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良善的政治，既要求有好的制度，也要求有好的政治家。在现代西方政治学将关注重点放在制度研究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制度之下政治精英队伍自身素质的问题，是促进社会良善治理的题中之意。中国传统政治中对于政治中人的问题做了很多思考，其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代表作《贞观政要》中所蕴含的居安思危、任用贤能、躬行仁义、爱惜民力等观念，对于当今的政治思考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贞观政要》 政治精英 政治思想

精英主义理论认为，无论“民主”话语如何宣称，在现实政治世界中，真正掌握核心政治权力，做出关键决策的基本上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民众的确可以参与政治过程，但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现实地看，长时间、专业化从事政治决策的，只可能是人口中的少数。这既是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似乎也是未来的命运所向。所以，即便是现代民主政治，在国家层面通行的运作模式也是代议民主——由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代表专门从事政治。围绕少数人运作权力的事实，现代政治生活提出两个核心政治命题：赋权与限权。赋权环节，使得外部社会环境通过一定的程序产生了政治精英；限权环节，通过建构起一套制度来制约政治精英的行为。应当说，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套系统而又成熟的理念，但是，良好的政治，不光要实现制度的良善，制度中的人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恰恰对政治中的人进行了大量探讨，为后人提示了诸多富有价值的政治思考。

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有着怎样的目的和动机？良善的政治又对政治家本身提出了哪些要求？政治家应该如何治理国家？这些政治中的关键因素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较少讨论，却是中国古典典籍又不惜笔墨重点阐述的问题。为了发掘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的有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今人政治实践、政治思考对制度因素的过度关注，笔者认为，我们今天仍有必要重新阅读《贞观政要》。本文的基本目标是，梳理《贞观政要》所阐发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以期启发今人的政治智慧。

一、治国动机

重读《贞观政要》，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唐太宗君臣出于怎样的动机才勤于政事，花大量时间来反复思考、探讨政治得失？如果不理解當时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就无法理解其政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政治精英治国动机的探讨，是理解《贞观政要》全书论述逻辑的理论起点。

通过《贞观政要》中的君臣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唐太宗君臣之所以“留心治政”，用大量时间探讨历代政治得失，在最低意义上，是为了避免政权败亡，保证唐王朝能长期掌握政治权力；进而言之，政治精英效法前贤、留名青史的个人愿望也是治国的重要动力；在最高意义上，则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理想。

首先，“留心治政”是为了避免“危亡之祸”，使李唐政权能够“传之万代”。唐继隋起，贞观初年距离隋亡也不过十余年时间。太宗朝君臣大都亲眼见证、参与了隋亡唐兴的历史进程。隋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深深刺激着唐太宗君臣。尤其是唐太宗本人，他常常“虑宗社之倾败”。因此，为了保证王朝政治生命能够长期延续，实现“身安国宁”，“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的愿望成为时刻督促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的原初动力。其次，君主自己也怀有垂范后世、追比圣贤的动机。古代君王身边有史官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起居言行。唐太宗曾经多次询问身边史官是否善恶无隐，如实记录了自己的言行。可见君主本人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身后名的。再次，除了想要给后世留下一个好名声，古代贤明君主及其治下的贤明政治对唐太宗本人产生示范效应，激励唐太宗效法前贤。最后，唐太宗君臣如此“锐精为政”，也怀有自己的政治目标。这种目标，就是“致治”“致天下太平”。在唐太宗君臣眼中，所谓的天下太平，大致包括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丰足的粮食储备、安宁的社会秩序等几个方面。其中的核心目标则是“内外宁静”。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时代一种朴素的政治理想。

二、隋亡教训

对隋王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是唐太宗君臣政治思考贯彻始终的关键环节。这种思考首先涉及政治精英集团最为根本、迫切的行为动机——保证“家天下”传之长久。唐太宗君臣希冀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找到避免王朝覆亡的办法。

在唐太宗朝名臣魏徵看来，隋灭亡，固然有君臣不德、不爱惜民力等原因，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恃其富强，不虞后患”。政治精英集团没有做到居安思危，因此才日益骄横，消耗民力，最终走向王朝败亡的结局。

