋，堂叔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相框，把它规规矩矩地摆在堂屋香台的正中央。端了两三个小时相框的双臂解放出来有点酸。而看到挂在墙上的伯父，看到伯父瘪着嘴巴挤出的浅浅的笑容，我内心的悲戚泛滥开来，像决堤的洪水。我就这样完成了父亲交付的“给伯父养老送终”的遗愿。

伯父是父亲的二哥，名道生，村里人都叫他道哥。伯父没有进过一天校门，不认识一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钱也不认识，更别说算数了。曾听父亲讲起，有村民向伯父借一百块钱，过一阵拿张二十元票子过来，说还清了，伯父也就应和着还清了。要不是旁边的邻居碰上，拆穿借钱人的谎言，伯父的钱就这样借没了。

在我的记忆中，伯父基本不说话。大多的时候是别人问一句，他答一句，即便答一句，你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话的声音极小，像蚊子一样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

村里人说，伯父太老实胆小了，胆小得连一片树叶掉在头上也怕砸死了。村里人说，如果不是道哥老实得太过分了，像他这样勤劳的人，也不至于讨不到老婆，打一辈子光棍。

伯父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住业稼村，陪着爷爷奶奶。年迈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一个人住在业稼村，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的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从业稼村走出去当兵，退伍后分到了距离家乡一百多公里远的国营煤矿，当个井下工人，盘活着一家大小。

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想回一趟山沟沟里的业稼村，不是件容易的事。父亲带着我们，坐一段中巴车，走一阵路，挤一段车，又爬一座坡，走走停停，大半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要是碰上熟人的拖拉机能捎到业稼桥，就是非常幸运的时候了。

去父亲的故乡，业稼桥是必经之路。业稼桥，严格来说，算不上一座桥。它长不过五米，与水面的高度不足三米，横跨在一条窄窄的水沟上。最初的记忆，它就是几块预制板搭成的水上过道，普通之极。可每次看到它，却是满心欢喜。因为走过业稼桥，就是业稼村，“遥远”的路途就要结束了。

儿时的我们，是不喜欢和父亲回业稼村的，路上辛苦不说，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伯父的家是三间土砖房，地面的黄土已经板结，高一处，低一处，房子破、旧，四处漏风，堂屋里连条像样的板凳都没有，晚上歇息，都是借宿在邻居家里。每次回家乡，母亲都要先一天发面做好糖包子，再炒上几个菜，或是油豆腐，或是蒸得很烂的米粉肉，或是白辣椒煮草鱼。父亲收拾着下井时单位发的劳动布工作服、白帆布手套、解放鞋，旧的新的一并捆好，带回给伯父。爷爷奶奶在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去世后更是如此。

伯父不会做菜，也不吃菜。每次吃饭，端着一碗饭，就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地吃着米饭。如果不是父亲和我们硬是给他把菜夹到碗里，他几乎不会把筷子伸到菜碗里。父亲常常叹气说，老兄，你老实得让人想掉眼泪，本都保不到，以后怎么办？伯父听了，只是勉强笑笑。

伯父吃菜要喊，干活倒是不要人喊的。伯父身材瘦小，可村里人都说他身上有股哑力，一般的体力活难不住他。也有些人说他傻不拉叽，不会偷一丁点懒，帮别人干活，就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舍得下力气。村里人都喜欢请他帮工，哪家要修新房子了，哪家要搞双抢了，哪家水田要灌溉了，他总是第一个被想到的人选。

我见过他干活的样子。那是一九九八年爷爷去世的时候，披麻戴孝的伯父比一般人忙得多，基本没有落过座。除了完成孝子应该完成的礼数，便是挑水。当时家里没通自来水，水井在离家五里路之外。伯父挑了一担又一担，每餐十几桌流水席，洗菜做饭需要大量的水，就伯父一副肩膀应付了过来。两口存水的大水缸总是满满的，有时倒水急了点，把水都荡到了街沿上。那时正值冬天，山村的气温比城里低，我们穿着棉衣有些打哆嗦，而身着单外套、脚蹬一双黄胶鞋的伯父头上却冒着热气。我跑过去，轻声地劝他歇一会。他摇摇头，继续挑他的水去。父亲说，你劝不住他的。

