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前几天，我碰到一个让我意外的人。朋友约我吃饭，说有个湖北的老乡在这里，也是朋友介绍的，不妨认识一下。男人之间认识的方式非常简单，约酒。他也是这么干的。下班，他的车载上我，准备一起赴宴。毕竟是冬天了，天黑得早，也略带着冷。我们在朋友小区停下车，我正想问他去哪里？只见他拿出电话，一会儿电话通了，说了几句话。小区树荫的黑影中闪出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纸袋，显然已在此等候多时。只见来人西装革履，戴着一条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在广东多年，我几乎从未在朋友间的饭局见过这种打扮。就算在正式的社交饭局，西装革履加领带也是少见的。广东人，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是出了名的。他提着袋子，对朋友说，我带了酒。进了餐厅，他郑重其事地把酒拿出来放在桌上，湖北产的白云边，一瓶。经过短暂的两分钟的寒暄之后，他开始了隆重的自我介绍。他姓边，我们就叫他边先生吧。边先生的介绍直接而又热情，从他的亲戚朋友介绍到女儿及其男朋友。如果说，他开始的介绍只是让我不喜欢，很快，就达到了厌恶的程度。他说，他两个女儿极其聪明漂亮，都毕业于名校。其中一个女儿在日本东京大学，她男朋友是北京下属某区县领导的儿子。他告诫女儿，不要被那些花花公子骗了，不要和他们交往。他的这些告诫符合父亲的身份，这种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但是，很快，高潮来了。他告诉女儿，为了表明真心，你让你男朋友在东京给你买套房子，写你的名字。你猜怎样？他面带得色地说，他真的给我女儿在东京买了套房子，写了我女儿的名字。领导的儿子，有权有钱。至于另一个女儿，她在美国哈佛大学还是麻省理工，她男朋友是斯坦福的博士，国际高端人才。好吧，这依然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一个为女儿骄傲的父亲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谅的。哪怕，在酒桌饭局上，并不合适炫耀这般的虚荣。接着，他谈到了自己。他说，他出身于贵胄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我要南下发展，我家里人都反对。我本身是不需要努力的，我属于那种衔着金钥匙出身的公子爷，我们的家族企业规模做得非常大。为了追求理想，我毅然决定南下。刚开始非常艰难，我无处可去，也没有地方住。我躺在公园的草坪上想，以后，我一定要做跨国公司的CEO”。多么励志的故事啊，我听着一阵阵地抽搐，只能低头玩手机。手机上也没有吸引我的消息，他单调的话语一阵阵传入我的耳朵。还好有朋友在，他只得哼哼哈哈地应付着“太厉害了”“牛逼”“膜拜”。还有两个朋友还没有来，我多么希望他们快点来，早早结束这尴尬的局面。

这时，朋友突然站了起来说，我回去拿瓶酒。边先生说，哪里要你拿酒，我这不是带了酒吗？朋友说，五个男人，一瓶酒哪里够，我再去拿两瓶。朋友一走，我坚定地低着头看手机，打算一言不发。沉默了一分钟吧，桌上的气氛尴尬得像一块坚硬的大理石。边先生开口说话了，马老师是哪里人？湖北。湖北哪里？鄂州。您在哪里高就？我没工作。那您太太呢？医院做财务。那生活有保障吧？还好，饿不死。场面再度陷入尴尬。边先生说，我加下你微信吧。于是，加微信。加了微信，不到一分钟，我收到了边先生的四条信息，他自己写的宣传稿，牛逼泛滥的苦难史和成功史。朋友拿着酒回来了，我和边先生都松了口气。边先生看着朋友拿过来的酒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也不喝咖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朋友说，那很好，那很好。边先生继续介绍他牛逼的家族企业。他说，你知道吗？中国最大最牛的军工企业是我们家的家族企业，我姑姑做董事长，我侄女做总经理，都是我家族的人，谁想做什么，进去就行了。本来，家族想让我做总经理，我拒绝了。我不想依附家族，我在南方闖荡二十多年，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成为著名跨国公司的CEO，实现了我的梦想。前面的我都忍住了，边先生说到这儿，我嘴里的一口茶差点把我给呛死。点了根烟，我决定放下手机，认真听边先生说话。他继续说着他灿烂的家族史，个人的奋斗史。他面色柔和，眼神真诚，他说的每一个字清晰准确，带有不可辩驳的真实感。说话的间歇，他拿起杯子喝水，白开水。动作轻柔，像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绅士。和他比起来，我和朋友身上散发的都是粗野的市民气。他的骄傲中带着谦虚，他的荒谬中隐藏着信念。他应该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并且确信无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控制着他？即使像我这样无知，这样缺乏社会阅历的人，也能看到他故事中千疮百孔的漏洞。

