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鹏 陆婉莹 王世琦

摘 要：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推动者和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作为第一代美籍华裔，容闳对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却将自己的所学全部用在中国的发展上。他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一方面他想要在文化上拥抱美国，但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原因被排斥；另一方面，他用自己的所学为中国政府效力，却又由于西化的观念无法被清政府所接受和信任。容闳因此成为流散者，游离在中国和美国的夹缝之间。本文从双重主导理论范式出发，分析容闳如何陷入身份困境，成为游离于中国和美国之外的流散者，并详细探讨他的主要化解策略，以期为其他在全球化浪潮下具有同样身份困惑的个体或群体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自传 容闳 流散者身份 双重主导结构

容闳是中国留美第一人，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事业，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少学者在对他进行研究时，都注意到了他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这一重要材料，研究角度涉及边际人、爱国者等。但是，少有学者关注到容闳身份中的流散性。加比·谢夫认为“现代流散族群系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他们在移居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联系”a。容闳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虽然在美国接受了长达八年的西式教育，但是他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的现状，并致力于回国帮助中国进行复兴与建设。b这一点无疑与流散者身份相契合。他是这一族群的一分子，像其他流散人口一样，他在这种身份困境中经历着迷惘与挣扎。针对这一身份困境，Ling-Chi Wang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美籍华裔的流散群体受到来自祖籍国和移入国的双重主导，主要表现在移入国的“种族排斥”和祖籍国的“域外主导”方面。c在美国的排斥下，黄种人无法真正融入美国，尽管他们建构策略西化自己，最终还是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原因被排斥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之外；而受祖籍国的态度和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他们又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来自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在双重主导结构下，华人想要融入美国，却又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他们带着中国的“印记”生活在异国他乡，形成了流散族群。因此，Ling-Chi Wang认为受中美双边关系和两种结构内部互动的影响d，这一结构极具动态性。要想从这一结构中解脱出来，要么移入国从排外的情况和意识形态进行改变，要么美籍华人意识觉醒并坚持自我身份认同。基于此，本文从双重主导理论范式入手，探究以容闳为代表的早期美籍华裔是如何陷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夹缝，又是通过建构怎样的策略怎样走出这一困境的，以期为当今全球化浪潮下，受两种或多种文化影响而产生身份认同困境的流散主体e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双重主导结构下的流散者身份

容闳的一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美国的文化产生着强烈的认同，另一方面他用自己接受的西式教育为中国谋福利。f中国人的种族和文化让他在融入美国文化时遭到排斥，而由于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的观念又与当时效力的清政府格格不入。这对他的身份定位产生了影响。他因此变得困惑，不断在缝隙中挣扎、探索着自己真实的身份。

1.种族排斥：不被承认的努力

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一边张开双臂迎接欧洲移民的到来，一边催生了一系列的反华运动，这一系列的运动促成了《排华法案》的实施，将中国移民排斥在外长达六十余年。gLing-Chi Wang认为种族排斥植根于华人无法被同化的意识形态里，并且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原因，华人被系统地排斥在美国宪法之外，他们没有基本的权利，且不受宪法保护。h换句话说，华人身上的中国性越强，就越容易受到美国的排斥。

在自传中，容闳提到在中国遭到外国人歧视的情况i，一次是迎头遇见几个装醉的美国人在街上招摇，抢走了自己佣人手中的灯笼，自己险些被踢了一脚；另一次是在拍卖会上，遭到外国人侮辱且被拳脚相向。虽然事情发生在中国，但当时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排斥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排斥不具备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性，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排斥是文化、种族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