父亲了解伯父的秉性，一般也不说他，只是有好吃的好用的穿着暖和的都替他留着，等回乡的时候一并带回去。每年的清明和伯父的生日，父亲是必须回去的，而退休后，镇里通了高速，家里有了小车，他回乡的频率明显增加。想回去的时候妹夫或爱人开车送父亲到村里，父亲待个两三天，再自己坐车回来。父亲说，伯父越老越灵泛了，每次估摸着老爸回去的时间，他就会到业稼桥等，还会提前买好土鸡、土鸡蛋给我们带回来。

有一天，父亲悄悄地跟我说，他在给伯父存钱。看到我的一脸疑惑，父亲解释说，伯父是个五保老人，没有崽女，没做过酒，想给他做个八十岁的酒闹腾一下，百年之后也给他热热闹闹，不至于太寒酸。他说，不想因为伯父的养老送终，增加我们姊妹的负担。怪不得，平时我们姊妹给父亲钱，他也不推辞，自己有退休工资，可又非常节俭，原来是想帮伯父攒着。我说，老爸，不用这么省的，伯父的事情有我们呢。

也许冥冥之中父亲有种预感，他会走在伯父的前头。存钱的事说了不到半年，七十岁的父亲突然病情加重去世。父亲年轻的时候得过黄疸型肝炎，后来又得了肝硬化。虽然一直注重养生，却扛不过病魔。我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离去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

伯父也没有见上我父亲最后一面。

伯父是和老家的亲戚一趟车赶过来。瘦削的伯父在人群里特别打眼，通红的眼睛，稀疏的白发。到了灵堂，伯父全身抽搐，放声大哭起来，忧伤的哭声中含混着很多话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伯父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也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意思。伯父的乡音很重，吐字又不清晰。和伯父一起长大的堂叔解释道，你伯父是哭你爸走得太早，比他小却先走了，还担心自己以后没有人管。堂叔说，你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伤心啊！

眼泪的确是表达痛苦的一种方式。伯父的哭声，引得我们姊妹又大哭起来。哭了许久之后，伯父就蹲在火盆前默默地点香、烧纸钱，隔一阵又哭，眼泪干了又往火盆里烧纸钱。夜深了，无论大家怎么劝说，伯父都不肯去招待所休息一会儿。七十四岁的他就这样守在父亲的灵前，待了两个通晚。

送走父亲，伯父和亲戚们一同返程。望着两眼汪汪的伯父，我跟他说，以后的事您不用太担心，有我们呢。您年纪大了，不要再出去干活了，我们会常回来的。

于是，每年伯父的生日，成了我们姊妹铁定的回乡日子。即便是工作日，大家都会请天假。

我们知道，伯父一定和往年一样，在业稼桥等着。每次的生日餐，都会有满满一桌人，伯父常帮着干活的那几个乡邻会来，村里的友元支书也一定会到。

之前，我从未和友元支书打过交道。让我惊讶的是，他对我却非常地熟悉，知道我的小名，知道我的军嫂身份，知道我当过记者，写过不少文章。原来这些都是听我爸说的。友元支书说，你爸每次回村里，都会到左邻右舍串串门，聊聊天，送点家里做的糖包子，提点干荔枝桂圆什么的。你爸自己不抽烟，却经常带包好烟，碰上村里的人都会很客气地装上一根。每次到友元支书家里，一聊就是大半天。他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下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托付他好好照顾道哥，有什么事可以和玲子联系。说到这里，支书的声音有点哽咽。他说你爸是好人，到走的时候都牵挂道哥啊！

父亲不在了，支书和我的联系多了起来。逢年过节，我通过微信转钱给支书，托他给伯父买些吃的东西。支书也随时告诉我伯父的身体状况。

一晃五年过去了。二○一八年冬，我们按照当地“男上女满”的风俗，给躺在床上的伯父做了八十大寿的酒，虽然生日宴做得有些勉强。

生日一个月前，伯父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髋关节摔折了，做了一个大手术。手术是在县人民医院做的。我们赶到医院时，手术的准备一切妥当，就等家属签字了。看到手术告知单上罗列的一条条手术可能出现的意外，我的脑子有点蒙，但顾不上多想，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姓名。