要等的朋友终于来了，我们开始喝酒。酒菜上了，焖的大骟鸡，肉质紧致，小芹菜和竹芋都很入味。寒冬腊月了，几个朋友围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骟鸡，端起酒杯，这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只有边先生含蓄地夹菜，偶尔喝一口水。他已经介绍完他的家族，他自己，似乎话都说完了。他说起他在行业内的位置，另一个朋友打断他，本想说点什么，见周围的眼色，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说，对，你说得对。这个朋友在边先生说到的行业浸淫多年，边边角角的八卦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更不要讲台面上的大人物。四个男人觥筹交错的酒局上，边先生似乎受到了冷落，他不甘心。在谈到某个构思时，边先生抓住了机会，他指着我一个朋友说，你没有理想，也不相信理想，你永远会是一个失败者。你看我，因为我有理想，经过多年奋斗，我成为了著名跨国公司的CEO。他再一次提到，他跨国公司CEO的身份。这会儿，我有点伤感。他多年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以他“贵胄世家”的身份，确实是委屈他了。酒喝完一瓶，边先生起身说，我有事先走了，明天一早还要开一个重要会议，你们慢慢聊。说罢，起身，出门。寒风中，边先生头都没有回一下。他大概认为酒桌上的这四个，都是顽固不化的蠢货，实在没有交流的必要。一夜无话，再说次日。次日中午，我又收到了边先生的几条信息，还是他的宣传资料。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一句话，连打招呼，“请多赐教”之类的客气话都没有，除了几条冷冰冰的宣传资料。毫不意外，在那些资料里，我们的边先生是行业内国际领航专家，具有无比优异的专业品质，用国外专家的评价说“他拯救了整个行业”。浏览完那几条宣传稿之后，我默默地删除了边先生。问过一起吃饭的朋友，据说都收到了边先生的信息。

边先生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次聚会。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生子，过着自由自在的悠闲生活，也不太懂得人世间的疾苦。那是一次滑稽剧般的聚会。几个各怀心思的人，奇妙地搭配在了一起，像是物理学中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量。我想，这场聚会可能是来自遥远的纠缠，它将可能与不可能扭合起来，充满乌托邦色彩。聚会的原因想不起来了，也完全忘记了现场到底是哪几个人，只有其中两人的言语和动作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他们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我总有种这是某场滑稽剧中的一段的错觉，他们将舞台搬到了现实之中，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员。按照可能的猜测，应该是我某位朋友喜欢一位女士，他约了该女士吃饭，该女士又带了一位朋友过来。鉴于我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姓，就称他们为阮女士和章先生吧。那天，我们到得一如以前的早。每次吃饭，我们通常会比别人到得早，餐前的闲聊决定了饭局的愉悦程度。朋友不年轻了，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约的女士也相当不年轻。我们聊了一会儿，菜上了，酒也开了。我们决定不等，人到一半，可以开饭。何况，只是一位（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章先生也会过来）。让全桌人等一个人，从道理上也是讲不过去的。更何况，约定的时间早就过了。