面对排斥，华人群体最常用的反抗途径就是集体诉讼和外交干涉！ 0，但这两条途径的效果不明显，因为一方面美国司法系统总是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当时清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干涉。在此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重构，以符合白人社会的期待。！ 1根据耶鲁基督教会的记录，容闳是个基督徒，而且还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在他的信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上帝。！ 2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皈依基督教使得容閎离中国文化远了一步，却离美国更进了一步。Edmund H. Worthy！ 3指出在容闳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的家人对基督教持有敌对态度，并担心他皈依基督教。即便如此，容闳并没有因此舍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一方面，这是容闳对西方文化的拥抱，另一方面也是容闳融入美国的策略。但事实上，皈依基督教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意味着他们脱离了文化母体，成为离散在外的华人。！ 4如果说皈依基督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的话，那么娶美国人为妻则是向西方文化靠拢的一大步。容闳表明由于思想差异的原因，自己不会和中国人结婚，这一差异的形成是他多年美国教育和美国经验在他体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和美国人结婚除了反映他西化的程度外，也从侧面表达了华人男性渴望通过和白人女性联姻来“宣称自己是美国人”（claim America）的愿望。！ 5因此，无论是皈依基督教还是娶美国人为妻，都是容闳在种族排斥的背景下，构建的一系列融入美国的策略。

即便容闳为融入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仍然游走在美国边缘。为了融入美国，容闳甚至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也正是因为国籍身份让他产生更深层次的身份焦虑。在为清政府效力期间，容闳获得许可修建一条途经山东的铁路，却遭到了德国政府的阻挠，容闳随即向驻华大使求助。在美国国会的回信中，他们对容闳的美国国籍身份产生了质疑！ 6，因此拒绝提供帮助。尽管容闳一再强调并请求好友说情以证实自己的美国身份，但美国国会似乎无动于衷。容闳在得知美国身份不被承认后，表现出的强烈反应表明了他内心对融入美国的渴望。但在美国人眼里他似乎永远是个“外来人”，容闳一系列融入美国的策略也就此化作泡影 。

面对排斥，容闳一直在建构策略试图融入美国，但种族歧视和排外的观念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容闳一直被拒之门外；同时，这一系列的策略也是容闳背离中国传统文化，主动接受西化的表现。因此，这一系列的决策不但没能让容闳融进美国社会，还让他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他被夹在中国和美国的缝隙中间，成为流散者。

2.域外主导：饱受猜疑的爱国心

经历了被排斥，构建策略设法融入却又遭到排斥后，美籍华人对中国产生了极强的向心性，也就是忠诚。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忠诚对海外华人来说一方面意味着对自己父母、家族或村庄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不能忘掉中国文化的根基，包括保持中国人的面孔，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容闳二十五岁大学毕业后才回到中国。虽然离开中国时正值少年，但是“中国性”早在第一代华裔移民美国前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了。！ 7在一同前往美国学习的伙伴离开美国后，容闳深感自己中文水平下降，于是写信让朋友为他购买相关中文书籍！ 8，这种迫切想要维系中国文化的渴望，使得容闳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为体内的“中国性” 留了一席之地。更甚者，在美国求学期间，容闳得知哥哥去世以及母亲身体状态不好的消息后，他表露出想要放弃继续在美国学习的计划。！ 9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建立在家庭和宗族的基础上的，容闳此举恰好证明了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虽然赴美求学时正值少年且自幼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在美求学期间，容闳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归属。

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文化归属逐渐由非正式发展为正式的层面（Wang，2007）@ 0，即对国家的忠诚。19世纪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了海外华裔的强烈抵抗，爱国主义也由此兴起。爱国主义的盛行让华裔对家对国的忠诚增添了政治层面的含义@ 1，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人通过经济上的投资以及拥护爱国运动等方式支持中国。而此后，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华裔的控制，表现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让华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效忠于祖国，即域外主导（extraterritorial domination）。@ 2中国的域外主导影响着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容闳的自传中，这一主导性具体表现为容闳在教育计划实施前后，因受到清政府干涉，导致自己的爱国抱负难以施展。容闳因此被排斥在中国的主流政治之外，成为“异乡人”@ 3，其流散身份也一步步显现。