由此，“居安思危”成为魏徵和唐太宗反复探讨的问题。历史上有许多君王，在初掌政权的时候，哪一个不想把天下治理好呢？但并非所有的帝王都能实现自己的初心。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事与愿违？魏徵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许多君王自身不能坚守本心，一以贯之。君主在最初执掌政权的时候，尚能克己自持，但执政时间越长，就愈加骄奢淫逸。

治理国家，难就难在坚守初心，善始善终。魏徵同房玄龄之间著名的“创业与守成孰难”的争论，也是在强调这一点。进而言之，不但作为个体的帝王在个人执政生涯中大多走向下坡路，而且历代王朝在其政治生命中也无法摆脱这种逐渐滑坡、最终覆亡的“历史周期律”。

唐太宗君臣同样注意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在他们看来，历代王朝之所以陷入“历史周期律”不能自拔，是因为政治精英“安而忘危”，身处太平之世而忘记了政治权力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由此在歌舞升平的自我想象中日渐堕落。那么，该如何做才能破解这样的历史难题？这就要谈到唐太宗君臣的治国之术。

三、如何治国

《贞观政要》所阐发的政治观念，其突出特点是重视用道德精神来整饬政治精英队伍。政治精英们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实现“宗社永固，无倾覆”，由此出发，全书论证逻辑大致为：政治得失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的素质。国家安危系于君王与储君，地方的治乱则系于地方长官。在中央，君主要居安思危，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用仁义之道治国；同时，因为个人理性有限，所以君主要得到贤臣的辅佐，并善于纳谏。在地方，君主要择官而用，任用贤能的地方长官，从而实现中央政治精英道德运作模式在地方的成功复制。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精英集团，要爱惜民力，与民休息。如此，就可以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具体来说，《贞观政要》所阐发的传统治理智慧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一）政治生活的关键问题是政治家贤能与否

书中多次强调政治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这样，就把王朝安危同政治精英集团的建设联系起来。

就中央层面而言，首先，君主贤能与否直接关系着王朝安危。其次，储君作为未来的君主，事关王朝未来安危，其道德修炼问题同样不可轻视。再次，大臣是皇帝身边的人，对皇帝的贤能与否至关重要。唐太宗的逻辑是：皇帝是否贤明，全看周围的臣子怎么样，周围臣子贤明，皇帝就贤明。这种看法，出于唐太宗对以往历史的思考。周、召二公用仁义之道辅佐周成王，所以能“致理太平，称为圣主”。赵高对秦二世胡亥“教以刑法”，由此导致秦二世而亡。因此，当朝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择贤，既为自己，也为储君。这样就把帝国政治清明与否，全系于能否得贤。

如果说一国安危在于君主与储君，地方的荣衰则系于地方长官。既然用人如此重要，选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良佐”？简言之，当时的用人导向是德才兼备，所谓“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当然，德与才，不但是对大臣的要求，也是君主应当努力实现的个人修养目标。君主如何才能德才兼备？一方面是进行自我道德修炼，培养君德，用仁义之道治国；另一方面则要借助外力，主动纳谏，听取大臣的建议。

（二）君主要加强自我修养，提高道德水准，躬行仁义

《贞观政要》第六卷集中讨论了一个贤明的君主应该具备的良好品德，包括：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以及避免奢纵、贪鄙。除此之外，一个具备良好品德的君主，在选择治术时，也要用仁义之道，而不能用邪。《贞观政要》中所讲的仁义之道，大体上是指：君主要嘉奖忠臣义士，以此推崇一种忠义的价值观念；要褒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从而倡导孝悌之道；当然，君主个人还要讲究公道，遵守诚信，不用阴谋诡计对待臣民。

（三）“君臣共治”，理性决策

君主要乐于、勤于纳谏，以保证决策尽可能合理；大臣也要承担责任，敢于主动进谏，实现“君臣共治”。唐太宗君臣把臣子进谏、君主纳谏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治国经验，甚至将君主能否听到不同声音作为王朝是否能够长久存在的标志。