朋友对阮女士没有特别上心，只是碰到了，有了勾搭的意思，顺手约个饭局，想加深一下印象。吃喝了一会儿，章先生和阮女士来了。章先生走在前面，似是小心地呵护着阮女士。章先生个子很高，怕是有一米八五，瘦，身材匀称，梳着三七中分，没有一根头发排错队形。章先生典型的广东人，他的语调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一坐下来，章先生礼貌地表示已经吃过了，阮女士则表示并不饿。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开始小声说话，头凑得很近，像是怕我们听到。朋友礼貌地和章先生碰了下杯，章先生扭过头抿了一口，面带微笑。和阮女士私聊了一会儿，章先生像是忙完了工作，开始融入我们的话题之中。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阮小姐很早就获得过香港某选美活动亚军，演员，现在主要在内地发展。至于他，为阮小姐做点工作，相当于经纪人吧。章先生介绍完，我们都忍不住看了看阮女士。香港某选美活动我们都知道，不少大明星都是从那里出来的。阮女士坐得端正，她大约五十上下，有着她那个年龄难得一见的肤色（至于是否是妆容的效果，我不知道，毕竟到今天我也分不清女性妆容和真实肤色之间的区别）。她的身材也非常好，略有肉感，腰肢纤柔，乳房高高隆起。可以想见，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坐了一会儿，随着话题的展开，阮女士原本紧张的表情柔和下来，她和我们轻声细语地说话，眼神闪烁，像一只徘徊不定的惊鹿。她的话不多，算是非常少。从她有限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她其实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她和人的对话几乎说得上笨拙，给人一种智力欠缺的观感。这样一个女人，想混娱乐圈太难了，她的表现让我怀疑章先生介绍的真实性。

喝了几杯酒，章先生有了微醺的意思，他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来得有点晚，并不是托大或者故意。好几天前，他和某公司老板约好了谈一个合作项目，阮小姐将在他们公司的年会上表演。今天下午，他带阮小姐过去见个面，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具体的细节。他说，谈得非常好。我们都举杯祝贺阮女士和章先生。章先生看着阮女士，略有得色，又像是意味深长，他举着杯子说，只要努力，局面总会打开的。何况，他还有不错的人脈资源。见我们对阮女士感兴趣，他认真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开玩笑，我可不是骗子哦，我有证据的，阮小姐很早就拿过亚军的。说罢，他拿起公文包，翻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们说，这里都是关于阮小姐的资料，不信你们自己看。朋友翻了一下，递给旁边的人，文件夹传到我这里，出于好奇，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资料做得详细，图文并茂，有阮女士年轻时参加选美的大照片，她参演剧目的剧照和报道，都是她年轻的时候。除了选美亚军那次，她都是不起眼的小配角，报道中一言带过的那种。几乎没有一张合影，一个剧照，她站在核心的位置，都是边边角角，模模糊糊一个影子。把文件夹还给章先生，我们继续喝酒。我们对阮女士的兴趣已经降了下来，一个过气的无名艺人，难以吸引持久的关注。出于礼貌，我们还在赞美她的美丽和当年的荣耀，大家都在虚伪地应酬。阮女士还是不怎么说话，时不时看看章先生，想要获取依靠的样子。章先生和我们说起他的计划，他说，阮小姐的名声还不够，要多出去活动，先要有名，有名了什么都有了。他含情脉脉地对阮女士说，我们一定要先有名，和媒体搞好关系。而且，我有足够的人脉资源帮你活动，只要你相信我，我们肯定会成功的。阮女士望着章先生，连连点头。和阮女士说了一会儿，章先生像是怕冷落了我们，又对我们说，我是本地人，在香港也有些资源，两边我都能跑得通的。我们像阮女士一样连连点头。突然，章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影集说，你看，这是我和他们的合影，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在政商界艺术界很有名的，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章先生介绍的那些人我们都很陌生，他说的大人物我们都没有听过。