清政府对容闳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容闳从进中国政界起，就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虽为高官，而又是一个“乃用其所长之意的人，不为朝廷完全信任”@ 4。虽然容闳渴望为中国效力@ 5，但屡屡遭到清政府的猜疑和拒绝，他游离在政府对他认可的边缘，这一点在他教育计划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容闳耶鲁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教育计划”@ 6回到中国，几经周折，终于在多方努力下得以实施。在此过程中，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肄业局副委员和正委员陈兰彬一道赴美主持教育计划。这项计划本是由容闳费尽周折促成的，而他当时也被看作“ 西学人才”，所以论能力和见识容闳应全权主持教育计划，但是政府却将正委员一职委任给清政府饱受传统教育的士大夫。政府的这一决定实则意味着对容闳的主导，容闳也由此被边缘化。尽管容闳一直在尽其所能为中国谋福利，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却始终不能被中国完全接受。

容闳的流散身份在教育计划被中断后得到进一步凸显。教育计划实施期间，容闳被委派至华盛顿，接任驻美大使馆副公使职位。接到任命后，他并没有欣喜若狂，他说道：“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我已经执有的留洋肄业局，它目前正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地予以维护，又该怎么办？我在考虑，如果我不久被调往华盛顿，那么接替我在肄业局工作的谁能像我一样热心地去关心学生们的福利？这真犹如把父亲和他的孩子们分离开一样。”@ 7容闳把教育计划比喻成自己的“孩子”，表明容闳舍不得离开当前的职位，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更愿意不领受驻华盛顿公使的职位，而依然只留任留学教育委员，就是为了把肄业局事业贯彻到底直至最后成功这唯一目的。”@ 8他一心想完成教育计划，以此为中国的近代化贡献力量，但清政府似乎另有所谋，仍委任具备西學经历的容闳为副使，让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服务。政府的决策显然违背了容闳以教育振兴中国的初衷。容闳致力于完成教育计划，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却受到清政府决策的频频干涉。在容闳看来，虽然作为驻美大使同样是为国效力，但殊途并不同归。

1881年，在容闳赴任后不久，教育计划就被叫停。当时留洋肄业局委员向政府呈词，称留学生西化现象严重，请求政府终止教育计划。容闳得知后极力向清政府去信挽留并寻求美国权威人士给清政府写信请求保留这一计划，但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教育计划最终被勒令停止了。容闳竭尽全力求助美国友人，这足以证明他想为中国培养出一批现代化人才。而后世的事实也证明，重新开启的留学选派计划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即便如此，当时容闳的观念却是不被认可的。清政府用一系列的政策遥控着容闳，这让容闳与其矢志报国的想法背道而驰，终落得不被清政府信任的境地，被迫游离在中国政治的边缘，流散身份也因此变得越发清晰。

作为西学人才，容闳认为只有接受西方观念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国的西化改革，但是清政府当时似乎并没有能力理解容闳的观念，反而对容闳产生了猜疑，通过让容闳遵守政府的命令对其实施牵制。容闳因而一再受挫，不受重用，爱国抱负难以施展。所以，尽管容闳为中国清政府效力，却是不被政府完全接纳的。因此，他接连因清政府干涉而挫败的抱负将其流散于中国边缘的身份突显无遗。

二、身份找寻：夹缝中的挣扎与反抗

容闳面对来自中国域外主导力量和美国的种族排斥时，陷入了对身份定位的迷惘之中。当靠近中国——他的祖籍国的时候，他受到猜疑和牵制，而想要拥抱移居国——美国时却遭到排斥和孤立。虽然他陷入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夹缝，但他并未消极接受中美双边力量对他的影响，而是通过反抗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身份是多重的、与具体背景相关的、处在质疑中而又随着具体条件而变化的。”@ 9正如双重主导理论范式所陈述的那样，要想完全了解在双重主导结构之下美籍华裔的挣扎、迷惘和最终找到自我定位的过程，就要深入挖掘外在的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和这一主导结构内部的两个支柱之间的互动关系# 0对华裔的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结合容闳的生命历程，以当时中美双边关系为背景，通过分析他的反抗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早期美籍华人在面对流散者这一身份时所采用的应对策略。