寒冬腊月，手术室外格外清冷。手术的时间有点长，室外等候四个小时，终于等到伯父出来。除了脸色略显苍白，一切还算顺利。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伯父流泪。从住院到出院总共花费三万六千元，伯父享受了精准贫困户的待遇，只需自费百分之十。我安慰伯父，你在医院安心养伤，我们请了护工照顾，等伤好了来接你，给你做八十大寿。

生日那天，亲戚乡邻来了不少，坐了三桌人。我们把饭菜端到床前，喂给伯父吃。伯父不能动弹，按照医生的叮嘱，那条伤腿吊着，放在抬高的位置促进血液流动。靠在床头的他一边抿着嘴巴，一边含着眼泪，吃下了自己八十岁的生日餐。客人要走了，伯父把我喊到床前，叮嘱我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每个来吃酒的人打发五十元红包，剩下的钱你给我存着。

还好，伯父恢复得比想象的好。两个月后，他能下地了。友元支书发来视频，我看到了撑着拐杖努力挤出笑容的伯父。伯父竟然对着镜头里的我说，自己很好，不用担心。

生命就是一个轮回，伯父像一片即将凋零的树叶渐渐地枯萎，慢慢地飘向大地。今年春节后，伯父一直病恹恹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我们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五一前夕，接到伯父去世的消息，我们立马赶往业稼村。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在并不熟悉的故乡操办这样的大事，我的心是悬着的。

赶到村里已是夜晚，山村的幽静被低沉的哀乐打破。伯父家门口来了很多村民，烧水的、做菜的、折纸钱的、搭灵堂的，各忙各的。友元支书把我们喊到邻居家，还邀了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一同商量丧事的办理。支书说，丧事要简单节约，不能给你们这些侄女增加太重的负担，但道哥辛苦一辈子，也不能少了熱闹。这几天帮工的钱不要考虑太多，大家都说是义务来帮忙的。其他长辈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大家纷纷夸赞了伯父这个人。有位七十多岁的大叔说，你伯父是个顶好的老实人，哪怕年纪大了，都是个百分百的劳动力。他跟我回忆起双抢时节请伯父晒谷的场景。几十担稻谷，伯父一个人挑到晒谷坪里，一耙一耙地晒开，伴着夜色又一担接着一担地往房里挑，颗粒归仓。大叔说：你们放心吧，我们会让道哥好好地“上山”的。

我哽咽着说：“全凭各位长辈做主。”

那几天，天气实在燥热，我们的汗几乎没有停歇过，而帮忙的村民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伯父的房子小，帮厨的乡邻全部在屋檐下搭个台子，逼仄又炎热，切菜的师傅坐在案板前，那汗就像下雨一样往下淌。听说，伙房这些师傅帮别人家做一场能赚到两三千块钱，而在这里他们基本没有报酬。我时不时地给他们端端茶水，他们说声谢谢，继续埋头干活。

简陋的灵堂里，来吊唁的人一拨接一拨，不知道是哪些乡邻请过来的两支锣鼓队也是异常卖力。友元支书告诉我，好多村民是从外面打工地赶回来的。有个亲戚为赶上伯父出殡的日子，三百块钱包了台车回村，到家已是晚上十点。他随便扒了几口冷饭，和我们一起给伯父守夜。他说，伯父是个老实人，是个好人，也是个吃苦的人，赶回来就想送送他。

业稼村村子不大，住房也比较分散，平时回去基本上看不到几个人。出柩那天，地坪里屋檐下站满了人，大多数我从来没有见过。哀乐响起，灵柩起身，我端着伯父的遗像，妹夫执幡，向山里走去，身后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原以为伯父生前孤苦伶仃，生后也逃不了清冷的场面。没想到有如此多的乡邻相送。有乡亲说，这哪像个五保户的葬礼？有人说，是感动于我们这些侄女们做得好。其实不然，是这些乡邻给了我伯父莫大的礼遇。

伯父下葬后，我们回到村里，向友元支书和左邻右舍一一上门道谢，便踏上了回城的路。

终于，给伯父养老送终的使命完成，可是我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知道，如果不是村里人如此尽心竭力地帮衬，伯父的丧事不可能办得如此顺利、热闹。故乡，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来说是模糊的、疏离的，而此刻的业稼村在我心里却是格外地亲切与厚重。

车子驶过业稼桥，我忍不住回头望。从今往后，这里再也不会有伯父的身影。从今往后，这里只有业稼桥，不言不语，等待归乡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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