介绍到中途，章先生故作神秘地说，接下来就是超级厉害的人物了，你们肯定在电视上看过的。见我们一脸愕然的样子，章先生得意地说，没关系，都是朋友，看看没关系的，不要和别人讲就好。他们都很注意的，平时不轻易和人接触，也很忌讳别人拿合影做文章，我很少拿给人看，怕人说闲话。说完，他翻开下一页。他说得没错，这个人我们确实认识，本地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很亲民，热爱文学，大家平时私交还不错的。我们几人互相交流了下眼神，都是惊讶的。见我们没说话，章先生接着说，上次他接见我时，对我说了不少鼓励的话，以后有机会我再向他汇报。照片的背景有些嘈杂，应该是某次群众活动上。这样的活动，总是很多的。这并不让我们震惊，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他接下来翻出的照片。和他合影的那些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章先生还在介绍，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小地方所谓的文化艺术圈非常小，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很容易遇到。喝过几次酒，都知根知底，要么臭味相投混成酒友，要么点头一笑风平浪静。混得熟的，装腔作势都用不上了，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个蠢货，哪懂什么文学艺术，更谈不上什么成就，皮毛而已。就算有点艺术追求，也是偷偷放心里的，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也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然而，就是这么一帮蠢货，居然会被章先生当作超级厉害的艺术家。这太荒谬了。从章先生的合影里能看得出来，他们多半在酒局上碰到，“艺术家”喝得七荤八素。如果章先生不给我们看这些照片，我们可能还不会为阮女士担心。看过那些照片，我猜测，阮女士不可能有未来。她不年轻了，她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徒劳的挣扎。或许，她也从未相信还有未来，只不过是想试试罢了。更大的可能是她遇到了问题，想利用年轻时残余的名声碰碰运气。美人迟暮总是让人伤感，阮女士有过美好的青春吧。我后来查过阮女士的资料，非常有限。年轻时的她，确实漂亮。她拍的那些电影电视，我都没有看过。我想找来看看，只能找到零碎的报道。

这个故事，我和不少朋友讲过。有天，我和一位女性朋友讲起这个故事。她默默听完，说了句，你有没有想过，章先生可能是阮女士的爱人？阮女士只是在陪着他，满足他的幻想。这样爱一个人，难道不好吗？这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她不在现场，现实会让这种美好的想象破碎。即使我们假设，这个假设成立，它依然充满悲剧色彩。甚至，因为它过于符合我们对悲剧的想象，而产生浪漫主义的幻想。金庸的小说，真正让我伤感的是《天龙八部》的结尾，慕容复坐在土坟上对一群乡下小儿说“众爱卿平身，朕既兴复大燕，身登大宝，人人皆有封赏”。身旁的阿碧给孩子们派糖果糕点。幻象是否美好，这很难说，因人而异吧。梦中人一旦清醒，想必不会太过愉快。类似的蠢事儿，谁没有做过呢。我想说说我所经历的幻象，它有力地改变了我对现实的认知。

还是要说到走马村。我小时候，从未意识到它的贫穷，我对它的爱和湖水山林密切相关。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全部世界的财富，几乎像一个梦想，无关现实。多么奇怪，现实的山水和大地却是孩子们造梦的最初材料。在这个造梦工厂，没有贫富差距，没有飞机和麦当劳，更没有股票代码和因特网。外星人和远古的怪兽也许会来做客，它们代表着大自然的部分，不依靠人力和杰出的技艺。很多年后，我偶尔和朋友们聊起我小时候的生活，告诉他们，即使我们那儿借火柴十根十根地数，借盐用酒杯；上小学时，孩子们从家里搬小板凳当桌子，我依然觉得那是美好的世外桃源，有着人类生存必备的最好的精神基础。更要命的是，彼时我相信全世界皆是如此，财富和阶级不过荒唐的幻想。朋友们都当我是说笑，你怎么可能经历过那样的生活？等你稍微大点儿，生活都好了。他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当时的湖北本就不算太穷，走马村离武汉、黄石都近，又不是穷山恶水，再穷也是有限的。这种推测符合逻辑，我也曾这么认为。正是出于逻辑的傲慢，我猜想，无数人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我们过得其实应该还不错。