1828年至1868年，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美国建国不足百年，且国内南北方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两国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基本上坚持各自的对外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海禁政策对海外侨民有着严苛的规定，如：海外侨民不享有清政府的国民保护，严禁海外侨民回归祖国或是埋葬在中国。# 1祖籍国的排斥挑战着容闳对中国的认同。面对这一挑战，容闳选择用靠近美国文化的方式来对抗与之俱来的无助感。因此，他于1852年选择加入美国国籍，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国公民，他的服饰和头型也全然西化。他从文化和精神上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是他面对来自中国域外主导所带来的身份危机时所采取的解决措施。# 2但是同时，面对着祖国衰败的情景，他的“中国性”又被唤起，于是他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教育救国计划。为实现“教育计划”，回到中国后他不断更换职业，一步步艰难而执着地为接近清政府重要官员不懈努力。

直到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两国进入了正式建立国际交往的时代，也就是第二个阶段：1868年至1882年。虽然1873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产生了排华情绪，但是两国关系在这一时期还是处于相对友好的状态。这在《蒲安臣条约》中有所体现：

第五条：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使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为有益……

第七条：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之人民一体优待……# 3

面对这一契机，容闳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教育计划”，虽然他的西学观念当时很难被认可，但是清政府的官员对他委以重任，最终他的教育计划得以在1872年实施。# 4在全部留学生被送往美国后，容闳又被任命为驻美副公使，但是他毅然请辞，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已经出现了排华倾向，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救国计划才能为当时同被美国主流力量所排斥的华人发声，因为弱国无外交。# 5但是请辞并未得到允许，他担任起了这一职务，在任职期间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籍华人被边缘化的进程。如在1879年，《排华法案》已经递交至美国总统，但是当时未予以通过。而此时正是容闳担任驻美公使时期，他极力反对美国国会针对华人的立法，这是他对当时美国“白人至上”这一观念的最好反击。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美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即1882年至1912年，容闳陷入了前后两难的尴尬境地。1882年，随着《排华法案》的颁布，中美双边关系迅速僵化，随后接连颁布的针对华人的相关条约，似乎都意味这一趋势无可挽回。因为教育救国计划中途夭折，而容闳力图实现对中美双边主导力量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1898年，容闳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同时又失去了美国身份。# 6对清政府来讲，容闳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而在美国政府看来，他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被同化的“外国人”。来自中美双边的主导力量让容闳的身份困境更加凸显，究竟该向哪一方量靠拢才能摆脱这一困境成为晚年容闳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从1902年至1909年容闳所创作的自传中，似乎能看出他试图为摆脱身份尴尬处境而做出的不断尝试。在自传自序中，他写道：“一向作为东西方文明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的心灵世界发生彻底的变化……那不就奇怪了吗？我的情况的确如此。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减弱。”# 7这似乎已经证明了他的选择——爱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双重主导结构影响的结果。自传中十七个章节都在讲述他对于中国的热爱与贡献，甚至在垂危之时他命令自己的儿子们报效中国来完成他的遗愿。# 8而他在自传中却完全未提及美国国籍和与白人结婚的问题也证实了这一点。外在的因素无法更改他对自身身份定位的坚持，这也是他对抗散者身份的最佳写照。

三、结语

本文基于双重主导理论范式分析了早期美籍华人容闳对自身流散身份的书写。一方面，受美国“白人至上”观念所导致的种族排斥影响，他始终未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处于一种流散状态；另一方面，在域外主导影响下，政府利用一系列的政策和命令牵制着容闳，使其抱负难以施展，导致他也长期游离在中国政治的边缘。在双重主导结构的影响下，容闳被夹在中国和美国的夹缝之中，在动态的中美双边关系背景下，不断进行着挣扎与反抗。容闳的挣扎与反抗体现了他作为流散者主体为争取身份认同所做出的努力。如今全球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流散”。面对这一身份困境，容闳似乎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感谢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生命写作》课程贺秀明老师对本文给予的全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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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籍華裔生命写作与中美文化交流研究”（项目批准号：HB19WW009）的研究成果，受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作 者： 唐晓鹏、陆婉莹、王世琦，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