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泽

（贵州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在学界，由技术进步而诞生的新兴互联网服务所造成的工作交互行为被称为工作连通行为。Richardson 等学者对这一概念作了早期经典定义：工作连通行为是指个体在非工作时间通过通信设备和技术处理工作或者参与职场社交的行为。诸多研究关注了工作连通行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因素，发现工作连通行为能影响员工行为（Hill 等，2003）。但也有学者切换视角，认为工作连通行为的出现使得个体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对一些个体而言，这种界限间的模糊可能会使得工作连通行为不仅不能减轻员工的日常任务压力，反而会作为一种额外压力源增加了工作负担，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因此有学者从个体意愿角度出发对工作连通行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个体由于身体疲劳、日常压力过重等情况渴望在非工作时间实现自我恢复，这种需求会减少其工作连通行为（Duranová 和Ohly，2016）。可惜的是，现有研究虽然观察到个体层面的差异性影响了员工的工作连通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积极或消极的结果，但少有研究分析工作连通行为会在何种不同层面的情境下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解答如何在管理实践中把控工作连通行为使其输出积极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Duranová 的观点，由于员工渴望在非工作时间实现自我恢复，员工会减少其工作连通行为的频率（Duranová 和Ohly，2016）。……