前几年，我随朋友回恩施，那是他老家。他家在崇山峻岭之中，满山的杂木和山石，细窄的小路勾连起彼此看不见的村落。清江像是一条滚烫的大动脉，奔腾流淌，为他们输送来之不易的养分。村落在一面稍显平缓的山坡上，寥寥几户人家。抬眼四望，不过鸟笼大的天地。据朋友讲，以前他们出门一次特别不易，山路绕折，地势凶险，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啊。时间已经转移到了二十一世纪，他们所谓的通畅，在我看来依然有限。大约是有外人来了的缘故吧，酒肉之后，难免抒情聊起旧事。此时，我依然保有傲慢，我对他们当年的贫穷充满同情。要让我在这样悬崖峭立的地方活下去，我想我没有那种本事。随着话题的展开，我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他们说的苦在我看来不值一提？他们比我至少大十岁，应该经历过更艰难的生活才对。可他们说的苦难，不过是我童年时期屡见不鲜的常例罢了。出于好奇，我问了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一年吃多少肉，会不会挨饿，有没有零食，衣服够穿吗？我相信，生活的秘密就在这些细节之中，抽象的苦难没有意义。对比鲜明而残忍。他们告诉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每到过年，这里家家户户肯定要杀猪的，条件好点的，杀两头，至少要杀一头。这猪还不能太小，太小了会被人笑话，怎么也得两百斤吧。杀猪正常，我们那儿也有杀猪的，不过不是家家户户罢了。杀了猪，卖了猪肉，主家把猪下水拿回去，再留下十几斤肉过年，那算是相当奢侈的了。然而，就在这里，在我所认为的最贫困的鄂西北山村，当他们说杀了猪，肉全部留给自己吃时，我的脑袋像是被人狠狠砸了一拳，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可以如此奢侈”？要知道，在我们谈论的那个年代，我们一家人一年吃不了二十斤肉。我为他们的回答感到愤怒。显然，我们彼此都感到意外。他们不相信我们那里一家人一年吃不了二十斤肉，毕竟，他们才是著名的贫困山区。我的愤怒在于，二十斤已经是我出于虚荣的虚报，很多人家可能连十斤都不到，全年没见过荤腥的也不在少数。说个故事吧。附近一个村，有户人家，穷。过年了，男人为了让桌子上有点荤腥，拿着鱼叉去了湖里。湖是公家的，平时队长绝不可能允许村民去湖里叉鱼。他拿着鱼叉去了湖里，大家都当没有看见。他的运气不错，叉到了一条乌鳢。大年夜，他烧了乌鳢。乌鳢尽管长得肥大，肉质也很不错，以前在我们那里只能算是杂鱼，上不得正桌的。男人想必心里难受，见女人筷子多伸了几次，骂道，你这么好吃，那你都吃了。女人也是老实，也许也是太久没沾荤腥，又夹了几筷子。男人突然把桌子掀了，一家人抱头痛哭。第二天一早，女人去了湖里，湖边整齐地摆着她破旧的棉袄棉裤。

像是为了平复我的情绪，朋友说，这肉也吃不了多久，有些人家吃得快，端午节没到就没肉吃了，要一直等到过年，才能再吃上肉。不说还好，一说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我什么时候见过家里放着一两百斤肉啊？酒肉又过一巡，朋友试探着问我，你们家乡难道不养猪吗？养了猪过年杀了就行了嘛。这话在我看来和“何不食肉糜”一样可笑。买猪仔要钱，饲养也是有成本的，很多人家养不起。如果不是为了换回活命的衣食油盐，谁愿意把辛苦养大的猪给别人吃呢？我去朋友家时正值秋季，树木略显凋敝，柿子树上挂着的果子更加清晰地诱人起来。我们打了柿子，柿子又大又圆，皮质透着亮黄的光，果肉甘甜，没有一丝涩味。那些天，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柿子，还有很多以前我没有见过的果树。至于核桃之类的，也不在少数。朋友说，虽然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香蕉榴莲之类的稀奇玩意儿，四季水果却是不缺的，漫山遍野都是。至于柴火，只要动手，总不会缺。我的童年，不知水果为何物，母亲常年为柴火而焦灼，她总是担心没办法煮熟下一顿饭。这种奇妙的反差，让我从此解除了抽象的判断，更愿意建立现实的物质模型。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为何如此，那是社会学的问题，我也有过思考。我想说的是虚妄和想象，以及它和我们肉身的关系。我甚至觉得，这不是观念问题，它就像一个切片，一定有着深刻的病理学原因。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