唐太宗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是基于他对个人理性能力的怀疑。他认为国家事务繁多，如果仅靠皇帝一人来治理天下，一定会因为个人能力不足导致诸多失误。正因为君主虽然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却没有金口玉言的能力，所以必须要谦虚自抑，虚心纳下，以贤人为师，听取不同意见，而不能独断专行，如此方能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同时，作为君主，在听取臣下建议的时候，还要做到“兼听”，不能偏听偏信。此外，从大臣的角度来说，也应该要敢于直言进谏，发挥自己的才智，而不能只是阿谀奉旨。

（四）政治精英集团要爱惜民力，与民休息

按照《贞观政要》的思维逻辑，只要君主砥砺德行的同时，在朝堂和地方上选任贤能，经过一番政治精英队伍的人事整饬，满朝上下就会“君子林立”，具备一种仁义的内在精神。这种仁义精神还要进一步发散为一系列“爱惜民力”的政策措施。所谓爱惜民力，对政府的要求就是尽量避免如大兴土木、多事征伐、四处巡行、耗费国力以怀柔远人之类的行为。

在传统小农国家，政治精英之所以重视存恤民力，其中的内在思维逻辑是：国家太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安宁，如果普通人能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自然不会有人造反，王朝也不会遭受大动乱。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国家就不能随便干预普通人的生活，不能经常劳民，妨碍正常的社会生产。由此可以看出，朴素的政治理想孕育了朴素的治国之道。

四、结语

在上文的梳理中，我们看到《贞观政要》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政治思考其实是自成系统的，这种系统的思考又深深镶嵌在当时“家天下”的社会结构中。在唐代贞观时期，尽管追比前贤的个人理想和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目标，都是激励政治精英励精图治的重要动力，但延长王朝的政治生命是政治精英内心中最强大持久的一种信念。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一个贤明的政治精英集团会时刻铭记王朝覆灭的危险，做到“居安思危”。为了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政治精英集团几乎将全部注意力放到了政治精英队伍的建设上。朝廷上上下下要任用贤能的官员，官员又要敢于规谏君主，“致君尧舜”，帮助君主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治理能力。君主有了这样一支贤能的政治精英队伍，如果再乐于纳谏，行仁义之道，爱惜民力，王朝自然会长治久安。

这种思考的突出特点就是在政治中凸显了道德以及有德的政治家的地位。无论是培养君德，亲贤臣、远小人，还是以仁义之道治国，有德的政治家都站在了政治舞台的中央。用道德来解决政治问题，于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整个王朝，尤其是政治精英集团拟人化，变为一个谨慎克己的君子。按照儒家的观念，个人道德修養并非一条直接向上的坦途，而是时时刻刻都有向下的岔口。唐太宗君臣尽管看到了政治精英集团同样有腐化堕落的可能，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他们对“历史周期律”的回答——谨慎选择政治精英来从政——仍旧没有帮助唐王朝本身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就启发我们，单纯将政治安危系于个人、集体道德修养，事实上是很危险的。但这并不能否认以《贞观政要》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对政治家自身素质的强调。事实上，对政治家个人的素质有相当要求，恰恰是西方政治传统中较为欠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回溯我们自身的传统政治智慧，也有利于推动今人政治理论的进步。

当然，《贞观政要》也留下一些问题，以待我们深入思考。首先，皇帝个人因为想保障皇权在自己家族内部不断传承，从而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这不难理解。奇怪的是，为什么大臣们，即便是最刚直敢言的一些大臣，也对“家天下”的观念没有异议。这究竟只是大臣在对强大皇权的畏服之下的一种口是心非的表达，还是另有一套更深的观念系统在支撑。也就是说，“忠君”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将整个国家和社会归为一个家族的私产的政治意识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深入人心，从而成为一种当时人所共同认可的正当观念？其次，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英似乎大都期待持久掌握权力。如何把政治精英个人对权力的保有同公共目标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对政治精英集团本身而言，能否为其发展出一套同现代社会相契合的观念系统，从而督促他们克己自律，不断投身于公共目标而不因私废公？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我们继续思考。

参考文献：

[1] 吴兢.《贞观政要》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作 者： 石琴，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基层治理。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